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時候,我在《南風窗》雜誌撰文指出,經濟學不反對“跑官”,問題在於,現在人們只往上跑,不往下跑。若變少數人選人爲多數人選人,增加跑的成本,則“跑官”無虞也。文章刊出後,讀者回聲四起,不少朋友來電,鼓勵我把這個題目做下去。爲不拂讀者美意,於是就總結出“官場三大定律”。
第一定律:地方越窮人們越想做官
倘若從現象觀察,人們不難發現一個事實:就是地方越窮,想做官的人越多。比如北方經濟不如南方發達,北方人就比南方人喜歡做官;內地經濟趕不上沿海,內地人則比沿海人喜歡做官;中國經濟落後於美國,故中國人普遍比美國人喜歡做官。
最近幾年,國內不斷有買官的事在媒體曝光,也有不少人被罷官判刑。如讀者細心,留意一下案發地點,會發現這類案件差不多都發生在貧窮省份,或是發達省份的貧窮地區。貧窮地區何以頻頻出現買官呢?經濟學的解釋是:一定侷限條件下的經濟人本性。
經濟學講經濟人,有兩層含義:一是說人是理性的;二是指人是自私的。既然人是自私的,必定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既然人是理性的,就一定會尋求在侷限條件下實現利益最大化的辦法。貧窮地區人們收入低,投資沒本錢,做生意沒市場,所以要改善自己,就得與政府扯上關係。因爲這些地方,國有經濟比重高,而國有經濟由政府管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進政府的門,成不了政府的人,政府的餐桌上沒你的飯碗,國家的大鍋飯肯定與你無緣。
我曾聽朋友講過一個笑話。說是春節期間,有一四川民工南下打工,由於人多擁擠,不小心打破了火車上的玻璃。列車長讓他賠,這民工說,火車是國家的,國有資產是全民資產,也有我一份,國家的東西我什麼都不要了,就要現在這塊玻璃,打破了也就不賠了。可列車長說,這塊玻璃不是你的,弄壞了還得賠。此事是否當真,筆者無從查考,但它至少說明了一個道理,國有資產說起來是全民資產,但平頭百姓卻沒有支配權。國有經濟,實際上是政府所有制經濟,政府所有的東西,都是由官員支配的。設想一下,如果打破玻璃的不是民工,而是鐵道部門某位局長,列車長會讓他賠嗎?也許列車長解釋說,民工乘車是因私;局長乘車是因公。既然因公是一種特權,損壞東西可以不賠,你說誰不願去因公呢?所以貧窮地區人們想當官,多半是看透了當官與國有經濟的特殊關係。
人要生存,每天都得吃飯,民以食爲天嘛別看吃飯是平常小事,可當不當官,吃法也大有不同。老百姓上飯店吃飯,肯定得自己出錢,可當官的吃了大餐,通常是拿了發票,回單位報銷的。有一次我陪一個國內代表團到美國訪問,吃完飯後,我們向餐廳服務員要發票,服務員卻不知發票爲何物,待他們找來老闆,我們向他解釋,說我們在你這裏吃了飯,要開發票回國內報銷,餐廳老闆大惑不解,問:你們不是爲自己吃飯嗎,爲什麼要公家付費呢?顯然外國人不懂中國國情。在我們中國,老百姓才爲自己吃飯,一旦當上官,就變成國家幹部,吃飯就是爲國家吃了,所以得由國家買單。不僅吃飯如此,坐車也一樣。老百姓出門,得自己掏錢擠公交車;一般幹部,可以讓單位派車,官大一點的,可以有專車。總之,只要當上官,像吃飯坐車一類的事,都可由公家付費。就衝着這一點,你說貧窮地區想當官的人能不多嗎?
