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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辛店醫院的109名醫護人員正式走上了治療“非典”的第一線，他們帶着對家人的愧疚，帶着對患者的責任，帶着美好的期待走上了那樣一個神聖的崗位。
其實，在北京的多家醫院裏，有很多“天使”都被隔離在家人之外，爲“非典”患者能早日康復而辛勤地工作着。漂亮護士俯身爲重症患者吸痰
見到佑安醫院的護士小王時，她身着嚴密的防護服，正在俯身爲一名重症患者吸痰。今年26歲的小王，身材修長，是個漂亮姑娘。2月6日做完婚檢，原打算4月份春暖花開時舉辦自己的婚禮。然而，3月初突然接到命令，到感染科護理“非典”病人，爽快的小王沒有絲毫猶豫，跟未婚夫打了個招呼就上崗了，而且一干就是一個月，每天幾乎都是早八點上班晚八點下班。院領導爲了照顧她們，特意安排每天6小時工作制，但爲了病人，她和她的同事幾乎沒有享受過這種“待遇”。直到現在，未婚夫仍在期盼着她哪怕騰出一點點時間一起去領結婚證。可不善言辭的小王只是隔着口罩對我說：“等到我們戰勝‘非典’後，我再結婚，那樣我會感到更加幸福和欣慰。”
戰鬥在“非典”病區的小王不得不推遲婚期了。
五旬護士一天推1200公斤氧氣
護士趙大姐正在費力地向病房推着氧氣瓶，因爲有呼吸窘迫的患者正在用着呼吸機，因而氧氣的用量就特別大。趙大姐告訴我，爲了有效地避免疾病傳播，減少更多的人進入病區，護士承擔了更多工作範圍以外的工作。一桶氧氣重60多公斤，一天就要推20多桶。爲了保證患者的營養，年近50歲的趙大姐如今又學起了營養配餐，她每天根據患者的病情，一一徵詢病人的意見，逐個給他們訂餐，遇到正在吸氧的病人，她還要一口一口地給病人餵飯……
冒險工作她們只爲不辱使命
突如其來的“非典”正在考驗着這些年輕的白衣戰士。
“非典”病人的治療要求非常嚴格，100毫升一瓶的液體，要求在規定的時間裏爲患者輸完，護士就要堅守在病房裏嚴密觀察病人的病情變化，有的病人輸液治療要到深夜才完成。激素治療的患者房間，一天要進行多次消毒，一方面保護病人，同時也防止病菌傳播，護士的纖手被消毒液泡白了、脫皮了，臉和暴露的皮膚被紫外線燈照紅了，起了皮疹。爲病人做霧化吸入、打針、發藥、吸痰、拍背，這一切都要求護士要面對面地和病人接觸，她們沒有退縮。
孫煥琴護士長告訴我：我們是一個團結的集體，雖然工作量很大、很辛苦，也有一定的危險性，但大家很勇敢，配合得也非常默契。因爲我們捂得很嚴，所以只能靠眼神、動作體會彼此的需要。我們惟一的信念就是，早日控制“非典”，不辱白衣天使的使命和責任。
60名非典患者轉至長辛店醫院 又有109名醫護人員走上反擊非典一線
從昨晚開始，北京長辛店醫院正式陸續接收來自宣武、人民、中日友好、北大等醫院轉來的60名“非典”患者。
市政府剛剛確定了6家專門治療“非典”的醫院：北京胸科醫院、佑安醫院、地壇醫院、協和醫院西院、煤礦總醫院和長辛店醫院。長辛店醫院接到收治“非典”患者的任務後，專門拿出一週的時間，對全院的病房、門診等進行了全面的改造，並建立了污染區、半污染區，同時政府部門投入近千萬元爲醫院緊急配置了血器、呼吸機、生化儀等儀器設施。此外，還專門從302醫院、佑安醫院請來專家爲醫護人員進行專業培訓。同時，長辛店全地區還建立暢通的信息網絡，發現疫情可疑病例及時報告，及時隔離。
