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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爲家愁爲國仇”
公元1927年4月28日下午，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充滿血雨腥風的時刻。
北平，京師第一監獄內，高牆環繞，軍警林立，黑雲如帳，悲風呼嘯。隨着一串叮叮噹噹的鐵鐐曳地聲，以李大釗爲首的20名革命志士，大義凜然地登上了聳立在監獄內的絞刑架，以自己寶貴的生命，實踐了爲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誓言。
在這一批殉難的烈士裏，有一位來自四川省江津縣的年輕人，叫譚祖堯。
1922年，剛滿19歲的譚祖堯考入了國立北平藝術專門學校西畫系，第一次離開巴山蜀水，來到了繁華的京都。
二十年代的中國，外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內受軍閥官僚地主豪紳壓榨剝削，中華民族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譚祖堯到北平後，積極投身革命活動，並很快在鬥爭中表現出卓越的組織才能，受到李大釗先生的器重。1923年，譚祖堯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爲李大釗手下的一員干將。當時，李大釗先生既是中共北方局的負責人，又是國民黨北方部的執行委員。譚祖堯則身兼兩處祕書，直接在李大釗領導之下工作。這時，陳獨秀創辦的以李大釗、胡適、魯迅爲主要撰稿人的《新青年》巳經停刊，譚祖堯便創建了“新軍社”，並創辦了《新軍雜誌》，爲團結北平的進步青年，宣傳馬列主義，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時人譽《新軍雜誌》爲《新青年》之再現。
年輕英俊，風度翩翩，才華橫溢，並具有出色的組織與宣傳能力的譚祖堯，也逐漸成爲進步青年中的著名領袖人物。一次，藝專中畫系舉辦畫展，譚祖堯與幾位西畫系的同學前去觀看。驀地，一幅筆法細膩的工筆畫吸引住了他的目光，使他在畫前駐足良久。那畫左面一叢芭蕉，旁邊一位妙齡女郎亭亭玉立，若有所思地遙望天際，淡雅清新中似透出濃濃情意。右面則題有一首七絕：
碧玉年華初上頭，
何妨顧影學風流。
閒來卻旁芭蕉立，
綠透春衫未解愁。
譚祖堯不僅對詩畫頗爲欣賞，此畫的作者李婉玉，更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原來，這李婉玉經常爲《新軍雜誌》撰稿，譚祖堯知道她文章犀利，文風潑辣，卻未料到她的詩畫也如此出色。兩人雖系同校學生，但一個在西畫系，一個在中畫系，一直無緣認識。
譚祖堯觀賞良久，對陪伴他的江津老鄉、中畫系同學朱近之感嘆道：“真是詩畫雙絕，倘能畫成扇面，倒是一件高雅之物。”他全然不知李婉玉此時正站在他身後，聽見他這話，莞爾一笑，悄然離去。對這位出自藝專的風度翩翩大名鼎鼎的學生領袖，李婉玉早巳仰慕在心，如今得着這麼一個好機會能與之結識，她自然不會放過。
佳人與才子的初次相識，頗有點羅漫蒂克的色彩。
幾天過後，這位膽識過人的姑娘居然隻身來到西畫系，主動拜會譚祖堯。
這倒真讓譚祖堯又驚又喜，出現在他眼前的李婉玉，布衣素衫，清麗脫俗，猶如一朵出水芙蓉，一株臨風玉樹。通過交談，譚祖堯瞭解到李婉玉乃是一大家千金，其父在北洋政府海軍部供職，她幼秉庭訓，有很深的文學休養。李婉玉拿出一把精美的杭州摺扇遞給譚祖堯，大方地說道：“譚先生，我曾多次聽過你的演講，對你是久仰在心。這是我特意爲你畫的，請你也在上面題一首詩吧。”
這分明有一點“蘇小妹三難新郎”的味道了。
好在譚祖堯也是個才思敏捷之人，他將摺扇展開一看，扇面上的詩畫與畫展上的條幅的內容一般無二。他起身去桌上提起毛筆，在硯臺上潤潤筆尖，略一思忖，便揮毫寫到：
休教年華付白頭，
橫刀躍馬逞風流。
春衫綠透增惆悵，
不爲家愁爲國仇。
譚詩緊步李詩之韻，然情志意趣，則遠非李詩所能比。