時下人們想發橫財,無非是兩個路徑:一是違法經營,如走私販毒;二是行政壟斷,以權謀私。第一個辦法,雖有暴利,但利大風險也大,若有閃失,就會人財兩丟。這種掉腦袋的事,非虎豹之膽的人不能爲也。而行政壟斷不同,大權在握,呼風喚雨,賺起錢來堂而皇之。過去價格雙軌制時,利用內外價差漁利,不知養肥了多少人。而前些年靠批地皮、倒批文,一夜暴富者,也爲數不少。老百姓管這些人爲“官倒”。爲什麼叫“官倒”?因爲批地、倒批文這種營生,沒有官位,手中無權,定然是倒不成的。所以貧困地區有人說:要想富,當幹部,不種地來不養牛,大筆一揮成了暴發戶。既然當官能無本生利,大家看在眼裏,明在心頭。尤其是貧窮地區,人們發財無門,可又窮則思變,故千軍萬馬往官道上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定律:實權越大越難做大官
大凡做官,都會有權。但所處位置不同,權又有虛實之分。有的位高權虛,有的位低權實。比如,同是機關的處長,有人管錢管物管人,有人只管上傳下達,分發文件。若是不同的部門,處長實權抵不過科長,更是司空見慣。當然,這裏講的實權,是特指財權、物權、人事權。
經濟學研究定律,必須從普遍事實中加以提煉。若就一般性而言,官場確實存在這樣一種現象,就是年輕時實權大的,往往難當大官。爲什麼呢?經濟學的第二假定,叫資源稀缺假定。如果從經濟學角度看,實權也是一種稀缺資源,實權越大,就越稀缺。市場上稀缺的東西,想得到的人就很多。用行話說,叫作供不應求。既然是供少求多,比起一般崗位來,競爭自是激烈得多。所以當官有了實權,就會有人惦記,有羨慕的,有嫉妒的,有求你的,也有恨你的,還有不少則是想取而代之的。所以握有實權的人,除非你鋼鑄鐵打,滴水不漏,不然稍有不慎,遭人算計,陰溝裏也會翻船。要是工作中再有個三長兩短,被人抓了把柄,不僅升官無望,就連現在的職位,也是凶多吉少,來日無多也。
對實權越大越難做大官的現象,經濟學還有一種解釋:就是民主失靈。政治市場的選擇,通常奉行的是多數通過規則。比如選某人當處長,必須有多數人贊成才行。從理論上說,“多數通過”無可非議,它比一個人亂點鴛鴦譜不知強過多少倍。但難點在於,什麼叫“多數通過”?經濟學講多數,至少有兩個層面含義:即少數人中的多數與多數人中的多數。還是以選處長爲例,倘是由三個局長一正兩副 決定,則“多數”是兩人;若是由全機關人員選舉,“多數”可能是幾十、甚至上百人。要知道,局長選人與一般幹部選人,角度會有不同。局長選出的處長,與普通幹部選出的處長,大有可能不是同一個人。如果以局長們的選擇作準,雖然也是多數通過,但結果卻不能代表全局多數人的意志,所以民主在這裏就失靈了。
正是這種少數人選人,使握有實權的年輕幹部往往難做大官。假設某處長管着工程發包,這是許多人垂涎欲滴的事,想插手的自然很多。如此一來,那些比處長官大的,就可能寫條子,給處長介紹工程隊。處長手裏一個工程,也許要收20個條子,僧多粥少,如何是好呢?巧婦難爲無米之炊,處長只能權衡厲害,把工程包給某重要領導介紹的工程隊。可是,處長討好了一個領導,卻得罪了19個上司。將來開會研究他的提拔時,一個人贊成,19個人反對,結果會是什麼情形,人們可想而知。再有,那些官大的寫條子,沒官的呢?想接工程就得送票子。即使這個處長不收禮,100人送錢,拒絕了99個,而其中一個是丈母孃介紹的,就收下了。可不料東窗事發,被人告到紀檢委,紀檢部門辦案,不是看你拒賄多少次,而是看你受賄沒有,是一票否決。哪怕是一次,該撤職的就得撤職,該法辦的就得法辦,法紀無情嘛。所以年輕的實權幹部當大官,成功的概率只有1%,而失敗的概率是99%。
第三定律:好好先生升得快