長辛店醫院組織了109名醫護人員走上防治“非典”第一線，除此之外，該院還從其他20多家醫院調來專家、醫護人員投入到這場無硝煙的戰爭中。一走進這場戰爭，就意味着這些醫務人員要面臨着一兩個月不能回家的情況。爲了保證一線醫務人員能安心工作，政府部門規定，他們家裏有什麼困難，都由社區居委會包戶，爲一線醫務人員做好後勤保障工作。一線醫務人員的家屬單位由街道辦事處召開專題會，落實家屬處理家庭問題時工資、獎金等不受影響。
深處險境的妻子累哭了
我的妻子就在治療“非典”的第一線工作。對這一點至今我都難以置信，因爲我沒料到這麼可怕的巧合竟會落到自己頭上。
早上她還像往常一樣洗漱、吃飯，然後騎自行車上班，下午她突然給我打來電話，說她接管的一個病人疑似非典，醫院安排她隔離。那是4月7日，到今天，我們已有整整半個月沒見過面。
隔離前她恰好在讀一部法國小說，我們的現實生活幾乎原樣複製了書中的情節。在小說開頭，主人公里厄醫生把妻子送上火車，因爲她要去外地養病。不久，醫生所在的城市就因流行性疾病暴發被封閉起來，兩人失去了聯繫，直到將近一年後疫情結束。
我的醫生妻子被隔離時，我也正要出差。作爲記者，出差是家常便飯，但這次，我的心情則格外的複雜。妻子是第一次讀這本書，而且只讀一小半。而我早已熟知故事的全部：到結尾城市重新開放時，裏厄醫生得到了妻子去世的噩耗。我慶幸她還沒有讀到這裏。
當然，非典的嚴重性遠不及小說家筆下的惡性傳染病，它得到控制的時間也遠不用那麼久，即使不幸被傳染，出現嚴重後果的概率也要低得多，但是要想讓作爲當事人的我除掉心中的恐懼和憂慮，實在不容易。
我不希望妻子知道我的擔心，那會削弱她的信心。現在我之所以敢把這些寫出來，是因爲我清楚，處在隔離中的她沒機會也沒精力看到這篇文字。萬一她看到了，我也希望她能明白：生活與小說畢竟是兩碼事，我們沒那麼倒黴。
我們所處的時代比裏厄夫婦進步得多，我們可以通過電話隨時瞭解對方的情況。但這實在說不上幸運。“我們醫院有五個護士發燒了。”這是她4月9日晚給我發的一條手機短信。有生以來，我還從沒覺得“發燒”兩個字是那樣可怕。
10日，她說：“醫院裏不接觸非典的人都不住宿舍了，整個樓都快空了。”這條短信讓我心裏一陣酸楚。他們那幢宿舍樓有6層，每層30多個房間，原來每間房住三四個人，而現在她卻孤零零地走在空蕩蕩的樓道里。
11日是她最艱難的時候。那天週五，有確切消息說下週一他們醫院將把她所在的急診內科病房改爲非典專用病區，她面臨着一個選擇：要麼申請調到其他科室，要麼留下來每天和非典患者接觸。“我怎麼辦？”她問我。其實她有理由離開，因爲她並非呼吸疾病和傳染病的專業醫生，這麼重要的工作應該讓專家來做。而我，自然盼着她儘早遠離傳染源。可是她十分猶豫。最後我都急了：“有什麼好猶豫的？要麼走，要麼留，你決定。”她在電話那頭哭起來，責問我：“你怎麼這種態度？”然後就掛了電話。我很內疚。過了一會兒，又打過去向她道歉，然後說：“要我決定，我還是首選讓你離開。但是情況究竟怎樣你比我清楚，你怎麼選擇我都支持。”14日，她正式成爲北京大學人民醫院5名專治非典型肺炎的醫生之一。
妻子現在還沒有出現異常，但她還身處險境之中。昨天晚上，她在電話裏又哭了，當然除了累也沒更多緣由。“就是想哭。”她說。
我無話可說，只能告訴她，這兩天北京又涼了，要多穿點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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