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3日，日本外務省解密的外交文件資料給史學家和國際關係學家提供了一批新的研究素材。從這些材料中，可以看到日本在對華關係方面發生戰略變遷的過程。特別是在臺灣問題上，早在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和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論之前，尚未對華建交的日本就曾經提出“兩國論”或“一中一臺”的政策建議。
日本解密外交文件的制度是從1976年開始的。根據日本外務省的內部規定，爲增加國民對外交工作的理解，原則上，外交文件經過30年之後可以列入公開之列，但是對國家安全、對仍在繼續談判的事項將產生影響的文件可以拒絕解密。因此，關於1960年日美安保條約修改過程等重要文件至今仍鎖在保險櫃中，使人難知真相。
上世紀60年代初，日益發展的新中國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中國重新進入聯合國、恢復合法席位已是大勢所趨。1961年3月，日本外務省開始研究中國加入聯合國後如何保留臺灣的席位問題，特別是1964年初法中建交後，中國進入聯合國已是勢在必行。此時，日本外務省亞洲局於當年1月28日製訂了一份絕密文件“臺灣問題研究課題案”，提出放棄“臺灣是中國惟一合法政府”的政策，以“一中一臺”的新建議維持臺灣在聯合國的席位。同年3月，訪臺的日本外務省政務次官向蔣介石提出了這一建議，但因蔣堅持“武力反攻統一中國”的政策，使日本的建議未能奏效。但後來，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於1965年1月與美國總統約翰遜會談時，日本向美國提出了同樣的方針，即“爲了遠東安全，希望以‘一箇中國一個臺灣’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對於這一段歷史，外務省美國局參事官的文件中記載了“維持與臺灣關係現狀的同時事實上承認共產黨政權，製造‘兩個中國’”的內容。
據分析，當時的佐藤政權提出“一中一臺”方案，主要是爲促進與大陸的貿易關係，調整對臺政策。從已解密的文件中也可看到，1963年，日本外務省國際資料部長就曾指出，“承認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對全中國的領導權將是造成遠東不穩的根源”。1964年，外務省在其內部報告《有關日華關係的內部考慮》一文中甚至提出了“臺灣應該舉行居民公決”的荒謬設想。
1972年，由於毛主席、周總理、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等兩國政治家高瞻遠矚的政治決斷，當年的9月29日，兩國實現了關係正常化。兩國政府在聯合聲明中明確寫入“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惟一合法政府。中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通過一系列的解密文件，可以看出戰後日本在對華、以及對我國臺灣問題上的戰略轉變過程。顯然，日本上世紀60年代對臺政策的一些主張，對以前半生是日本人而自豪的李登輝不無影響。
但是，30年來中日關係正常化的發展對兩國、對兩國人民、對亞洲穩定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通過今年一系列慶祝中日邦交正常化30週年的活動，我們對中日關係今後的發展應該充滿信心。同時，對於日本來說，正因爲有那一段歷史過程，它更應該在臺灣問題上嚴格恪守《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原則，這些不僅僅是停留在口頭上的，而應該有實際行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