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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君創業研究諮詢有限公司是北京市的一家民營企業，今年招聘了不少大學畢業生。可在政府部門的就業統計表上，他們卻被漏掉了。原因是，這些大學生沒有北京戶口，沒有轉入人事檔案，屬於非正規就業，而政府部門只統計正規就業的人數。
與這家公司一樣，全國各地的民營企業爲大學畢業生提供的就業崗位，儘管數字巨大，但常常被有關部門和社會忽略了。這種忽略，只是大學畢業生就業狀況的統計與實際不符的一個例子。
今年是高校擴招後第一個大學畢業生就業高峯年，社會上關於大學生就業難的議論紛紛揚揚，不絕於耳。但是，記者經過一個多月的採訪調查發現，與往年相比，今年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度加大雖是事實，但遠沒有難到像一些媒體渲染的地步，實際上，大學畢業生就業難是被誇大了。
如果把市場需求比作一個蛋糕，大家都把需求的關注點集中在蛋糕的幾朵花上，那麼，這個蛋糕實際上就被人爲地縮小了，使供求矛盾顯得格外突出
北京市人事局大學生處處長趙玉斌，最近到北京市13個區縣瞭解大學生就業情況時，很多區縣人事部門都向他反映：我們想多招一些外地生源，但市人事局給的指標太少了。趙玉斌頗感意外，因爲這跟他調研前形成的大學畢業生供大於求的印象不一致。
人事部門的大學生處處長尚且如此，其他人更可想而知。表面上看，大學畢業生供大於求的現象似乎確實存在。最好的證明是各地招聘會上的火爆情景，許多畢業生滿懷希望地去招聘會上求職，力圖在人山人海中搏得一職，結果卻身心疲憊地空手而歸。數字似乎也很有說服力：今年共有212萬大學畢業生走向就業市場，比去年的145萬增加了67萬，增幅爲46.2%。
然而，畢業生求職就業的市場，並不完全反映市場對畢業生的整體需求。一些招聘會之所以火爆，是因爲很多畢業生都希望在沿海地區的大中城市求職，從而把畢業生增量的矛盾集中到了這些地方。
北京市人才交流中心主任韓光耀打了個比方：如果把市場需求比作一個蛋糕，大家都把需求的關注點集中在蛋糕的幾朵花上，那麼，這個蛋糕實際上就被人爲地縮小了，使供求矛盾顯得格外突出。
他感慨說，不要說一些邊遠、貧困地區，就是北京市的遠郊區縣，對畢業生的需求也遠遠沒有達到飽和程度。大學生畢業後不回原籍，去條件優越的地方尋求發展，這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他說：“我接觸很多省市教育部門的同志，他們都說自己培養畢業生，是在爲他人做嫁衣裳。”
趙玉斌在調研中瞭解到，今年北京市13個鄉鎮一級的黨政機構，需要大學畢業生400多人，如果加上鄉鎮一級的民營科技企業、事業單位(如衛生院、中小學、科技推廣站)的需求，總數估計不下3000人，但大學畢業生願意去的很少。
中南大學副校長陳啓元對記者說，總的來說，現在不是大學畢業生就業崗位少了，而是就業崗位與學生期望值之間有距離。比如臨牀醫學專業，縣級以上醫院基本飽和，但不能據此得出這個專業的學生就業難的結論。因爲，縣級以下的鄉鎮醫院非常缺醫生，只是本科畢業生不願去。
很多畢業生選擇了在民營企業、個體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行業就業，有的雖在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就業，但不是按照傳統的人事分配方式就業，而是被這些單位以多種方式聘用，他們都未被納入傳統的人事管理序列
張斌是中關村某高新技術企業人力資源部經理。去年11月，他按規定向中關村管委會人事部門上報了今年接收大學畢業生的計劃數。4個人，他現在已經選定了，畢業學校、專業都符合進京要求，能夠解決戶口，轉人事檔案關係。
