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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見鍾情
如果說家庭是一個能避風雨的港灣，那麼，屬於我的這個港灣，則充滿了寧靜、溫馨與甜蜜。我對此倍加珍惜！可以說我多年來的一切努力與追求，無不是爲着建設、完善與美化這個屬於我和我妻子、兒子共有的港灣。
我在我的妻子面前具有三重身分：首先是丈夫、其次是老師、大哥。這三種身分時時提醒着我對她的三重責任。
1977年，我從西南師範學院(今西師大)音樂系畢業，分配到江津縣師範學校擔任音樂專業班教師。而在三年前，我正是從這所學校破爛不堪的音樂教室的講臺上衝出江津，走進西師的。
十七年前，我在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說集後記裏如實地記下了這段歷史：
江津縣師範學校的音樂室，權做了考場，365位緊張得臉上或紅或白或青或紫的知青在二十幾位目光炯炯的考官的注視下，輪番登臺，厚顏無恥地吹拉彈唱，老天保佑，我竟取了個頭名狀元！憑着一曲《草原上的紅衛兵見到了毛主席》，我‘一馬當先’衝進了西南師範學院音樂系的神聖殿堂！不料世界卻是一個不大的圓圈，三年後，我畢業後分回江津縣師範學校擔任專職音樂教師，居然在那同一考場中正襟危坐，虎視耽耽地面試一個個緊張得戰戰兢兢的考生，所有考生的衣食飯碗人生前程，全憑我一句話定奪。可是，藝術上的評判並不是唯一的，我的抽屜裏還塞着一份校內校外大大小小的領導交辦的關係戶的名單，這涉及到我的生存環境，我不能不加以考慮……結果，通過的狂喜得敬祝我萬壽無疆，落馬的卻恨不得我立即暴病身亡，我真想將他們一個不剩全部收下，可是……唉，那行嗎？”
我的妻子恰恰就是後記中所述的那次由我主持的考試中數百名考生中的一員！那是1978年。她成爲了江津師範學校音樂專業班的學生。
當我第一眼看見她時，我首先注意到了她的美麗——這種注意不僅僅是出色異性對我的吸引力，同時也是本學科的業務要求——她不僅美麗，而且體態十分的苗條勻稱。那一刻，我甚至覺得她的嘴脣、眼睛、以及整個青春勃發的身體都向我洋溢着親切而愉快的微笑。
她是經我考試後收下的12名學生中最出色的一個。她的名字叫胡曉紅。 那時的工農兵大學生頭上還籠罩着政治的眩目光環，讓人不敢不敬，加之我人年輕(25歲)還能拉一手不錯的小提琴，隔三岔五地在報刊上發表一點音樂作品，所以熱心爲我作伐的同事不少，卻因爲我心爲她所佔而一概婉謝。
眼睛是心靈的窗口，時間久了，19歲的女學生自然也就能從我這老師的眼睛裏看出隱含着的其它的東西。然而讓我感到安慰和大受鼓舞的是，她並不懼怕我的這種不太正常的目光。而且正因爲我的心中隱藏着這樣一種感情，我才更加渴望着在她、在班上、在全校的師生面前抓住種種機會展現自己的才華和品質。於我來說，“爲人師表”是遠遠不夠的。
我的學生們也是畸形社會造成一個奇異的羣體，我這老師還是個未婚青年，而學生中居然巳經有了不少當爸爸當媽媽的。這樣的過來人對男女之事自有一雙火眼金睛，我心中的想法，又怎麼能瞞得過他們呢？這些“爸爸”“媽媽”們爲感謝我的“傳道授惑”，也就把爲我牽線搭橋當成了對我這師尊的回報。這反而弄得我和她都有些不自在起來。而這種不自在，無異於一種“供認不諱”。
