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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瀋陽市任職的4年中，有180餘人，其中85%以上是各級各類幹部，每逢年節，大事小事，以各種名義給我送錢送物多達600餘萬元。這是一組十分可怕的數字。但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把這種送禮行爲看作是‘人情往來’而坦然待之……”
———摘自原瀋陽市市長慕綏新獄中所寫《我的罪行與反思》
主持人語
闔家團聚，走親訪友，拜年問候，在中國傳統佳節———春節即將來臨之際，濃濃的親情、鄉情、友情將這年關的時空浸染得如此溫馨。但是，對領導幹部而言，“年關”無疑又多了一層特殊的含義———“廉關”。
近年來，針對某些人打着向領導拜年的旗號，行行賄之實；某些領導幹部以過年爲名，行斂財之實的“節日腐敗”問題羣衆反映強烈。很多領導幹部觸犯黨紀國法並非一開始就有意爲之，而正是由過年這樣的節日收禮一步一步滑向深淵，待到身陷囹圄後方痛悔當初未能“守身如玉”已爲時過晚。近日，本報約請了來自紀檢、學界和基層的代表，就此問題展開討論，願我們的領導幹部能經受住“廉關”的考驗，清白坦然，年年安然。
主持人：
本報記者盛若蔚
嘉賓：
中央紀委研究室主任吳玉良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許耀桐
中共河南內鄉縣委書記於國幹
“權力照應”是實質
人情往來尋時機
主持人：上網瀏覽，在過節的話題當中，有不少是關注領導幹部年關如何過“廉關”的。緣何“年關”這短短几天時間變得如此敏感？
吳玉良：“年關”，是“八小時以外”的擴大化。這7天左右的假期，各種監督都較爲鬆懈，處於相對無力階段。從組織行爲上看，容易出現大吃大喝、鋪張浪費和高消費娛樂活動，甚至以公款名義贈送禮金。
從個人行爲上看，主要表現爲：封建迷信、賭博；大操大辦；配偶子女或領導幹部本人接受與其行使職權有關係的單位、個人出資的旅遊；個人消費用公款報銷；接受禮金紅包等等。尤其是借過年之機，向領導幹部贈送禮金“紅包”在有的地方比較普遍。所以，我們說領導幹部過年關，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過“廉關”。
許耀桐：一些領導幹部在春節期間面臨密集的“糖彈”包圍和進攻，目前已是客觀事實。
在熱衷年關送禮的人羣中，懷抱着各種各樣不良的動機。有人是出自謀取經濟利益的，企圖通過領導的“權力庇護”，打通審批等關節，以小錢換大錢，取得更可觀的經濟回報；有人是出自謀取政治利益的，希冀博得領導的“權力好感”，以便日後在官職上能得到更快的升遷；還有的想得到領導的“權力照應”，謀取方方面面的社會利益。各種各樣的動機，在春節裏找到了聚集點，找到了表達的好時機。
於國幹：一些人趁過節給領導幹部送禮，形式多樣，有送實物的，有送有價證券的，甚至直接送現金。送禮的藉口也很多，有的以“感謝工作上支持”爲名，有的以“給小孩壓歲錢”爲由。而且，相當一部分禮金來自公款，用公款送禮必然要“變通”處理，給財務制度造成混亂，甚至引發犯罪。
人情、面子藏陷阱
補償、僥倖要不得
主持人：人情往來，本無可厚非。但一旦夾雜有不可告人的動機，“紅包”便變了味。其實，道理誰都明白，可還是有人坦然收之，這是爲什麼呢？
許耀桐：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腐朽思想的流弊至今還在。一是世俗文化中盛行人情大於王法，民畏官，朝廷有人好辦事；二是官文化中理所當然地認爲，做官應該發家致富，過人上人的日子，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所以，這兩方面的“需”與“求”結合起來，民衆中有人送禮行賄，官員中有人受賄索賄，就歷來有之了。
集中於春節等節日期間，是因爲行賄受賄畢竟有違法理。春節期間互相走動多，請客吃飯捎帶些禮金禮品，本是民間人際交往的常情，這樣的形式可以被利用來起到很好的掩飾作用。
吳玉良：每個領導幹部都有自己的工作圈、社交圈和生活圈，而後兩個圈很容易出問題。“年關”，正是不少人以親情、友情爲由，向領導幹部進攻的“有利”時機。
有些領導幹部“年關”收禮的動機歸納起來，不外乎是“小事論”、“人情論”、“面子論”、“從衆論”、“補差論”、“法不責衆論”等心理在作怪。
人情往來的背後往往是權錢交易，這裏面有利益驅動。
於國幹：從主觀上看，領導幹部忙忙碌碌工作一年，很是辛苦，感覺需要補償一下，放鬆一下。這種補償是精神上、物質上、情感上的。因此，很多幹部有一種補償心理。另外，還有一種僥倖心理，認爲法不責衆，只要做得隱蔽，就不會出事。
繃緊自律這根弦
制度規定要從嚴
主持人：確實不少幹部感到拒絕這些“人情往來”很難。到底該如何剎住這股歪風邪氣？
於國幹：就是要繃緊廉潔自律這根弦，要讓送禮者自感送禮無門、無路、無望，送禮浪潮終究會消退。
我個人的一貫做法是：一、關手機、電話，“年關”儘可能減少與外邊的聯繫；二、教育家屬、孩子把好家門，節日裏除了至近親戚，其他來客一概不見；三、退還或上繳禮品禮金，對不知情收到或一時推辭不掉的禮品禮金，事後及時退還給送禮者本人，退不掉的，堅決上繳。
吳玉良：“年關”送禮似乎形式比較合情合理，因爲表面上看人家並沒求你辦事，實際上很多文章在後面。但收紅包和受賄卻很難區分，我國刑法對受賄罪有嚴格的界定，少數人就鑽這個空子，打擦邊球，這給紀檢監察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難度。
治理“節日腐敗”也必須從源頭上反腐，從治本入手。要靠改革，靠制度。近些年來，有關部門每年都打招呼，從效果上看，雖不太明顯，但必須堅持，因爲正是在不斷的招呼聲中，反腐敗正逐步走向體制化、機制化和制度化，通過嚴格的體制、機制和制度約束，加強對幹部的教育，不斷地給予警醒。雖然，年關時節的這種不正之風暫時還不能杜絕，但總趨勢是在不斷地得到遏制。
中央紀委對紅包禮金問題曾專門做過調研，今後將進一步加大這方面的治理力度。
許耀桐：以過“廉關”來過“年關”，要立足於制度建設，關鍵是要加強權力監督機制。爲什麼發生向權力行賄，爲什麼權力也敢於受賄，因爲權力運行沒有受到有效制約，使行賄者能夠從掌權者那裏確實地得到權力的好處。如果掌權者不能爲行賄者辦事，行賄者不能從掌權者那裏達到目的，又有何人行賄受賄呢？克服“權力尋租”，在制度上要使政務公開、透明，官員接受民衆監督。
具體言之，就是制度規定要從嚴。雖然我國刑法對受賄罪有嚴格的界定，有些情形難以納入受賄範圍，但我們的紀檢監察條例應從嚴規定，堵住空子。即使你不犯法，也是違規的。
當然，制度也不是萬能的，它可以懲治腐敗者，警示後來者，但不能祛除人的貪慾之念。制度也是以文化爲載體的，失去政治文化的教化薰陶，制度將成爲沒有生命力的律條，不可能被很好地理解和遵從。在加強制度反腐敗、制度促廉政的同時，加大思想教育力度將會收到顯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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