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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正在被逼向“廣場協議”？
周小川被任命爲中國央行行長之後，華爾街和日本人均認爲，他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是來自國外給予人民幣的升值壓力。新年伊始，人民幣匯率制度正處在微妙的變革時期，中國加入WTO之後，金融開放使原本強硬的外匯管理體系開始出現鬆動。
被外國政府高官們公開要求提升匯率，這在人民幣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2002年年末，時任中國央行行長的戴相龍立即予以迴應，並重申：“人民幣匯率將保持穩定。”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2002年底，當人們沉浸在中國經濟繼續在世界上“一枝獨秀”的自豪感中時，日本和美國的官員先後對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人民幣匯率的穩定發起攻擊。在他們眼中，人民幣匯率被嚴重低估，並要求人民幣升值。
隨着中國的出口增長在世界市場中再領風騷，國際上對人民幣幣值的估價提出質疑亦可想見。中國入世之後，人民幣匯率機制正處在微妙的變化之中。
炮製新的“廣場協議”
在日本，接近年關之時，由政府官員出面對中國的人民幣匯率進行一番評價，敦促人民幣升值，這幾乎已經成爲一個“慣例”。
剛剛從日本回來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姜躍春研究員，對於日前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有關“人民幣匯率應該升值”的言論顯得有些“厭煩”。他說：“他們每年年底都要搞這麼一次。”但是這次與以往不同的是，美國和IMF也加入到這個行列。
2002年12月初，鹽川財相在一次日本國會會議上，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指出人民幣的幣值目前被嚴重低估，公開要求中國政府提高人民幣匯率。同時他表示，日本將在G7(西方7國)會議上，把人民幣匯率問題作爲一項議題，要求其他國家通過類似於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那樣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
這一期間，美國的新聞媒體也援引美國一些專家有關“中國正在輸出通貨緊縮”的觀點，要求人民幣升值。
泰國央行Bank of Thailand 行長蒂耶通Pridiyathorn Devakula 近來也屢次指出，中國是導致亞洲其他地區陷入通貨緊縮的一個原因。
再早些時候，2002年9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也曾呼籲中國考慮採用更具彈性的匯率機制。
誰在惹禍？
爲什麼外國政要們現在開始對人民幣的匯率表現出瞭如此的關心？姜躍春認爲，從日本近年來對人民幣匯率攻擊的態度，就可以對這個問題做出比較清晰的解釋。
面對連續10年的經濟困境，日本的歷屆政府已經施展出了渾身解數，“零利率”刺激國內消費，支持日元貶值促進出口等措施都收效甚微，但最讓日本政府感到滿意的是日元貶值。它使得日本的經常貿易順差的巨幅增加，成爲日本經濟中爲數不多的亮點。問題是日元繼續貶值的空間已經很小，因此，日本現在能採用的最好方法，就是通過其他國家貨幣的升值來達到日元的相對貶值。
另一方面，日本從戰後百廢待興的狀態搖身變成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大國，都得力於進入美國市場的方便。
專家指出，雖然美國對日本有龐大的貿易逆差，但兩國的貿易關係還是雙向發展的。不過，日本財務省截止到2002年10月的數據顯示，過去10個月日美之間這種傳統的貿易互動已經結束。不但日本的整體貿易盈餘收縮，中國輸日的貨物數額比上年同期增加了9%，達到6.31兆日元，而美國輸日貨物只有6.04兆日元。
中國鉅額外匯儲備和貿易順差爲日本要求人民幣升值提供了“口實”。而2002年前11個月中國外匯儲備又增加了624億美元，總額創紀錄地達到了2746億美元。
美日反差
人民幣升值就意味着日元相對貶值，這樣簡單的算術問題可以給日本經濟帶來些許安慰。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何帆認爲，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主要出於兩個原因：一是中國在出口貿易方面將享有長期順差，未來2 0年間，中國的勞動力優勢仍不可動搖；二是資本項目方面，中國已成爲全球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
