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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號角報》駐巴格達記者謝拉今天(9日)寫道：兩個記者死了，三人受傷。美國人說那是爲了回答敵人的開火，但被記者們否認。幾個小時以前一名攝影記者在另一次攻擊中也被打死了。這裏寫下的是我一生中最令人悲傷的報道。我剛看見西班牙記者考索死了，他是馬德里第5電視臺的攝影記者。他鬥爭到最後一刻，曾3次停止呼吸，但是最後離開了我們。路透社的攝影記者、烏克蘭人普羅斯尤克和阿拉伯半島電視臺的約旦人阿尤布同時被打死。這3名記者昨天在報道歷史上對記者來說最血腥的戰爭中死去。在開戰後20天的時間裏，已有11名記者喪生。
考索當時在巴勒斯坦旅館1402房間的陽臺上，拍攝美英聯軍對巴格達市中心的進攻時，被機槍打中。住在上一層的普羅斯尤克不久之後被打死。他的頭撞到窗子的玻璃上。阿尤布是在另一所房子傳送卡塔爾電視臺的節目時被打死。那所房子正好位於市中心的兩座橋之間，整個上午美國的坦克部隊和伊拉克的民兵在那裏激烈交火。
考索從第14層拍攝在亞姆里亞橋上的兩輛美軍坦克向前推進，那裏距旅館只有15個街區。此前他在房間裏爲一家意大利電臺傳送節目。大約中午12點，我們已經緊張工作了4個小時。美國A-10飛機快速飛過上空，向下俯衝，向伊拉克軍隊的陣地發射導彈。坦克從橋上的各個點開火。阿帕奇直升飛機從南部居民區的上空飛過，發射導彈。可以聽到伊拉克軍隊的防空炮火發出的響聲，雖然不那麼密集。
在我們住的1602號客房，墨西哥特萊維薩電視臺的攝影記者豪爾赫在朝西的陽臺上工作，他放下攝像機，回到房間。塞爾電臺的羅德里格斯也在陽臺上。客廳裏還有意大利、葡萄牙和墨西哥的記者。我在另一個房間裏爲數字號角版準備一盤錄相帶。遠處聽到爆炸聲，飛機呼嘯而過，似乎是沒有什麼目標可以炸了。
就在這時，傳來可怕的一聲巨響。我們白天看到的落在別人頭上的炸彈現在落到們自己頭上了。炸彈的衝擊波使我搖晃不穩。我看着窗子上的玻璃，好像已經炸碎了。我剛聽見別的房間的玻璃落到地上。我看到豪爾赫跑過來，高喊“必須下樓去！”我懷疑了一會兒，不知道是否要關掉電腦或是抓起衛星電話就走，但是生存的本能使我和其他的記者一起往樓下跑。我看到天線3臺的女孩子們手拉着手，絕望地奔跑。我們順着樓梯往下跑，後面有的人一次跳下4個臺階，衝到我的前面。沒有人受傷，大家都知道該怎麼辦。
在第15層，我看到意大利人費爾南多在喊叫，我用西班牙語叫他趕快下樓，可是他聽不懂。他在請求幫助。他同房間的考索已經躺在地上，流着血，一條腿被炸成幾段。智利的拉法埃爾聽懂了他的話，和他一起跑去找西斯蒂亞加，用一條牀單蓋住考索的腿。他們用幾種語言要求醫生救助。看到沒有人來幫忙，他們就擡起考索睡的牀墊，跑向電梯。電梯到了，但是他們不能進去，因爲人們正在擡烏克蘭人普羅斯尤克和另外兩個受輕傷的記者。
當我們跑了16層到達樓下時，有幾十個同事正在拍攝，他們試圖瞭解所發生的事情。一些記者在進行現場直播。這場悲劇及時傳到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區。我看到瓊和幾個人幫助擡考索。有人問，還有誰倒下了，“我看見4個人受傷”，“流了很多血”，“埃德華多在哪裏？”“費爾南多在哪裏？”他們幾乎是同時在說話。
