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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隔離這批遊客
4月21日至4月25日，上海某旅行社組織75名遊客到北方某疫區旅遊。其中65名遊客乘飛機在4月25日夜裏返滬，其餘人員第二天分乘飛機或火車返滬。據旅行社說，他們曾要求旅遊地導遊告訴遊客，返滬後立即向所在社區報告。可兩天後，沒有一人向社區報告。
4月28日上午，長寧區委書記、區防治“非典”指揮部總指揮長薛潮同志，在聽取“抗非典”工作彙報時得知75人沒有按規定隔離，馬上找到區委副書記、區防治“非典”指揮部副指揮長陳建興：“立即啓動應急預案，必須找到這批人，按規定隔離！”
同時，長寧區委、區政府召開會議，對這家旅行社提出嚴肅批評。
應急隊伍首次出征
“防治‘非典’應急隊伍”是兩天前剛剛組建的。這支應急隊伍由區人大、區政協、區委宣傳部、區委統戰部，以及區司法等區屬27個委辦局領導共107名機關幹部組成。
4月28日中午12點半，陳建興第一次向“防治‘非典’應急隊伍”發佈命令：尋找75名遊客。
陳建興提出“3個三”，即：三到、三詢問、三注意。他要求應急隊伍到街道、到居委、到家庭尋找返滬人員；詢問當事人是否有發熱情況，到過何處，是否向區、街道居委通報過情況；工作人員要注意工作方法，注意自我保護，注意橫向溝通。
金山找尋20名遊客
樑宏，區委宣傳部幹部。拿到旅行社提供的金山負責人名單後才發現，提供的負責人電話號碼根本不對。中介人也找不到該負責人，再找單位，單位也找不到該人。
樑宏一邊與金山區防非典辦、遊客所在鎮政府聯繫，一邊找到警方幫忙，終於在兩個多小時後找到了這位負責人聯繫方式。此時才得知，金山區一共有20名遊客。
軍人出身的樑宏馬不停蹄地趕往金山。此時，金山區某鎮鎮長已經協助查找到一位有發熱現象的遊客，並送到醫院隔離。另一遊客因自己知道需要隔離，沒有回自己家，直接住到鄉下父母家去了。
樑宏馬上與金山區抗非典部門召開緊急會議，研究隔離方案。然後和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挨家上門解釋，消毒隔離。晚上8點半，20名遊客非常配合，分成了10組隔離：其中8人一組；一對夫妻因自己獨住，相對成爲隔離一組；其餘每個人在家相對隔離。
以後，消毒等其他隔離工作就交給了鎮政府。
吃飯買菜居委會來
區委統戰部的4位同志負責尋找一對住在虹口區的老夫婦。他們沒想到，這對夫婦回到上海後，看看自己沒有問題，一大早就跑出去鍛鍊，而且對人說剛從疫區旅遊回來。
晨練的人們嚇壞了，連忙到居委會舉報。居委會上門做工作，老人卻說：“我沒毛病，爲什麼要隔離？”
4位應急隊員在街道、居委會幹部的陪同下來到老人家。老人說：“我們兩個身邊沒有子女，每天除了鍛鍊還要買菜，吃完飯還有到小區散步的習慣。如果把我們隔離了，本來身體沒問題，倒把我們的生活弄得不正常了，肯定要出毛病的。”
應急隊員耐心地一遍又一遍解釋，希望老人理解，隔離是對人對己都有利的做法。老頭子看到4位同志的焦慮，不再堅持，反過來做起老太的思想工作：“我們隔離在家，只是十幾天的事，讓別人安心，對社會有好處的事，當然要做了。”
居委會同志也接口說：“你們放心，想吃什麼，我們幫你們買。”
拒絕透露遊客去處
那天夜裏12點半，尋找盧灣區一對老夫婦的楊慶林和周杭生纔回到防治“非典”指揮部。至此，分佈本市十個區的75名遊客的全部“去向表”都已填妥，並交到了陳建興的手中。
中午接到任務後，楊慶林和周杭生就開始與住址登記在盧灣區的老人電話聯繫。接電話的是他們的兒子，聽說要隔離父母，竟說：父母住在奉賢，具體地址不知道。
楊慶林和周杭生與那對老夫婦居住地的淮中街道聯繫後，來到該街道，找來居委會幹部，繼續撥打老人留的電話號碼。這次，是老人的女兒接電話。
老人的女兒聽了，沒好氣地說：“是旅行社的責任，我還沒找旅行社賠償呢。”同樣沒有告訴老人的住址。
眼看就要到下午4點了，楊慶林和周杭生心急如火，不停地在電話裏勸說老人的女兒。終於，她答應半小時後給迴音。
連夜追蹤趕到奉賢
對於楊慶林和周杭生來說，時間就是生命。周杭生數着秒針，終於盼到了半個小時的最後一秒，他迫不及待地抓起電話。女兒終於說出了父母的住址，並要求一起去奉賢父母住處。聽完電話，兩人的心這才着了地。
晚上6點半，兩輛轎車載着居委會幹部、街道幹部、老人的女兒以及兩名應急隊員共8個人，向奉賢飛馳而去。
他們首先來到奉賢區疾病控制中心，請求幫助。疾控中心工作人員二話沒說，背上消毒器具就上了路。
看着一車戴口罩、手套的人員，老人的女兒擔心地說：“父母見我們這麼多人，這樣的打扮，肯定嚇壞了，沒有‘非典’也得認爲他們得了‘非典’。”
周杭生說：“這樣吧，我們先在外邊等着，你戴着口罩和手套進去，向老人解釋清楚，我們再進去。”老人的女兒笑了。
兩位老人看到女兒來了，聽了各方面的解釋，欣然接受隔離。
深夜，12個小時過去了，區委書記薛潮、代區長陳超賢拿着107名應急隊員交回的“遊客去向表”，長出了口氣。
在這批遊客返滬後12天的今天，記者獲悉，75人中沒有發現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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