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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北京許多藥店、超市，記者發現著名相聲演員牛羣居然“上套”了，他的頭像被堂而皇之地印到了一個名爲Badman安全套的外包裝上，穿着馬甲，笑眯眯的樣子。
對於給安全套這種國人一直羞羞答答、不敢直面的產品做代言人，難道就不怕影響自己的形象嗎？牛羣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到現在還有許多人談性色變，恥於談性，其實這是一種傳統文化的慣性、傳統觀念的慣性；其次，按照我的理解，人不就是該活的真一點嗎？性也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是人性的一種需求，與傳統看法相比，這種性觀念上的差異，沒有對錯之分、沒有高下之分；安全套能有利於全民的健康，有利於防止疾病的發生，不應該被排斥。正視性健康是一種文明的需求，如果藉此能促進性文明，我願意這麼做，也希望自己闖一下‘禁區’。
“安全套爲什麼會成爲‘禁區呢’？”北京波特曼公司總經理佔紅水則認爲，“安全套原來叫做避孕套，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防止懷孕，現在由於性病的流行和艾滋病的蔓延，安全套同時又是一種防止性病、艾滋病傳播的有效手段，所以叫安全套了。像這麼一種有利於人類生命安全健康的產品的推廣爲什麼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爭議呢？爭議背後隱藏的邏輯實際上是對性的一個基本評價，也就是說性是一件好事還是一件壞事，對性是該持肯定態度還是持否定態度。中國的傳統觀念把性被當作一件罪惡的、下流的、低賤的、不潔的、曖昧的壞事，所以認爲理所當然必須否定和禁錮。但是實際上性是一件應當肯定的事，對於性的肯定，是人類文明的一種進步。”
照字面的意思理解，這Badman的意思是“壞男人”。不過，該公司負責人卻自有一番解釋稱，按照現代英語口語的用法，Bad也有非常棒、非常好的意思，“Badman”正確的理解是好男人，由於男人在性行爲中的主動地位，好男人這時候應該首先考慮安全第一，安全套作爲一種性生活用品，取這個名字也正合這個意思。
據介紹，波特曼公司與牛羣簽訂的合作協議是，波特曼把210萬元人民幣捐獻給中華慈善總會，支持五子牛特殊教育項目，同時牛羣出任Badman安全套的形象代言人，合作期兩年。
最近剛剛接了《一雙繡花鞋》男一號角色的著名演員錢勇夫表示：“濮存昕做預防愛滋病的形象大使，我自己當了北京市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的“形象大使”，義務支持該中心開展的預防自殺工作，這牛羣比我們走得更遠，更徹底，直接推廣使用安全套，預防性病的感染和艾滋病的傳播了。”
對於自己“不務正業”的非議，牛羣認爲，有人會把相聲目前的不景氣歸咎於不務正業的演員，說實在的，相聲的沒落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人們精神生活的豐富和進步，如果現在相聲還是像十幾年前那麼紅火，反倒是一種悲哀。還有就是，什麼叫做正業？像馮鞏吧，去做演員，金雞、百花等各種最高獎都拿到了，這是不是不務正業呢？
牛哥的“號召性”到底有多大？
安全套作爲一種個人間非常隱私的用品，波特曼用牛羣這樣的的人合不合適呢？其“號召性”能有多大呢？
北京的一位安全套經銷商並沒有直接回答問題，他說，根據某廠家曾經搞過的一份內部調查報告顯示，在安全套零售市場上的購買者中，男性並沒有像傳統看法認爲的那樣佔多數，只有20%，而女性卻佔了80%。他分析認爲，這是女性自我保護意識增強的一種表現，誰叫女人是容易受傷害的呢？
這位經銷商的言外之意，其實並不認同牛羣做安全套的形象代言人。按照上述的統計數字，如果要找形象代言人，最好是“少婦殺手”型的演員更合適。
波特曼公司總經理佔紅水卻並不這樣認爲，他表示，由於傳播的問題，安全套行業不像家電、IT等領域，大家耳熟能詳的各種品牌很多，普通消費者很少有能說出幾個品牌。在這種情況下，找個名人作代言一下子讓人至少引起關注，能從櫃檯上諸多的包裝中跳出來，起到良好的效果。