而最終將這隔在我與她之間薄薄的一張紙挑破則得益於我的一次牙痛。學生們都到寢室裏來看望我。曉紅當然也來了。然而不同的是，她是獨自前來的。還給我帶來了一把“狗豆芽”(一種中草藥)和20個青皮鴨蛋，說，她知道一個民間單方，用“狗豆芽”煎青皮鴨蛋，吃了可治牙痛。這“狗豆芽”，是她剛剛去野外採來的。
我沒有放過這個機會，不僅吃了她送來的青皮鴨蛋和“狗豆芽”，還鼓起勇氣趁熱打鐵地把我和她的關係明朗化了。她當然毫無拒絕之意，否則，便不會有下面更加激動人心的故事發生。
2、捉“奸”捉雙
我和曉紅的地下戀愛進行到1979年的六一兒童節晚上，終於暴露於世，並被當做“桃色大新聞”極快地傳遍了全縣。
六一晚上，學校在操場上放露天電影。
殘陽如血，夕暉將校園弄得一片豔紅。我正在教師樓的單身寢室裏吃晚飯，忽地響起了輕輕的敲門聲。開門，恰似一股清風撲面而來。她剛洗過澡，瀑布般的一頭長髮隨意地披散在腦後，臉龐上紅撲撲的。她穿的是一件雪白的連衣裙。
我問她爲啥不去看電影。她說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訴我。她說的這“重要的事情”對我來說可不是個好消息。我們倆明確關係後，我曾叫她暫時對她父母保密，待她這一年的八月分畢業後再講不遲，可她卻不顧我的勸告——事後她告訴我，因爲在她心中，我太理想太完美了，大學畢業，有穩定的收入；報刊和縣裏、地區的舞臺上時有作品，算得多才多藝。她以爲她的父母絕對沒有理由會反對——然而始料不及的是，她那在小學校裏教了一輩子書的母親卻勃然大怒，堅決反對女兒和一個教師講戀愛！而且振振有辭地說：“我教了一輩子書，受了一輩子窮，在中國，最沒出息的就是教師！”
存在決定意識——我迄今認爲，在當時那樣的社會現實下，她母親說的絕對沒錯。
她母親把物質當做了愛情的先決條件，她錯了；她母親以爲我這個年輕的教師永遠不可能創造出豐厚的物質，這後一點上，她更是大錯特錯了。
曉紅現在來，就是將母親的態度，以及她矢志不改的決心一併告訴我。
門當然得關上。隨着夜幕的降臨，大操場上的電影巳經開始了。我的寢室的窗口面對着長江，半輪銀月高懸。四處是一派的寧靜。聽着她的表態，我的心感動着……
正感動，兀地，電燈突然熄滅了。
她在黑暗中緊張地問：“怎麼回事？”
我安慰她：“沒啥，又是停電。”停電是經常的事。我絲毫不可能想到我和她巳經落入了一個冠冕堂皇的陰謀裏。
這時，樓道里亂紛紛的，沒去看電影的單身老師們大聲咋呼着怎麼搞的，其它地方都沒停電，怎麼就停我們單身教師樓的？ 我聽了不由地緊張起來！這時倘有人闖進來，瞅見這黑屋子裏呆着一對寂然無聲的青年男女，還不容易產生點想法？
我輕輕地移到門邊，將暗鎖上的圓鈕撥了一下，將鎖關死。我想，即或有人來敲門，也不會懷疑屋裏有人了。
然而，製造這場陰謀的人卻是胸有成竹——事後我們才知道，當她獨自前來單身教師樓的路上，便巳經被學校的團委書記注意上了，便一路跟蹤，看見她進了我的寢室。於是，團委書記立即拿定了一個主意：捉姦捉雙。這位團委書記來自農村，當學生時成績很糟糕，他之能留校，主要是沾了教育局長的光，他是那局長的什麼親戚，而且有關他的留校教師裏有着這樣一則傳聞，那一屆學生畢業前，教育局長特地給師範學校的校長打招呼，把這名學生留校工作。校長爲難地說：“這事不太好辦，你說的這個學生留下來當教師，業務能力太差。”局長卻十分驚奇而且振援有辭地說：“業務差就教政治嘛，這麼簡單的事，有啥不好辦的？”校長頂不住壓力，就把這名學生留下來教政治，可學生們卻不賣他這政治老師的帳，常常把他弄得瓜兮兮的，嚴重時甚至發展到轟他下講臺。學校沒法，只好把他從講臺上請下來，進辦公室當上了容易得多的團委書記。