但是，與此同時，該公司另外還與兩個大學畢業生簽訂了就業協議。這兩個學生的專業分別是英語和中文，不是高新技術人才，公司不能給他們解決戶口，也不能轉人事檔案關係。對這兩名大學生，中關村管委會人事部門並不要求用人單位上報，張斌也沒說，管委會人事部門至今也不知道。
記者在採訪時瞭解到，政府人事部門統計就業崗位時，只面向轄區內以國有企業爲主體的國有單位，沒有涵蓋市場上所有的用人單位，特別是用人量較大的民營企業。但實際上，從就業去向上講，非正規就業已成爲大學生就業的一個重要趨勢。很多畢業生選擇了在民營企業、個體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行業就業，有的雖在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就業，但不是按照傳統的人事分配方式就業，而是被這些單位以多種方式聘用，他們都未被納入傳統的人事管理序列。
劉罄銘是某市人事局大學生處處長。據他介紹，該市人事局只能統計出每年引進的大學畢業生數量，所謂引進，就是解決了戶口，轉了檔案，辦理了正規的人事手續。在不能辦理正規手續的民企和其他類型企業，很難統計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狀況。
爲什麼很難統計？劉罄銘回答：民營企業生生滅滅，其崗位需求也不斷在發生變化，大學生在那裏就業，有的時間比較長，有的幹了十天半個月就走了，情況很複雜。“我們曾試圖瞭解一下，但由於民營企業分佈很散，調查中這些單位也不是很配合，所以很難得到真實的數據。”
在採訪中，許多民營企業的老闆告訴記者，他們需要有真才實學、能幹事的大學畢業生。爲了防止政府部門的人爲了塞人進來遞條子，走關係，他們往往有意不公佈崗位需求的真實數字，需要人時，自己招就是了。
相反，國有企事業單位有明顯的行政隸屬關係，統計就業崗位需求時，上級發文渠道暢通，可以逐級地通過組織系統進行信息傳遞。比如北京市，區縣委辦局都可以作爲發文單位，直接發文給所屬的國有企事業單位。而民營企業沒有上級主管單位，其信息傳遞渠道沒有組織系統制約，他們也沒有義務報告自己的崗位需求。
在採訪中，記者還了解到，即便是一些國有單位上報的用人計劃數，也不是完全符合實際用人情況。因爲政府人事部門一般要求轄區內國有單位，在每年年底就上報第二年的用人崗位需求，這時候，不少國有單位還沒有制訂用人計劃，所報數字只能是個概數。
記者在一些國有企業採訪時還了解到，他們每年實際接收的畢業生人數，往往多於上報給政府人事部門的用人計劃數。
每年都有一部分畢業生未辦理正常派遣手續，在校方統計就業率時沒被算進去，但他們實際上並沒有閒着，而是通過多種方式從事着臨時性的工作，即隱形就業
和君創業研究諮詢有限公司近年招聘了數十名大學畢業生。該公司在業內頗有名氣，這些大學畢業生收入也不低，前途不錯，但其中一些人，畢業時卻並未納入所在高校統計就業率的範圍。
根據目前高校就業率統計規定，除讀研的學生和出國的學生外，其他學生列入就業範圍均以發放派遣證爲前提。派遣證的發放條件是正規就業，即用人單位能辦理畢業生正式接收手續，轉檔案、解決戶口，學校、學生、用人單位簽訂3方就業協議。
可如前所述，和君創業研究諮詢有限公司等民營企業，以及一些國有企事業單位招聘性質的崗位，用人並不規範，他們不能辦理、不願辦理或者不知道怎麼辦理正式接收手續，用人時僅與畢業生簽訂雙方就業協議。這些畢業生實際上已經就業，但由於是非正規就業，沒有派遣證，結果被校方歸入未被派遣的畢業生行列。
以北京市另一家民營公司爲例，他們今年招聘了幾名不符合進京條件的大學畢業生，這幾名大學畢業生如果找不到國有單位接收檔案的話，他們掙錢再多，也將被所在高校列入未就業對象。
採訪中記者還發現了另一種情況，有的用人單位能正式辦理就業手續，但畢業生對該單位並不滿意，他們只想暫時工作一段時間，不願意轉入人事關係，就把檔案留在學校或掛靠在人才交流中心。這些學生實際上也已經就業，但由於不符合發放派遣證的條件，高校往往也把他們列入未就業學生行列。
