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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國二十多年來的改革是以經濟體制爲核心和主線的，但從本質上講，改革所涉及的並非是單純的經濟體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葛延風指出，整個中國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以及社會生活的組織方式在改革過程中都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這位專家撰文指出，社會發展指導思想以及社會生活組織方式的根本性轉變不僅推動了經濟體制轉型、經濟結構變化以及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更值得關注的結果是帶來了社會的全面轉型，使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都發生重大變遷，併成爲進一步改革和發展的最重要影響力量。
葛延風指出，中國社會變遷的主要表現大致可歸納爲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社會成員個體生活層次上，發生了行爲目標與行爲方式的全面轉化。
隨着政治和社會控制方式的轉變，以及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非國家控制的經濟和社會資源的迅速成長所提供的基礎和空間，社會成員在職業選擇、空間流動以及個人生活、言論等諸多方面都獲得了空前的自由；隨着整個社會發展目標走向以經濟建設爲中心以及對各種“左”的意識形態的否定，社會成員個體價值意識迅速覺醒和強化，不僅可以公開、積極地追求個人財富和物質享受，人們對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意識也發生了徹底轉化，公民意識、個人權力意識全面強化，改革前那種個人對國家和組織的全面依賴和無條件服從狀況已不復存在。
個體價值意識的強化和行爲的全面自由，再加上經濟與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全面變革以及全面對外開放，所帶來的進一步結果是人們行爲方式與價值觀念的迅速多元化。
(二)不同利益羣體迅速分化。
首先是利益主體多元化、清晰化。除了個人利益意識的迅速強化，各種傳統社會組織與羣體都迅速形成了獨立利益意識，利益主體地位迅速強化，彼此間的關係也由過去國家作爲惟一利益主體條件下的內部組織關係轉化爲明確的、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關係。改革以來還出現了新興的利益羣體，比如隨所有制結構調整所出現的個體私營階層等等。它們從一開始就具有獨立的利益主體意識，利益要求也更加明確。
另一值得關注的變化是利益獲得程度的全面分化，特別是經濟利益獲得程度的分化。不同個人、不同羣體間的獲益程度存在明顯不同，並因此形成了迅速而明顯的社會分層，不同階層也進一步形成了不同的利益要求、利益表達方式以及與計劃體制下完全不同的羣體間關係模式。
(三)社會組織形態與社會管理方式的全面轉型。
在很大程度上講，改革前的社會組織方式具有一種準軍事化組織特點。改革以來，上述社會組織形態和社會管理方式也發生了全面轉型。
首先是社會組織的形態和職能發生了重大轉變。在農村，人民公社體制在改革後迅速解體，家庭再度成爲最基本的經濟和社會活動單元；在城鎮，傳統企事業單位的職能也基本完成了向單一經濟職能的轉軌，其他職能則逐步向社會轉移，與政府的關係也由過去在經濟、組織等各方面的高度一體轉向彼此獨立的利益主體。同時，以非公有制部門爲代表的新生社會組織迅速成長。這些組織從一開始就幾乎不具有任何社會控制和管理職能，與國家的關係也完全不同於傳統社會組織。此外，還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遊離於正式社會組織之外，如大量進城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及城鎮中的個體、自僱傭人員等等。
社會組織形態的全面轉變帶來了社會管理方式的重大轉變，其中最重要的是國家與公衆的關係模式。隨各種社會組織職能的轉化，個人對單位依附程度的迅速降低，政府對公衆個人的行爲管理則逐步走向依據法律手段。伴隨這種轉變，政府以及黨、工、團等政治組織的職能、活動方式也發生了重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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