所以生活得肯定很壓抑的團委書記十分地想表現自己的能力和工作積極性——我是教師裏的共青團員，曉虹是學生裏的共青團員，團委書記作爲我們倆共同的領導如果他是真誠地擔心他的部下會控制不住感情不慎墜入深淵，那麼，他完全有多種選擇可以挽救我們，可他，卻把今晚當成了一個老天賜予他“表現”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團委書記的智商並不低，他知道捉姦的最佳環境當然不是在大亮堂堂的屋子裏。於是，趕緊去叫來兩名校工，一行人躡手躡腳地摸到底樓的樓道口，拉下了保險，使整棟單身教師樓籠罩在黑暗之中。隨後，他們才英勇而興奮地撲上樓來，直奔我的寢室。
門上初初響起敲門聲時我尚不緊張，可是，當那敲門聲經久不息，而且響起了團委書記(他過去從未來過我的寢室)的叫門聲時。恐懼頓時攥緊了我……那一瞬，我的腦海中一片蒼白，背溝發冷，我太清楚在這樣的情景下開門後將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縱使我長有一千張嘴巴，也沒法解釋清楚了。黑暗中，我看不清曉紅的神態，但是，我卻知道她的害怕遠甚於我，因爲，她是一個在校生，一個比我足足小了6歲的姑娘。
我豎起一個指頭，在朦朧的月光中向她前搖了搖，示意她沉住氣。我想安慰她，這可能是團委書記有事來叫我，只要不出聲，他敲一會門以爲屋子裏沒人，就會離去的。可是，兩三分鐘後，待到門外出聲的人一多，我就知道大事不好，他們肯定是帶着目的來的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只有上前將門打開。
在這樣的情況下打開門，結果只能是證據確鑿，年輕的男教師和美麗的女學生雙雙當場落網……
醜聞極快地漫卷了校園，漫向了附近的白沙鎮，而且極快地傳遍了全縣。
我被逐下了講臺，每日除了寫檢討還得去學校的油印室爲專司油印的校工當下手。全校教師會上，領導發動教師們“幫助教育”我，從我的生活嚴重失足一直深挖到我來校後拼命學習業務知識，到處發表音樂作品完全是爲了實現資產階成名成家的卑鄙目的。我面對濟濟一堂的同事們，憤慨而無濟於事地解釋着、抗辯着……我痛苦地大呼：“作爲一個人民教師，我絕對沒有玷污師道的行爲。不要說我們沒有幹過你們說的那種醜事，我用我的人格向你們保證，迄今爲止，我連她的手都沒有碰過一下！”可是，我從他們的眼睛裏明白看出，誰也不相信我的話，因爲沒有人會認爲一個人——包括他們自己——的人格有多麼值價。
曉紅同樣被停課，逐回白沙的家中閉門思過。
那是一個觀念換代的年月，年輕的學生們無疑走在了因循守舊的領導和教師們的前面。在我最爲落魄孤寂的時候，是這些比我更年輕的男女學生們悄悄地、有的甚至是公開地安慰着我、支持着我，而且，他們居然還敢在那樣的高壓情形下爲我和曉紅當起了地下通訊員——讀着曉紅用寫檢討的紙寫來的鼓勵我的信時，我除了感動，便是羞愧……