目前，有相當一部分藝術類高校畢業生並不要求用人單位接收檔案，對他們來說，只要用人單位給活兒幹、給報酬就行；這個單位的活兒幹完後，他們又可到別處幹。用人單位往往也願意，因爲如果將畢業生作爲正式職工接收下來，成本會比較高，與其養着一個人，不如有活兒就請人來幹，寧可待遇高一點。
另外，有越來越多的畢業生願意當自由職業者。他們可能今天在這家公司做軟件，明天到另一家公司編程，後天出去旅遊，回來後再找一份工作。這些畢業生也有收入，實際上是就業了，但也不符合學校派遣條件，也被校方視爲未就業。
高校在統計就業率時還漏掉了一類畢業生，他們在校方向主管部門上報就業率時未找到工作，但此後卻找到了工作。
北京市人才交流中心主任韓光耀說，每年都有一部分畢業生未辦理正常派遣手續，在校方統計就業率時沒被算進去，但他們實際上並沒有閒着，而是通過多種方式從事着臨時性的工作，即隱形就業。他透露：“根據我們的調查，這種情況大概佔到了當年度高校統計的未就業畢業生數量的50%。”
北京市教委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中心主任任佔忠也告訴記者，畢業生中屬於臨時性就業的數量不算少。這些學生雖然沒有正式穩定的工作，但完全在家呆着、讓父母養着的不是普遍現象。他們總要幹一些事情，而且總能找到一些事情做。
據記者瞭解，大學生畢業後沒工作的主要有3種情況：家庭條件好，差單位不去，好單位還沒最後落實的；準備考研或者出國的；沒拿到畢業證、學位證，屬非合格畢業生的。
高校統計就業率爲什麼不把非正規就業算進來呢？一些高校的負責人告訴記者，主要是因爲學校掌握這些情況非常難。
爲了提高就業率，一些高校教師、院系分管就業工作的領導，過份功利地推進大學生就業。他們有意將大學生就業形勢講得比真實情況更嚴峻，督促甚至強迫學生儘快簽約，而不管他們對暫時找到的工作是否滿意，是否還能等待更好的機會
記者瞭解到，每年六七月間，各地教育主管部門都要求高校上報就業率，對高校就業率進行排名，並在內部公佈。這一排名影響到社會對高校的評價，進而影響到學校的招生。
由此，就業率成爲戴在一些高校頭上的“緊箍咒”。爲提高就業率，一些高校教師、分管就業工作的領導，帶着功利目的，有意將大學生就業形勢講得比真實情況更嚴峻，督促甚至強迫學生儘快簽約，而不管他們對暫時找到的工作是否滿意，是否能有更好的機會。
記者隨機走訪了4所高校。請聽4位畢業生介紹的情況：
畢業生A：教育部規定，11月20日用人單位纔可以進高校招人，到了12月26日，學院年級輔導員就在畢業班年級大會上要求學生：“兩天之內要把學業成績和院校意見交給我簽字蓋章，逾期不予辦理。”年級輔導員的心態，就是逼迫學生早點找個“婆家”，急於把學生嫁出去。他們之所以不給學生更多的時間和挑選的餘地，既有擔心學生去人才市場晚了找不到工作的因素，也有怕完不成任務無法向學校交待的因素。因爲，只要學生檔案轉出學校，學生就業率數字就可保住甚至提高。
畢業生B：今年新學期開學時，老師在年級大會上一個勁兒地說今年畢業生怎麼怎麼多，你們就業壓力有多大，尤其是學中文的，說得大家心裏都發顫。然後，老師出謀劃策———考研。有一位老師說，我希望大家都去考研，都考上！我聽了很反感。他們不是爲學生着想(考研成功者計入就業率)，而是歪曲了考研的意思，褻瀆了考研。院系還制訂了考研鼓勵機制，如報考者上光榮榜，找工作優先推薦等———這個最吸引人。我覺得，這些老師對學生進行正確的就業指導不夠，而是一心要把學生往考研路上趕。
畢業生C：去年10月以來，學校領導不斷在大會小會上說，今年是高校擴招後第一個畢業生就業年，畢業生多，就業崗位少，希望大家早簽約，先簽約再說。這無形中給學生很大壓力。我記得2月份時，班上有10個同學考研，沒簽約，他們很擔心，怕找不着工作。學校這樣做搞得大家很緊張，有的同學甚至沒考慮自己究竟願不願意，就草率地簽了約。