“好一個不爲家愁爲國仇！李婉玉不禁失聲讚道。“譚先生憂國憂民，志向高遠，真是令我汗顏啦。”自此以後，譚祖堯與李婉玉往來就更爲密切，在譚祖堯的幫助下，不久，李婉玉參加了共青團。在白色恐怖嚴重的日子裏，她利用其家庭的有利條件做掩護，擔任了中共北方區和國民黨北方部的地下交通員，成爲譚祖堯親密的戰友和戀人。
決不離開李先生
1926年3月12日，馮玉祥的國民軍與張作霖的奉軍展開中原大戰期間，日本軍艦掩護奉軍軍艦駛入天津大沽口炮臺，炮擊國民軍，被守軍擊退。日本遂聯合美、英、法、比等八國公使，向北洋軍閥政府提出最後通牒，要求中國軍隊撤除大沽口炮臺防務。時稱“大沽口事件”。
帝國主義迫使中國政府開門揖盜的這一霸道行徑，激起了全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怒，3月18日，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北平學生和民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聲熱浩大的羣衆抗議大會。譚祖堯是這次大會重要的具體組織者之一。李婉玉也自始至終地參加了這場鬥爭。會畢，數萬羣衆擁往鐵獅子衚衕，向北洋政府請願，要求段祺瑞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不準其干涉中國內政，並反對北洋政府勾結張作霖發動內戰。在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唆使鼓動下，北洋政府竟然下令衛隊用大刀、刺刀向手無寸鐵的羣衆砍殺。激憤的羣衆(主要是學生)在譚祖堯等人的率領下，寧死不退，向鐵門衝去。衛隊開槍了，當場遭射殺而死的愛國學生有47人，傷者無數，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
時在北平讀書的朱近之、吳平地、龔燦濱幾位江津籍學生也都跟隨譚祖堯參加了這場鬥爭。
慘案發生後，段祺瑞在全國輿論的強烈譴責下被迫下野，張作霖則在日本的支持下入據北平。
其時，廣州國民革命軍巳揮師北伐，下長沙，克武漢，兩湖直係軍閥被驅逐，孫傳芳的五省聯軍被擊潰，大軍即將揮戈北上。而日本和張作霖則認爲，活躍在北平的國共兩黨的組織，是他們的心腹之患，必須在大戰爆發前堅決剷除之。
霎時，古都北平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國共兩黨的組織連遭破壞，黨員被捕被殺者衆，生死關頭，李大釗只得帶領譚祖堯等三名得力助手，避進了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附屬的中東鐵路局駐北平辦事處。即使在這充滿危險的日子裏，他們仍然通過李婉玉和外界保持着聯繫，繼續領導着外面的同志與軍閥勢力進行鬥爭。
當時，譚祖堯如果願意的話，他有兩次機會可以逃避開這場鬥爭。第一次是3月底，在海軍部工作的李婉玉的父親，探聽到張作霖即將對避入蘇聯大使館的革命者下毒手的消息，火速讓婉玉去東交民巷通知譚祖堯馬上離開北平去廣州，他巳用電話通知廣州方面的朋友爲譚祖堯暫謀一事爲安身之處。李婉玉也真地願意他離開，並表示願和他同赴廣州。但譚祖堯卻毫不猶豫地說：“幹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巳打定主意，寧爲玉碎，不可瓦全，堅決追隨李先生不回頭。只要李先生留在北平，我也決不離開。”
第二次則是譚祖堯的江津老鄉、中學同學、時在北大讀書的龔燦濱從一位在《京報》任兼職記者的同學口中打聽到張作霖要動手了的消息後，深夜冒險跑到東交民巷通風報信。龔燦濱在使館樓上見着了譚祖堯，告訴他情況巳十分緊急，必須馬上離開。譚祖堯帶上龔燦濱，一同來到李大釗單獨住的蘇聯駐軍營房，讓龔燦濱直接把情況告訴李大釗。李大釗聽罷情況，問了一下消息來源，雖不太相信，但仍向龔燦濱表示了感謝。然後在室內來回踱步，沉思一陣後口氣很肯定地說：“這地方是蘇聯大使館，按照《辛丑條約》之規定，中國軍警不得進入東交民巷外國使領館區。我認爲張作霖是故意放出風來，逼鳥出林，他好在外面下手……哼，進使領館區抓人，他張作霖雖是東北的鬍子出身，我看他也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韙。”接着，他又對譚祖堯說道，“我們一走，北平的黨組織就會解體，至少在很長一段時間工作會停頓下來。所以嘛，北平我是無論如何不能離開的。”