這裏講的“好人”,有特定的含義,即大家都說他“好”的人。有句俗語形容這種人,叫“好好先生”,也是毛主席曾批評過的那種明哲保身、但求無過的人。現實生活中,這樣的好好人,不乏存在。在領導看來,缺點不明顯;在羣衆眼裏,印象也不壞,所以這些人做起官來,大多春風得意,平步青雲。
其實,這樣的“好人”,卻未必是一個好官。因爲當官,本身就是一種責任。履行職責就得辦事,可一旦辦起事來,就沒有不得罪人的。辦好事要得罪壞人,辦壞事要得罪好人,只有那些無所事事的人,才什麼人也不得罪。像寺廟裏的菩薩,好人壞人都要燒香,爲什麼?因爲人們想升官發財,希望菩薩保佑,而菩薩呢,則是啥事也不做,所以不會得罪任何人。要是菩薩真能提拔某人當官,或幫某人發財,那些沒有升官發財的人,沒準也會寫菩薩的告狀信。所以菩薩能得萬人景仰,衆生朝拜,玄妙在於他從不辦具體的事。我們共產黨的幹部,總不能當菩薩吧?假如你要維護公平的競爭環境,要打擊假冒僞劣,那麼那些製假販假的,就會對你恨之入骨,恨不得半夜去扒你家的祖墳。倘若你辦了壞事,如損公肥私,好人又饒不了你。因此要做“好官”,就要做好事,不得罪好人,但同時要敢於得罪壞人,得罪的壞人越多,說明你當官就越稱職。
可問題也就出在這裏,時下做官,要看民意。可“民意”是一個複合概念,人上一百,心態各異。那些敢做事的好官,只要做事,保不準就會得罪什麼人。儘管這些人不一定是壞人,但利益所繫,必是如此。俗話說,衆口難調,五個指頭伸出來,也不一般齊。同一件事情,由於人們利益不同,有人說好,就有人說壞。若是搞起民主測評來,做事的,就往往比不過那些不做事的。站在經濟學的角度看,這又是另一種民主失靈。所以人們選官,既要民主,但又不能迷信民主;要看選票,但又不能只比選票。正確的辦法應是,堅持多數人選人與“多數通過”規則,並在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集中。我們的社會,畢竟好人是多數,壞人是少數。如有70%選民通過,就已是一個好官;相反,如果有了100%的選票,也許此人是一個“好人”,但作爲一個官,就要大打折扣了。
不難想見,如果我們能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導下,能把多數人贊成的人選出來,並委以重任,官風必能大變。這樣一來,過去那些八面玲瓏、只謀人不謀事的人,就沒了市場。而那些剛正不阿、敢爲老百姓辦事的人,也沒了後顧之憂。其實,人非神仙,怎能無過?因此要允許幹部犯錯誤。尤其現在改革時期,好多事情前無古人,我們不得不摸着石頭過河。既然是靠摸石頭過河,就得允許有閃失,不然求全責備,誰敢開拓創新呢?現在確實有些人,自己無所作爲,卻總在背後指手劃腳,這個不行,那個不對,但究竟如何辦好,他又不出手。倘大家都如此,光說不練,那麼我們的事業靠誰去推動呢?中國的改革,歷來服從一個規律:突破在地方,規範在中央。農村改革如此,企業改革也如此。倘若當初改革不準試驗,只能包對不錯,中國的改革斷不會有今天的局面。
經濟學不反對你做“好人”,但發展經濟,卻需要的是好官。我們的分析證明,好人未必就是好官,所以筆者的建議是:爲了國家的強盛,事業的勃興,最好不要讓“好好人”當官。
簡短的結論
本文所論中國官場三大定律,是經濟轉軌時期的一種客觀存在。要解決這些問題,惟一的辦法,是深化改革。如縮短國有經濟的戰線,取消公款消費,人們的官本位意識必能淡化;進一步完善民主機制,強化權力制衡與監督,有實權的年輕幹部,也能當大官;而如果讓多數人在多數人中選人,並貫徹民主集中的原則,不讓碌碌無爲的人做官,則黨風政風可以煥然一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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