C說：國家有政策，當年沒找到工作的大學生，檔案可在學校保留兩年。但我聽同學私下說，到今年5月還沒簽約的，學校只保留檔案一年，有的甚至說有可能不保留，要打回原籍。學院的書記總對我們說，4月前不簽約、遲交畢業協議書的，派遣證扣發。對這種恐嚇的戰術，很多同學不滿。
畢業生D：我的專業是電信，這是個好專業。可有一個同學想找個好工作，院裏分管就業的書記爲提高就業率，卻逼迫他趕快簽約。這位同學覺得書記沒有權力干預他的選擇，不買他的賬，說：是我簽約又不是你簽約，你干涉我幹嘛？書記就恐嚇他說，4月初以前你不簽約，就緩發派遣證，把檔案打回原籍。還說，能籤就籤，不要計較工資多少，不要挑！
目前媒體對大學生就業的報道，報憂的多，報喜的少，渲染就業難氣氛的多，對學生擇業進行引導的少，流於表層的多，深入分析的少
小張是湖南師範大學畢業生，最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
他是今年3月來北京找工作的。動身前，他廣泛瞭解北京大學生就業市場的信息。他告訴記者說：沒想到，讀報給他很大打擊，因爲很多報紙都說，沒有高學歷，不是名牌大學畢業的學生，很難在北京找到工作。
到了北京後，他發現實際情況跟媒體說的不一樣，很多單位都要人，機會不像媒體說得那樣少，求職難度也不像媒體渲染的那樣大。
他告訴記者，很多媒體都強調高學歷的重要性，但我幾次參加在北京農展館舉行的招聘會，發現本科生、大專生、中專生都有崗位可供競爭，用人單位用人很理性。當然也有例外，但畢竟是少數。
小張直言：“一些媒體報道大學生就業的調子是灰色的，看報道，這也難，那也難，很少有振奮人心的東西。有一篇文章的標題我印象很深：‘拍低胸照、穿性感裝：大學生擇業出怪招’。但實際上，很多大學生求職有非常成功的案例。”
記者在採訪一些教育界人士和畢業生時發現，有小張這種感觸的不是少數。他們普遍感到，媒體關於大學生就業的報道，有不少對推動大學生就業很有價值，但片面的、誇張的東西也不少。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師高祥陽說，目前媒體對大學生就業的報道，報憂的多，報喜的少，渲染就業難氣氛的多，對學生擇業進行引導的少，流於表層的多，深入分析的少。
中南大學分管學生就業工作的黨委副書記徐建軍也認爲，一些媒體對大學生就業難的炒作有些過分了。該校學工部副部長賀志軍說，我強烈地感受到，現在一些媒體發佈信息，總是渲染用人單位需求量少，畢業生多；而一個地區到底需要多少畢業生，各個專業需要多少人，如何引導畢業生樹立良好的就業心態，這方面的文章太少了。他希望媒體能夠用準確的數據說明目前大學生就業市場真實的情況。
一位畢業生說，我希望能在媒體上看到哪個行業需要什麼層次、什麼技能的畢業生，什麼地區需要多少什麼樣的人，但在媒體上找不到這樣的信息。現在很多畢業生在亂轉，一說找工作，馬上就去大城市，難道中國只有大城市有工作找嗎？但沒有辦法，我們不知道別的地方有什麼工作，也找不到好的工作。
北京市教委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中心主任任佔忠對記者說：我有一種感覺，就是媒體對就業雙選活動的報道篇幅佔得很大，報道畢業生焦慮的心態，現場擁擠的狀況太多，而幫助畢業生正確認識形勢，幫助他們調整好心態，告訴他們怎樣定好位的報道，特別是有分量的報道，不多。
他說，事實上，很多知名度不太高的學校的畢業生，就業狀況是很好的。很多學生自身綜合素質並不是很強，但由於求職方法對頭，也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中國人事科學院人才診斷中心主任甄源泰認爲，媒體在關注大學生就業形勢時，應注意發揮好預警功能和引導功能。現在的狀況是，一些媒體預警功能發揮過了頭，引導功能發揮得很不夠。
在大學生就業難的呼聲中，有一部分聲音來自畢業生家長。他們爲兒女的前途命運着急，但很多人對大學生就業市場和自己子女的情況不很瞭解，客觀上擴大了就業難的灰色調