他分析說：“爲什麼這麼說呢？因爲現在許多的安全套包裝都是在包裝的裸上做文章，外國的、中國的，幾乎所有的品牌都在一個“露”字上做文章，但是實際上這種效果並不見得好，這種隱私的東西在銷售過程中，一般人們是越快越好，不像買家電似的，配置、禮品、售後服務等問個沒完沒了，許多人買是看看價格，拿了就走。所以對“露”的包裝，人家買的時候往往臉紅心跳，反而不如不“露”的。我們用牛羣這樣的名人，而且只是頭像，大家購買過程中，容易記，可以很坦然。”
佔紅水介紹說，在確定形象代言人問題上，確實找過“殺手型”的明星，但是最後因爲種種原因沒有成。相反，牛羣在這個問題上，卻表現得非常豁達。
不過，有市場分析專家認爲，如果上述經銷商提供的數據準確的話，波特曼在利用牛羣的名人效應在市場上確立知名度後，應該重新考慮下一步的人選問題。
牛羣“上套”能爲安全套廣告解套嗎？
對於牛羣出任波特曼的形象代言人，走上安全套的包裝盒，市場分析人士認爲，這是一種對現有的安全套廣告的變相挑戰，名人代言的出現會加速已經開始鬆動的有關規定的進一步解凍，直至全面放開商業廣告。
1989年，國家工商管理局下發《關於嚴禁刊播有關性生活產品廣告的規定》，規定要求：一些有關性生活產品的廣告向社會宣傳，有悖於我國的社會習俗和道德觀念；無論這類產品是否允許生產，在廣告宣傳上都應當嚴格禁止。安全套就在這性生活用品之列。這一規定的出臺是在當時安全套行業國家提供資金、定點生產、免費派發的單軌制市場背景下出臺的。在這種計劃體制下，安全套企業幾乎不用任何傳播推廣費，就能拿到定單。直至目前爲止，這種計劃內的安全套仍然佔據着整個市場的大部分份額。
據統計，我國現在有安全套生產廠家300多家，4000多個品牌，國內每年有20億隻安全套產銷量，國家採購佔了60%多的大頭，有12億，這塊最大的蛋糕被天津市乳膠廠、上海乳膠廠、瀋陽乳膠廠、大連乳膠廠、廣州第十一橡膠廠、青島雙蝶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和桂林乳膠廠等七家廠家共同把持着，幾乎與市場無關。
真正對這一廣告規定發起衝擊的是計劃外的安全套品牌和以及社會有關方面專家。
1998年，廣州80輛公交車出現了傑士邦廣告，不足一個月，就被勒令撤銷；1999年,傑士邦的公益廣告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很快被停播，2000年和2001年,傑士邦舊計重演，在武漢﹑長沙分別推出戶外大型廣告，但隨即被令撤除。正是這條十幾年前的規定，使許多安全套企業的努力屢屢以失敗而告終。
傑士邦的創始人佔紅水則堅持認爲，安全套原來叫做避孕套，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防止懷孕，現在由於性病的流行和艾滋病的蔓延，安全套同時又是一種防止性病、艾滋病傳播的有效手段，所以叫安全套了。爲什麼像這麼一種有利於人類生命安全健康的產品的推廣，總有人說三道四呢？其實這種對安全套推廣持否定意見的背後，隱藏的邏輯是對性持一種否定態度，把性被當作一件不潔的、曖昧的壞事，所以認爲理所當然必須否定和禁錮。
使用安全套是專家們公認的最有效的預防性病艾滋病的途徑。我國的艾滋病高危人羣和性病病人的安全套使用率卻相當低：1995至2001年的國家監測點監督資料表明，高危場所女性經常使用安全套者僅佔10%左右；據全國性病麻風病控制中心對南京、武漢、海口3個城市性病門診124名性病病人的調查，使用安全套者也僅佔15.3%。不用安全套、用僞劣安全套，都將給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帶來損失。
性病、艾滋病在我國的蔓延引起了有關人士的高度關注。2002年3月，原國家計生委副主任、現全國人大代表李宏規，在兩年前人代會期間提案建議放寬對安全套廣告限制未果的情況下，再次聯合99位全國人大代表向九屆人大提交《關於安全套與避孕藥廣告宣傳問題的建議》的議案。6月10日，國家工商總局以工商廣字作出答覆：“允許有限制地發佈”。緊接着10月份，6部委在杭州召開會議，最終形成“允許安全套品牌在指定的媒體上進行公益廣告宣傳”的統一意見。
從全面封殺到局部解禁，歷時13年，安全套廣告終於衝出自己的套子，不過也只能是跳公益廣告的規定動作，至於自選動作的商業廣告的開禁，還有一段路要走。
業內人士指出，牛羣爲安全套做形象代言人等現象的出現，最多隻能起到助推作用。安全套的“套”只能由有關部門解。他同時認爲，安全套商業廣告的解禁也應該只是時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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