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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國際“都市病”與俄羅斯學者的誠實
在日前召開的北京市政協會議上，城市裏如蝸牛般爬行的車輛長蛇隊又成了各界人士慷慨陳辭的話題，民建北京市委報告裏的兩組數字格外引人注目――
北京市對交通基礎設施投入在“九五”期間達400億元，佔GDP的4.3%；“十五”期間預計投入838億元，佔GDP的5.15%。這樣的投資力度在全世界都是少見的。可是，現實的北京市交通並沒有得到根本緩解。
從1990年到2001年的10年中，北京市市區交通流量以平均每年超過15%的速度遞增。最新統計資料顯示，在高峯小時內的雙向斷面車流量，二環路爲1萬輛，三環路爲1.1萬輛，四環路爲1.3萬輛。這就意味着在高峯時段這三條城市環線平均每小時每車道通過1666輛至2166輛汽車，接近甚至大於高速公路的飽和汽車量。
這份報告提出，北京作爲首都，作爲一個擁有千萬以上人口的巨大城市，車輛擁擠、人行困難、道路堵塞、效率降低、環境污染的國際“都市病”比專家們預料的來得更早些，矛盾也更爲突出些。
就在這次政協會議召開之前，俄羅斯建築科學院副院長勞夫維奇率團訪問北京，舉辦了一個備受學術界關注的展覽。在莫斯科城市規劃的展板上，清晰顯示着莫斯科與北京在城市佈局方面的驚人相似之處：都是以老城區爲單一的中心，城市以一條條環路向外擴張。
在學術座談會上，有中國學者提問：“莫斯科的這種單中心加環線的發展模式有沒有出現像今天北京這樣的中心區交通緊張的狀況？”勞夫維奇回答說：“當然有，這樣的佈局必然會導致中心區擁堵。”“那麼，你們有沒有想辦法解決？”“我們已計劃把一些城市功能轉移到外面去集中發展，只有這樣才能緩解中心區面臨的問題。”
“單中心＋環線”引發城市交通弊端
俄羅斯學者的誠實引起了中國學者嚴肅的思考。北京長期以來以舊城爲單一中心、以改造舊城爲主導方向發展城市，形成了向外建設環線、新區包圍舊城、同心同軸蔓延的生長模式，這被建築學界形象地稱爲“攤大餅”。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這樣的模式下，北京市區建成區擴大了4.9倍，市區人口增加了近4倍。
由於商業、辦公等城市就業功能過度密集於舊城區，近20年來，北京市中心區的交通擁堵一直難以緩解。20世紀80年代，北京市實施“打通兩廂、緩解中央”的戰略，現已建成了二環、三環、四環城市快速路，五環、六環路的建設也已開始進行，但中心區的交通擁堵並未得到有效緩解。
在這樣的情況下，住宅郊區化無序蔓延又使城市交通雪上加霜。由於城市的就業功能密集於中心區，住宅只能在郊區集中發展。目前，北京市在近郊區建設的望京居住區，規劃人口將達25萬至30萬；在遠郊區建設的回龍觀居住區，規劃人口將達30萬。它們的人口規模已相當於一個城市，但其功能只以居住爲主，這使得巨量的就業人口必須早晚擁擠在往返於城郊之間的交通之中，生活與就業成本難以降低，並使道路、公交等設施超負荷運轉。
經專家論證，北京市區人口規模以645萬人爲宜，人口過量增長會加劇資源緊張、交通擁堵等一系列弊端。北京經過50多年的建設，市區建成區面積已突破490平方公里，市區人口也已達到610多萬人，已接近市區的環境容量。北京與12個同等規模的世界城市比較，用地是最密集的，人均用地是最少的，城市化地區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里14694人，遠遠高於紐約的8811人、倫敦的4554人、巴黎的8071人。這表明，北京市區已不能再無限制地膨脹下去了。
怎樣走出路越修越堵的怪圈
與俄羅斯學者一樣，中國學者也把城市交通擁堵的解決方案放在了城市佈局的調整上。兩院院士吳良鏞向新華社記者提出，國內許多城市把架橋修路當作改善交通的重要舉措，這無疑是需要的，但這並不能解決問題的全部。
他舉例說，東京與北京人口相當，城市形態也是“單中心＋環線”模式，爲解決因中心區“聚焦”而導致的交通擁堵，東京政府投入了巨資，公共交通已十分發達。可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東京的大氣污染、噪音等交通污染仍十分嚴重，東京政府當局已認識到通過擴充道路來解決交通問題，以及通過技術手段來爭取空間的政策已走到極限，爲給城市的發展尋求空間，不得不醞釀遷都，即“行政中心轉移”的計劃。
吳良鏞認爲，僅僅憑藉交通技術來解決城市發展問題是行不通的，包括交通擁堵在內的“大城市病”必須通過城市發展戰略的創新予以根本解決。
像北京面對的這種問題，早在1917年就引起了西方城市規劃學者的關注。當時，芬蘭著名規劃師沙裏寧在着手赫爾辛基規劃方案時，就發現單中心城市存在的中心區擁擠問題，而當時赫爾辛基已經在城市郊區開始建造的衛星城鎮，因爲僅僅承擔居住功能，導致生活與就業不平衡，使衛星城與市中心區之間發生大量交通。沙裏寧極具預見性地把市中心區的就業功能疏散到郊區的衛星城鎮之中，經濟而有效地避免了城市交通擁堵的發生。
後來，他的這一思想被“移植”到著名的大倫敦規劃與大巴黎規劃之中。通過50多年的發展與調整，倫敦的市區人口從1200萬下降到700多萬，城市的功能沿交通幹道有機疏散，不但激活了整個大倫敦地區的發展，還使倫敦市區的交通狀況明顯改善。
“推動全市以及城市所在地區的平衡發展是極其重要的。”吳良鏞說，“我們不能把城市的功能都集中在一個點上進行建設，必須改變只從一箇中心城市向四周放射的模式，應該沿交通軸，在合適的發展地帶，佈置‘葡萄串’式的城鎮走廊，充分考慮城市的容量以及居住與就業的平衡，只有這樣才能走出路越修越堵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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