學校領導對此事件是極其認真的，由於我和曉紅均堅決地否認我們有作奸的事實，最後，學校派出校醫，把曉紅帶到白沙鎮醫院，由婦科醫生作了檢查。科學的結論最終爲我們洗清了不白之冤。我得以重登講臺，曉工也回到了學校。但是，我和曉紅戀愛的事實我們卻巳供認不諱，而於我這同樣是極其嚴重的錯誤，不宜繼續留在師範學校任教。
3、同飲一江水，迢迢兩相思
這一年的暑假時，曉紅畢業了，她被分到了白沙上游30餘華里的永興區山口公社金寶村小。而我則被一禪杖打到白沙下游60餘華里的仁沱區順江公社貓兒沱小學(與銅灌鐸火車站一江之隔)，教帶帽初中班。那是長江邊上一個巴掌大的小漁村，我教的孩子主要是漁民和船民的子女。我和曉紅同在江之南，同飲一江水，然而除了元旦、國慶必須有兩天以上假期的節日裏我們才能匆匆地見上一面外，平時的日子裏，我們只能靠鴻雁傳書，遙寄相互的思戀。
正因爲極難見面，故而每一次的見面才爲我們倍加珍惜！
我迄今還清楚地記得1979年的國慶節我第一次去看望她時的情景。我從貓兒沱過長江，到江北坐火車到白沙車站，再過長江經白沙鎮出城沿江而上(江津師範學校就在城郊兩公里處，爲我必經之地，但，我卻寧願繞道而行，也不從學校穿過)。那是一個極好的天，陽光燦爛得有些過分。我獨自在婉蜒於起伏丘陵之上的山道上疾疾而行，因爲即將見到心愛的人，心中極其亢奮。登上一座高坡，腳下的谷底鋪滿了在風中涌涌蕩蕩的苷蔗林。一條青石板小道落入林中。從曉紅給我的信上我知道，這地方叫做觀音溝，過溝，登上對面的山坡，還有五里地便到她所在的山口小學了。
我鑽進苷蔗林，象魚兒遊進水中……天光倏然一暗，高高的蔗林淹沒了我。
突然，一小塊泥土砸到了我的身上。我頓住腳步，目光疾速往泥塊砸來的方向尋去。緊跟着，蔗林中響起了幾聲貓咪的叫聲……我聽出來了，一股狂喜之情陡然涌上心頭，我向着貓咪的叫聲追去。很快，我看見了一個白色婀娜的身影，而且那貓咪聲還變成了一串銀鈴般的笑聲。蔗林“嘩嘩”地響，白色的小精靈時隱時現，笑聲象豎琴刮奏出的高山流水之音……我向着白色的小精靈追去……我追上了她，並且把她第一次緊緊地抱在懷裏……啊啊，朋友，幸福是什麼？它絕不取決於地位、權力、金錢以及浮名，幸福的本質難道不就是一種心靈感受！但它並非就深藏在每一個人的心中……毫無疑問，那一刻，我們倆同時感覺到自己成了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從1979年的夏天到1981年的9月，我們就這樣極難得也極珍貴地往來着。而尤令我感動的是，由於她的家人堅決不允許她和我來回，曉紅無數次地過家門而不入——朋友們請想想，一個女孩子獨自走30裏山路，到了白沙鎮後卻不回家中歇一歇，喝口水，徑自到江津縣城，或是貓兒沱與我相見，那需要多大的決心與魄力！ 曉紅是母親的獨生女兒，她的執迷不悟使她的母親痛不欲生，痛極生怒，居然在節假日的時候拿着棍子到江邊囤船上攔截她。暴力之下，曉紅的態度是，不接納羅學蓬，她決不回家。——後來，直到我們的孩子巳經3歲，曉紅的家人無奈地接受了我之後，她才帶着丈夫與孩子第一次回家——前年，孤獨一人的岳母退休以後，我們主動地將她從白沙接到了家中，和我們一起生活，而且，我和妻子堅決不收她一分錢的生活費。岳母清貧了一輩子，來到我們這個巳經提前進入小康水平的家庭中，也就有條件把他們那一代人失去的許多幸福奪回來――這當然也就讓她在她的老友中時發幾句真誠的感慨同時也使她成爲了一位受老友們議論頗多的人物。
