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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近500年的歷史上曾經面對過三次重大的國際戰略機遇期。在這面前，中國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因而其結果也是不同的。這三次結果的異同，直接導致了中國在這500年曆史上國際地位的沉浮。目前，中國又面臨着第四次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抓住機遇，乘勢而上，是歷史賦予這一代中國人的莊嚴使命。
第一次戰略機遇期大航海，無法持續的壯舉
西方的歷史學家一般將1500年作爲世界歷史的一個分界點，因爲隨着1500年前後的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不但帶來了黃金、地圖和無限的夢想，更給全社會生產提供了一股強大的動力。
然而，當時的東亞和西歐，其基本條件差不多在相同的起跑線上，歷史學家斯塔夫理阿諾在他的《全球通史》中這樣描繪當時的中國：在1500年前後的世界上，東亞，尤其是中國，具有比西歐更爲先進的技術水平和更爲強大的國家實力。
1500年左右，處於明王朝統治下的中國，幅員遼闊，人口衆多，封建經濟發達，科學技術也領先於世界各國，僅從“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就可見一斑：明朝的中國有着比歐洲更強大的航海能力。
然而，這樣規模的航海行爲卻只是成爲了帝國展示實力和傳播恩澤的途徑。在沒有形成如同西方的“一個牟利的慾望和機會、一個使牟利得以實現的社會和體制結構”之前，這種缺乏經濟利益推動的航海就如同無源之水，自然沒有也不可能帶動經濟飛躍、技術革新、國家發展和社會的根本變革。
第二次戰略機遇期初開國門，中日洋務競賽
第二次戰略機遇期出現在19世紀末，當時的中國和日本，幾乎有着相同的條件：處在封建王朝的晚期，長期的閉關鎖國，被強制打開了國門。最重要的是，兩國都已意識到，東方必須向西方學習，也差不多同時開始學習西方。
但是，兩國發展的結果卻是大相徑庭。日本的洋務派，不但積極推行開放市場，興辦工業，引進技術，發展貿易等洋務政策，而且還試圖參照西方國家制度進行本國的制度改革，主要表現爲行政和軍事近代化。正是他們確定了“西學爲體”的方向，成爲了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基礎。於是日本成爲惟一搭上西方工業革命快車的幸運者，在短短的幾十年中就迅速改變了原來的狀況，並在之後的戰爭中接連打敗了中國和俄國，成爲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國。
反觀中國，雖然中國的部分官員和知識分子也意識到了這次機會，並且以洋務派爲代表的改革派力量也很努力地進行近代軍事力量的發展。但改革並沒有能夠徹底地對落後的政治經濟制度進行革新，而是在自我反省的基礎上，被動地逐步擴大對西方摹仿的領域。
甲午海戰的失敗對中國造成巨大的打擊，而隨後的戊戌變法的夭折也令中國政治領域改良的希望基本破滅。隨後多次國內戰爭與兩次世界大戰，使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一去不返，直到冷戰格局形成。
第三次戰略機遇期冷戰格局，夾縫中成長
二戰後美蘇兩霸的冷戰對峙，以及科技革命的第三次浪潮，再次爲許多國家提供了重大的戰略機遇。對中國來說，這也是歷史上的第三次戰略機遇。在這次戰略機遇期中，無論是日本，還是韓國及東南亞國家，又成爲中國的競爭對手。
這些國家，雖然各自的發展軌跡不盡相同，但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徵，即是一方面利用美國與蘇聯對峙創造的發展空間，尋求政治和軍事負擔的減輕；另一方面藉助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等提供的機會，及時調整經濟結構，趕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快車，令國家的經濟水平呈飛躍性的發展。自20世紀60年代，先後出現了“日本奇蹟”、“漢江奇蹟”和“東南亞奇蹟”等一系列的經濟騰飛，並使亞太成爲了與歐洲、北美並列的世界經濟圈。
中國由於當時的國際背景和自身獨立發展的需要，不可能走與日本、韓國相同的道路，但在冷戰時期，也較好地利用了這一重大的機會。中國進行了第一個、第二個五年計劃，初步建成了中國的工業體系；成功發展了自己的核力量併發射了人造衛星；到冷戰結束前，中國已經成爲世界多極化趨勢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但這次機遇對中國來說，仍然只能說是抓住了一半，在一段時期裏，內耗了許多寶貴的時間和財富。
第四次戰略機遇期持續穩定增長
本世紀的前20年，是中國面臨的第四次戰略機遇期。抓住這次機遇，中華民族必將迎來偉大復興的光輝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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