美國人深知，在經濟出現問題時迫使他國貨幣升值，可以使美國在美元貶值中得到好處。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於日本對美貿易大量盈餘，日本與歐美的貿易摩擦日益激化。1985年9月，在美國的發動下，OECD七國財長與中央銀行行長在美國廣場飯店簽訂了日本人迄今仍耿耿於懷的“廣場協議”(Plaza Agreement)，旨在抑制日貨的強勁的出口勢頭，手段則是逼迫日元升值。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美國的目的達到了：日元從1985年開始升值，從當時的250日元兌1美元升到1996年的87日元兌1美元。此舉使美國國內經濟困境得以緩解，並贏得了經濟結構調整的機會，甚至奠定了20世紀90年代整整1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而反觀日本，日元升值不僅使日本失去了10年的經濟增長，而且使創造了亞洲奇蹟的“小虎”們在1997年的金融風暴中變成了“病貓”。
災難降臨？
事實上，美國、日本與亞洲其他生產國目前最反感的是人民幣與美元之間比價的相對穩定，它使得人民幣與美元實際形成了“同升同貶”的態勢。而在美國經濟不景氣、美元呈現貶值趨勢時，這種實際盯住美元的人民幣匯率，使中國避開了因美元貶值而給中國出口帶來的壓力，相反甚至促進了中國的出口。從2002年中國出口出人預料地再現兩位數的增長中，人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
如果日美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提議在G7會議上得到通過，是否會對中國的經濟造成致命傷害？北京的經濟專家們對此基本持肯定的態度。不過他們也同時認爲“不會造成災難性的打擊”。何帆指出，人民幣升值對於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是不容迴避的，但不會帶來當年日本那樣的災難性後果。
首先，中國對於出口的依存度沒有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那樣強。日本歷來執行的是“貿易興國”政策，出口對其經濟的影響在50%以上。中國雖然從上個世紀90年代由於出口的迅猛增長，GDP對於外貿的依存度由80年代的0.7%上升到7%，但遠低於當時日本的水平。
其次，人民幣的升值對於中國吸引外資應該是個好消息。20世紀90年代，美國實行的強勢美元政策，這雖然對美國的出口起了負面影響，但由於資本投入會在美國賺到客觀存在的匯差，於是，大量資本開始涌入美國，支持了經濟高速增長。
何帆認爲，一旦人民幣升值，上述現象一定會出現在中國。並且外商在中國的投資主要看重的是中國廣闊市場和廉價勞動力，後者的勞動力優勢主要來源於大量農村的剩餘勞動力，這種優勢仍可望延續20-30年。
變革的關鍵時期
2002年12月歲末，周小川被任命爲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之後，華爾街和日本人都分別撰文認爲，周小川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將是來自國外給予人民幣的升值壓力。
何帆指出，雖然中國目前肯定將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但人民幣匯率制度確也處在“微妙”的變革時期。這並不僅因爲央行“換帥”或者來自外部的強大壓力，而主要是中國加入WTO之後，金融開放使中國原本強硬的外匯管理體系開始出現了鬆動。
他認爲，中國目前實施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主要通過政府的政治承諾和貨幣支持來保證匯率實際上與美元“掛鉤”，過度強調了管理而浮動體現微弱。這無形中使中國的企業和個人投資者對於匯率的敏感度大大降低。
因此，隨着人民幣在國際上作用的增強，中國政府應該首先對於目前的匯率制度進行改革，即匯率制度的“非政治化”——強調市場對匯率的決定作用。
儘管如此，何帆拒絕評論目前是否是進行這項改革的最佳時機。但是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郭樹清實際上已經對此定下了一個“調子”。此前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國家希望匯價穩定，但會以市場供求爲基礎。”
根據高盛(亞洲)經濟研究部人士的預期，按目前市場遠期合約溢價反映，人民幣有七八成機會升值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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