4、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裏
佛洛伊德在其“性論”中認爲，男人的一切表現、奮鬥、追求，無一不是爲了取悅女性。我就其自己的親身體會，認爲佛翁的理論確有一定道理。因爲，的的確確，我在學習上、工作中的巨大動力，完全是來自於曉紅。爲了她，我必須出色的工作；爲了她，我必須掌握更好的謀生手段，以保證她能一輩子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除了“取悅”於曉紅，我還有一個想法，我要以自己的努力來證明，羅學蓬不是一個壞人，也不是一個庸人。無論幹什麼，我都能幹得出色！靠着如此巨大的精神動力以及強烈的創造欲，學音樂的我卻能將中學語文尤其是語文教學中的作文寫作教得來別開生面有聲有色，並且有資格爲全區的中小學語文教師上作文教學示範課。
然而，當我在區鄉成爲一位小有名氣的語文教師後，許許多多的區鄉權勢者通過各種關係，拼命把自己的兒女轉到我的班上來。這絕非是真正意義上的對知識的尊重，當知識被巳經逐步正常起來的社會重新肯定了它的價值後，權勢者們又迫不急待地企圖對知識實施壟斷罷了。這迫使我不能不重新考慮我的人生價值以及我今後生存的策略。
因爲，1980年10月我們在貓兒沱結婚時，洞房之夜，我曾鄭重地向新娘許諾：“你知道，命運巳經註定我是個一輩子吃業務飯的人，我不具備去努力尋求一官半職，讓你享受夫榮妻貴滋味的條件。但是，我決心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十年之內辦成三件事，在事業上搞出點名堂；從農村打回城裏去；確保一家人能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而現在，爲實現這三大戰略目標，我必須調整自己的策略。我在鄉間辛辛苦苦地賣命教書――用“賣命”二字決不是浮誇，我常常通宵達旦地備課，批改作業。一次校長夜裏三四點鐘起來上廁所，曾親自將還在寢室裏爲學生批改作文的我“當場拿獲”。校長大受感動，不僅多次在他能發上言的地方竭力表揚我，而且把我叫到江邊上散步，非常誠懇地表示，要我先出任學校的教導主任，以後再當他的接班人。我同樣誠懇地向他表示，我根本就不想在貓兒沱紮根一輩子，當了領導，我就沒辦法挪窩了。
放棄了當領導，我卻擠上了文學創作的獨木橋。我這人有一個特點，看準了的事那就象餓螞蝗一樣地叮上去，不把它鑽深鑽透決不鬆口——這一叮，就叮到了現在，看來還得一輩子叮下去了——教書之餘，我開始了文學創作，單身漢，精力過剩，我常常是吃過晚飯，碗一丟就開始寫作，沒有電視，沒有收音機，也沒有任何干擾，悶着頭一直寫到第二天凌晨，衝個冷水澡，又拿着尚未洗的碗去打早飯。嚴冬之夜，冷不可擋，我則將被子纏在腿上，外面用繩子紮緊，伏案照寫不誤。
1981年暑假，爲把曉紅調來和我在一起，我們夫婦雙雙調到了離縣城稍近一些的支坪鄉，我在鄉小學教帶帽初中。她在五里之外公路邊上的一所村小。我們的家，就安在村小裏，而且，就在那裏，妻子爲我生了一個兒子。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們最窮的一段時光，同時，卻又是我們最溫馨最甜蜜最充實最爲我們夫妻所珍視的一段時光——所以，我能以我的切身體會證明一句話：居家過日子，金錢無疑是重要的；但是，幸福絕對不是建立在金錢的基礎上。