在大學生就業難的呼聲中，有一部分聲音來自家長。他們爲兒女的前途命運着急，但很多人對大學生就業市場和自己子女的情況不很瞭解。他們只是在電視等媒體中聽說，或聽別的人講就業難，結果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客觀上擴大了就業難的灰色調。
這些家長中，以來自農村和城市工人家庭的居多。
中國人民大學一位畢業生說：很多農村家長供孩子讀大學不容易，圖的就是將來有個回報。有的家庭，孩子每年若能拿兩三千元回家，是個很大的補貼和支持。到處都說就業難，一些家長又不知真情，只能着急，不斷地給子女寫信、打電話，不斷地督促他們。
湖南師範大學一位畢業生對記者說：你沒法想象我父母急成什麼樣子，天天在我耳邊嘮叨。他們並沒有全面認識我的想法和我的優點與缺點，甚至忽略優點，只是受周圍社會輿論的影響，給我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中南大學畢業生曾明軍來自湖南省岳陽市農村。他說：家裏總覺得我大學畢業了，巴不得我趕緊找個工作。電視里老說大學擴招了，學生找工作難了，把他們搞得人心惶惶。
該校來自湖北省襄樊市農村的畢業生周長河告訴記者：從去年10月份開始，家裏就一個星期給我打來一次電話，問工作找得怎麼樣了，催得我真煩。他們對真實情況一點不瞭解，弄得我有時晚上都睡不着覺。
社會上不斷營造的求職緊張氣氛，加劇了大學生求職的心理壓力，造成大學生心態不穩定，很多畢業生爲了求職進行非理性流動。很多人馬不停蹄，累死累活，花了不少錢，卻收效甚微
記者在調查採訪中瞭解到，種種不客觀不準確的信息流，過分渲染大學生就業難，已經並正在產生一些消極作用。
湖南師範大學一位畢業生對記者說：社會上不斷營造的求職緊張氣氛，加劇了大學生求職的心理壓力，造成大學生心態不穩定，很多畢業生爲了求職進行非理性流動。同學們紛紛南下北上，四處找工作，但很多人去一個地方，並不知道那個城市的用人計劃，不知道招聘會什麼時候開。他們只是模模糊糊地覺得別人都在往外跑，自己呆在學校肯定沒機會，不如出去跑一跑，碰碰運氣。很多人馬不停蹄，累死累活，花了不少錢，卻收效甚微。
武漢大學一位畢業生對記者說：大家都不斷地強調大學生就業難，使畢業生很容易形成一種先入爲主的心理，覺得所有專業、各種類型的學生擇業都很難，就恐慌起來，亂了陣腳。有的不敢去找工作，有的隨便找到一份工作就簽約，結果很輕易地把自己“賣”了出去，日後很可能後悔。
北方交通大學學生處處長陳峯對記者說：媒體過分渲染大學生就業難，使一些用人單位對大學生就業市場出現錯誤認識，覺得人才到處都是，用人不愁了，於是就盲目地擡高用人的門檻。如本來本科生就可勝任的崗位，偏要研究生，造成對人才的不珍惜，從而加大了大學生的就業難度。
武漢大學另一位畢業生小張來自農村，他所學的專業是個熱門，學習成績也比較優秀，本來可以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但由於家人催得緊，去年11月份他就草草地簽了約，沒想到，很多學習成績不如他的同學，現在卻找到了令他羨慕的單位，令他非常後悔當初的選擇。
中國人民大學一位畢業生對記者說：媒體、老師、家長過分渲染就業難，使一些本來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的畢業生放低了標準，去了一些相對而言不是很好的單位。在求職路上，他們沒有更堅強地走下去，更理性地走下去，許多人非常後悔，有的不久便跳了槽。
不僅如此，記者還了解到，大學生就業難氣氛的瀰漫，還影響到了一些低年級學生，使他們不能安心讀書學習，也妨礙了學校正常的教學工作。
北京某大學一位畢業生告訴記者：很多低年級學生都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認爲自己的專業不好找工作，學業上不是很認真，對自己的前途也不很樂觀，過早地考慮自己的去處和未來。