誰知道，4月6日的半夜時分，張作霖悍然派出一千多名軍警，封鎖了東交民巷使領館區，在蘇聯大使館蘇軍營房內強行捕去了李大釗、同時又在使館樓上捕去了譚祖堯、路有於、範鴻吉3人。躲藏在四川會館的北師大學生、江津人、共產黨員吳平地也同時被捕。其餘在各大專院校被捕的愛國師生有五百多人。
事後證明，各國公使團(蘇聯除外)爲了消滅“異黨”領袖，祕密與張作霖勾結，不惜暫時放棄一點特權，充許中國軍警進入使領館區抓人。
在李大釗和譚祖堯等人被捕的同時，敵人還擁進李府，抓走了李婉玉和也爲地下組織送過情報的妹妹李柔玉，把姐妹倆和李大釗的家人關押在草街子衚衕的監獄裏。
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事後回憶到：
“下午約摸四、五點鐘，譚祖堯同志的未婚妻李婉玉也被抓進來了，還有她的妹妹李柔玉。婉玉告訴我，她的父親是張作霖手下一名海軍大官，很有勢力，但是她沒有跟着她父親走，而是受譚祖堯的影響參加了革命。她和祖堯同志感情很好，當形勢惡化時，她曾幾次去東交民巷勸祖堯化裝離開北京，可是祖堯說什麼也不肯丟下我父親離開，……”李星華還回憶說，“我很佩服婉玉的勇敢，她在拘留室裏常常和那些壞傢伙作鬥爭，連那幾個女禁子都有點害怕她呢。”
烈女殉情而亡
4月28日下午，李大釗、譚祖堯等20名志士殉難後，龔燦濱悲痛交加，立即找到四川會館中謀事的鄉人吳清漢出面向江津在京人士募款160大洋，購置兩具棺木，兩匹白綢，前往京師第一監獄領出譚祖堯和另一位同時殉難的江津籍烈士吳平地的遺體，僱車送往南郊陶然亭四川義地安葬。
李婉玉在母親的陪同下，也趕到義地爲譚祖堯送葬。
生前在江津縣誌辦供職的龔燦濱老先生系筆者忘年交，曾對筆者回憶道：“當薄薄的棺木揭開時，只見兩位烈士的頸子上各有一圈烏痕，譚祖堯胸前還有碗口大一團血斑，可能是死前遭受毒打所至。李婉玉目睹愛人慘死，奮身撲向遺體，跪伏棺前撫屍痛哭，直至昏劂。我趕緊僱了一輛黃包車，讓她母親送她回家。”
江津籍畫家朱近之先生則在他爲江津市委黨史辦提供的一份材料中寫到：“我當時是和譚祖堯一起考入北平藝術專門學校的，他是西畫系，我是中畫系。祖堯是我老鄉，婉玉是我同學，我們三人的感情非比尋常。我和婉玉參加革命活動，主要是受譚祖堯的影響。祖堯自參加黨的領導工作後，不僅要裏裏外外聯繫組織工作，而且每次鬥爭無不親自參加，戰鬥在第一線。諸如‘首都革命’、‘五卅反帝鬥爭’、‘三、一八慘案’……諸役，他都衝鋒陷陣，非常勇敢，實爲進步學生的楷模。在‘三、一八慘案’中，他因救護李大釗先生而受傷，爲此還被送進醫院搶救。我回四川時，祖堯、婉玉和我相聚在北京前門火車站的候車室裏話別。婉玉不僅詩書畫皆佳，還擅弄琴。那天她抱琴而來，是準備送我登車後還要趕去城南參加一個琴會。我怕誤了她的琴會，堅持要婉玉先離去，祖堯一人送我就行了。我抱琴和祖堯送她登車，待她坐定後，我就跟她說：‘婉玉，我將於巴山蜀水間，敬待你和祖堯相伴歸來。’她開心地笑了，誰知這一別竟成永訣！祖堯犧牲以後，婉玉曾與我通了若干次信，她在最後一封信中寫到：‘君以英傑之姿，年輕有爲，而乃以愛戀革命甚於愛戀吾，甘赴危境，致罹於難。悔恨當時吾未能決然要求君與吾離開北平，同赴廣州，而今悔恨莫及，此生此世，何以自處？惟有抱恨終身，以淚洗面耳！’她那時真是悲痛到了極點。”
更爲感人的是，譚祖堯犧牲不久，李婉玉因悲傷過度而神經失常，拒絕醫治服藥，時常怒目圓睜高呼：“我必殺張作霖抱此血海深仇！”她悄悄買來一把匕首藏在腰間，渴望殺死張作霖爲祖堯和遇難的同志報仇。一個大雪紛飛的晚上，她乘人不注意獨自離家出走，來到座落在西城的順承王府(張作霖在北平的官邸)旁的一條小衚衕口，徹夜未歸。第二天天亮後，她巳經被凍死在雪地裏。裝斂時，家人才發現她的腰間別着一把雪亮的匕首。
譚祖堯和李婉玉雖早巳魂兮歸去，但他們用生命演繹出的悲壯的愛情故事卻會長留人間，讓後來者認識到：早期的共產主義戰士中，不僅有着衆多大馬金刀義薄雲天的熱血兒男，也有着纏綿悱惻風流瀟灑的才子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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