無論颳風下雨，我每天必須來回四趟走20里路，傍晚回到家裏，我首要的任務就是扛起鋤頭，將村小四周的荒地開墾出來，然後種上各種各樣的蔬菜。我當過四年多知青，農民能幹的活我都能幹，農民幹不了的我也能幹，因爲我比農民有文化有知識。科學的種植加上百十個學生提供的充足的肥料，使我的菜園子青蔥油綠品種豐富，讓周圍的農民們羨慕不巳。而羨慕的結果弄得我苦不堪言。農民中的屑小之徒常常夜襲我的菜園子，讓我防不勝防，徒喚奈何！
我絕對沒有打算在這裏呆上一輩子，但我卻認真地做好了呆上一輩子的打算。我以校爲家(整個村小僅有兩名女教師)在校地裏栽上了桃、李、廣柑、香蕉、葡萄。而每天吃過晚飯，我就將自己關在一間小屋裏，在油燈下開始了伏案寫作。妻子關心我，揮汗如雨的炎夏，她會不時地給我遞上一塊涼水裏擰出來的毛巾，寒氣逼人的冬夜，她總忘不了給我捂上一個暖意融融的小烘籠，讓我夾在腿縫裏。我每天必定獨自呆在一間小屋裏寫至深夜，爲節省開支，燈裏是柴油，柴油燒久了浮塵很重，再兼天冷門窗緊閉，幾個鐘頭過去，我的臉上彷彿鍍上了一層黑釉，兩個鼻孔也鑲上了一道黑圈。
辛勤地墾耘終於顯露成果，我的一些中短篇小說開始發表了。每一次拿到樣刊和稿費，我是那樣激動地向妻子邀功報喜。妻子也由衷地高興，當然不僅僅是爲那雖重要卻不太多的稿費……每個星期天，我們都要去十里外的仁沱趕場，備辦一週的生活必需品。我挑着籮筐，曉紅揹着背篼，和農民一起絡繹在鄉間的小道上。我腦子裏永遠鮮活着那一幅幅色彩絢麗的生動畫卷。我的籮筐裏挑的是糧食，曉紅的背篼裏裝的是幾斤鹽，幾把菜秧，幾十個雞蛋，偶而也會有幾尺色彩斑斕的布料，逢上年節，曉紅的手裏還會提上一刀豬坐墩兒，山道上，那紅鮮鮮白生生的豬肉一甩一甩，招來好多饞巴巴的眼睛啊！……那隱沒在竹林中的白牆黑瓦，那爛漫着雜色野花的田間小路，在燦爛的陽光下輕拂的禾苗，在雞蛋般大小的鵝卵石上嘩嘩流淌的小溪，在柑子林裏撒歡奔逐的小牛犢，全都因爲曉紅的存在而在我心中顯得清晰生動，充滿溫馨。
朋友，您一定能理解我的本意絕對不是謳歌貧窮，而是爲曾經貧窮的我們在清貧的生活中居然能有自強不息的心態與苦中作樂的手段因而多少對自己有那麼一點點肅然起敬。
也就是在我們開始共同生活以後，我才更加全面地體會到我妻子的可貴。是的，對於一個妻子來說，僅有美麗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她拿出平凡的獻身精神無微不致地關心照顧丈夫和孩子。需要持家的精明與能幹，特別是在經濟極其窘迫的情況下充分地發揮出她的聰明才智，把一個銅板當成兩個甚至三個銅板用；需要她吃苦耐勞的精神，使清貧的家庭處處顯得乾淨清爽，讓每餐端上桌的粗茶淡飯，香噴噴熱乎乎，分外可口——當我們現在經常爲下一頓不知道該吃什麼而犯愁的時候，我們便常常會懷念起那一段難以忘懷的日子——從某種意義而言，雞鴨魚肉，真的未見得就比蘿蔔青菜可貴。而令我感動的是，看似嬌弱而且在家中是獨生女兒父母掌上明珠的妻子，一切做得來無可挑剔。