我從樓下看上去，上午我們所在的陽臺上戰鬥在繼續，到處是槍眼。大塊的水泥板往下掉，情況和下面兩層一樣。考索所在的陽臺已經被炸碎了。後來我上樓去看時，到處是碎玻璃和水泥塊，還有扭曲的鐵條。路透社和電視5臺記者的房間裏有很多血，我們住的房間被淹了，英國司機爲了滅火放了很多水。
在送考索去醫院的路上，同事們問他發生了什麼事，他只是要求把他的頭擡高一點。當我們放鬆下來的時候，大家開始哭泣，高聲喊叫，詛咒所有那些進行戰爭的人。幾臺攝像機靠近我，問我射擊是從哪裏來的，我告訴他們不知道，我覺得是從後面的幾幢樓上穿過大道射過來的，但是我對發生的事情並不清楚，後來我們受到猛烈的衝擊。伊拉克宣傳辦公室的烏代向走過來，當着衆人的面責難我，因爲我沒有直接將罪過舊於美國人。他並不知道我在說些什麼，一個英國同事將我拉走了。他對我說，“你不要回答他，他們都是瘋子”。過了一會，有人來說五角大樓承認橋上的一輛坦克向旅館開了火，因爲有槍手向這座樓射擊。
300名外國記者在巴勒斯坦旅館已經住了20天，在旅館的走廊裏我們從來沒有看任何人帶着槍，也從來沒有看到可能在這裏開展行動的民兵，更不用說是伊拉克軍隊的士兵了。此外，如果說有人在旅館的房頂上，那他爲什麼要向14、15、16層射擊呢？這離最高的20層很遠。
當我和家人通過電話以後，與我們的編輯馬塞羅及駐羅馬的記者胡里奧到達醫院時，對考索已經做完手術。他的右腿已經被截肢，但情況穩定。我們站在手術室外，可以從一個窗戶看到裏面的情況。突然醫生和護士們開始跑動，考索的心臟停止跳動了。幾分鐘以後，一名護士出來說情況不好，我們看到醫生們爲他做人工呼吸，用力拍他的胸脯。另一個護士讓我們離開幾米遠。我們看到醫生出來了，他們對瓊說他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非常遺憾，負責的醫生和我們在走廊裏五六個人一起哭了。周圍有幾十個處於同樣情況的伊拉克人，因爲傷員和死人太多，任何時候都不再讓人進入。當我們走出醫院時，兩部汽車載着傷員和死都到達醫院。一名婦女又哭又叫，可能是她的男人被打死了。
我試圖保留對考索的最幸福的形象。那是兩天以前的晚上，當我們唱一首墨西哥的歌曲時，費爾南多改了歌詞，大家忍不住大笑起來。考索是一個正直的西班牙加列戈人，濃眉圓臉，身材矮小，剪着短頭。他是一個非常細心的人，抽菸的方式也很特別，他拿煙的兩個手指頭與別人不一樣。他很喜歡喝墨西哥的特吉拉酒。他和拉丁美洲人在一起過得很開心。聽我們說諺語尤其是墨西哥的諺語時，時常開口大笑。一張像是小丑的臉蛋表達了他的幸福。
考索今年37歲，有兩個孩子，談到他的妻子時總是說“我的姑娘”。他和同伴瓊的關係很好。每天晚當我們20或30名記者聚會時，他總是帶來一瓶酒，笑得很開心，用力拍我的後背，親切地打招呼。我們感到幸福。天晚時我們向他告別。我們300名記者在旅館的花園裏聚會，並從這裏用國際電視頻道轉播實況。我們帶去蠟燭，會場很安靜。大家點燃蠟燭，沉默了幾分鐘。以後我們把蠟燭放到一個平臺上，直至讓風把它們吹滅。此刻沒有一個炸彈，沒有一架飛機，沒有噪音。考索走了，巴格達用一次休戰爲他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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