大學生就業難，是一些人用傳統的思維方式看待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的社會現象作出的判斷。大學生應該想的是如何適應社會和企業的需求。只有在這個前提下，纔可能實現自己追求的價值
記者在採訪甄源泰、韓光耀等專家和徐建軍、任佔忠、陳峯等教育界人士時，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呼籲：有關人士特別是一些媒體，應停止擴大大學生就業難的緊張氣氛，代之以對大學生就業市場進行深入詳實的報道，對大學生擇業進行切實有效的指導。
甄源泰認爲，大學生就業難，是一些人用傳統的思維方式看待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的社會現象作出的判斷。媒體應該引導全社會用市場經濟的觀念看待就業。
他說：什麼是就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業首先是社會的選擇，企業的選擇。大學生應該想的是如何適應社會和企業的需求。只有在這個前提下，纔可能實現自己追求的價值：掙錢、獲得社會承認、實現人生理想等。從這個意義上說，個人願望應當處於從屬地位；就業目的應該是單純的———接受挑選！
甄源泰認爲，不弄清這個基本點，一旦在就業問題上遭受挫折，就抱怨社會、抱怨企業，埋怨就業環境不好、專業沒對口、能級不對應，那是站在傳統觀念的角度看待市場環境下出現的問題。要想在市場經濟環境中討價還價，就要認清自己的社會角色，拓展自己“賣”得出去的能力。如果真正擁有社會需要的本事，“錐處囊中，其末立現”，哪會愁什麼就業問題？
任佔忠說：應該肯定地講，目前大學生就業市場絕不是供大於求。應該承認，如果畢業生願意根據社會需要擇業，大學生就業狀況就不會是現在我們所感到的這樣難。“我想，除了身體條件不行外，每個畢業生事實上都應該能找到自己的崗位，這纔是最符合大學生就業市場客觀實際的。”
他說，現在的問題是，很多畢業生的願望和社會需求呈錯位狀態。一方面，很多中小型企事業單位，很多基層第一線單位，有很多崗位應該由大學畢業生來充實，但大學生期望值過高，不願意去；另一方面，一些畢業生的素質、能力跟社會的要求還存在較大的差距，有些單位想找到理想的畢業生，事實上也很困難。有關人士，特別是媒體，應該把這些情況告訴畢業生，並告訴他們如何正確認識這些問題。
陳峯說：按理說，近年來國家經濟發展是平穩的，每年新增就業崗位很多，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這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那爲什麼大學生就業難的議論這麼普遍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整個社會的觀念還停留在過去，認爲大學生是精英，應該一畢業就掙大錢，當領導。
他說：其實，國家正在進入大衆化教育階段，高等教育已不再是精英教育，不應該認爲考上大學就是進了保險箱。大學教育只是給你打下一個知識基礎，並不標誌你一定有成就，社會一定要讓你幹某種工作，大學生畢業後做普普通通的工作很正常。而且一個人要成才，就必須在生產實踐中摸索、鍛鍊，真有本事，畢業後當工人，也能逐漸走上管理崗位。本報記者羅旭輝實習生周芳
陳峯認爲，如果形成這樣一種輿論氛圍和共識，大學生就會正確對待自己，不會一天到晚想着到國家機關、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工作，大學生就業難的議論自然會慢慢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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