當然，生活也並非全都是輕鬆的浪漫曲，然而刻骨鉻心的時刻恰恰膨脹了我與清貧窮困作抗爭的勇氣和決心——半夜裏，一場雷陣雨驟然襲來，門窗在吱吱嘎嘎地作響，破房爛屋在狂風暴雨中飄搖，房頂的瓦被狂風成片刮飛，閃電象火蛇一樣在屋裏亂躥，雨鞭在屋裏亂掃。我抱着嬰兒躲在通往廚房的門下，將上身佝着，儘量避免讓兒子受到碎瓦狂雨飛沙的襲擊。曉紅則用雙臂張開一牀被子，蒙在了我和兒子的頭上。那一刻，我在風雨中淚如雨下，象受傷的狼一樣嚎叫起來：“曉紅，我們一定要打進城去！我一定要讓你住上一套能避風雨的房子！做不到，我就不配做你的丈夫！”
1982年，喜訊接踵而至，那是改變我命運的一個重要年頭。先是江津縣文化館將我調進城裏擔任文藝創作輔導幹部，剛剛報到幾天，《四川文學》又來函抽調我去編輯部“看稿”(看稿是四川文學編輯部長期堅持的培養本省作家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手段。如現巳仙逝的文學大家周克芹等，均在未成名時被《四川文學》抽調去看過稿)。
那時，我的兒子纔出生3個月，我一個人遠離妻兒，孤身來到新巷子19號。那是前清時一位鹽督的大宅院，古色古香，內外兩進花園，中間過廳兩側的廂房是編輯部辦公室，沙汀住內花園正廂(沙老時在北京，由其女兒楊鋼紅一家住着)，艾蕪一家住內花園右邊廂，我則獨自住外院。晚上人去屋空，偌大宅院，就我們三家人燈火相向，彼此爲鄰。
我深深地知道我肩上壓着的責任，所以我在獨處省城的一年時間裏，除了看稿就是寫稿、參加各種各樣的文學研討會，得以經常地混跡於一幫著名的文人墨客之間。雖然任何大師也不可能教給我一套在文學作品上的“點石成金”之術，但重要的，這一年的生活不僅開闊了我的眼界而且提高和強化了我創作時的心態，使我在下筆時充滿自信，也使我從此比較順暢地走上了專業文學創作的道路。
由於我的努力得到了社會的承認，1986年，在上級部門的關心下，我妻子終於從鄉下調進了城裏。1989年，我被重慶市文聯破格評聘爲“文學創作二級”，成爲江津唯一的副高級作家。1996年，我終於靠巳比過去多出許多的稿費購置了一套還算寬敞，裝修得也還算別緻美觀，絕對“能避風雨”的房子。我這一生中兩次重要的時刻對妻子許下的四條諾言，可以說全部實現了。
迄今爲止，我與曉紅巳經一起生活了20個年頭，令許多朋友熟人既驚奇又羨慕的是，我們倆似乎連口角之爭也未曾發生過。但，這不是事實，夫妻之間不可能沒有點磕磕碰碰的事，而終未燃起戰火以至造成“西線無戰事”這一現象的原因委實是因爲妻子的性格極其溫柔，也極懂得以柔克鋼，每當我發火的時候，她絕對不會迎着風浪上，“越是艱險越向前”，而是莞爾一笑，嬌聲道：“你比我大6歲，你是哥哥喲，啷個還好意思對妹妹發脾氣？”她這樣的手段，恐怕連怒目金剛也發不起火來。而待事過之後，她又會平心靜氣地指出我的缺點，而這樣的時候，我就只剩下向他賠不是的份了。
上帝是公平的，它給了世上的每一個人兩杯酒，一杯是甜酒，一杯是苦酒。有的人迫不急待地一口喝光了甜酒，剩下的當然只有苦酒了；有的人則先喝光了苦酒，然後再慢慢地品味甜酒。而這兩類人恐怕都是少數，更多的人則是把甜酒與苦酒摻合在一起喝，那滋味，恐怕就不僅僅是甜與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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