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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北京5月7日電---從北京地區收治第一例“非典”患者，解放軍302醫院醫護人員率先投身於這場抗擊“非典”的戰鬥。作爲一線救治人員，感染一科主治醫生薑天俊在近兩個月的“驚心動魄”的戰鬥中，親身經歷了首批“非典”患者的救治過程。他的妻子、剛剛從國外進修歸來的護士趙玉榮，也在特護病房護理患者時被感染。
人類歷史上，能讓世界衛生組織在一個月內3次向全球拉響警報的疾病並不多，而這次突然襲來的“非典”便是其一。記者將姜天俊醫生的手記整理成文，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廣大軍隊醫護人員忘我奉獻的一幕幕，看到人們是如何勇敢應對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的。
3月5日：3名“怪異”病人轉入醫院
16時，感染一病區的醫務人員像往常一樣進行常規查房，處理一些回報的化驗檢測結果，誰也沒有料到很快將有一件大事在這裏發生——
16時10分，科主任趙敏把作爲病區主治醫師的我叫到辦公室，說某醫院將有3名懷疑“發熱待查”的“怪異”病人轉來我區，懷疑是“非典型肺炎”，需要馬上騰出病房來。我二話沒說，立即去現場協調。10分鐘後，病人送到，2名用平車推着，1名被攙扶着，看樣子病情都相當危重。大家迅速行動，完善相關檢查，提出初步治療方案。由於各項工作均需重新安排，大家工作到很晚，23時10分，我才收拾停當回家，真有點累。
3月7日：一名重症患者去世
一名重症患者去世了，這給大家的打擊很大，情緒有一點低落，也讓我們更進一步認識到，這種疾病的嚴重性和複雜性已遠遠超出了我們現有的知識範圍。從致病原上來看，我認爲這絕非“衣原體”所爲，也絕非普通意義上的“非典”，其中肯定“躲藏”了一個更加“危險”的“傢伙”，只是人們尚未看清它。這個“病”究竟是什麼呢？我想應儘快給廣州的同學打個電話，瞭解一下廣東同行的一些看法和經驗，畢竟這種“非典”是廣州最先報告的。
3月11日：兩名護士出現“非典”症狀
昨天下午，實習護士小王、小劉相繼出現高熱，伴頭痛和全身痠痛，我心頭一驚，“魔鬼終於露面了！”
我馬上把她們收入病房，以最快的速度查體、檢驗。結果出來了：白細胞不高，胸片異常。證實她們已感染了“非典”！大家都很着急，也有點兒恐懼。
爲了找到“非典”的病原，抓住元兇，基礎研究部門要求取患者的口咽部分泌物。這是一件極其危險的工作，誰都知道急性期“非典”患者的傳染性最大。由於這不是我們一線大夫的份內事兒，大家不太情願做，而非臨牀的研究人員又因隔離需要，無法進入病房，但這事兒又不能不做。看來只有我來了，使勁拉了拉自己頭上的防護鏡，又加戴了一雙手套，我衝進病房。24例患者的咽拭子及漱口液標本收取完畢，送到了研究人員的手上，他們感激萬分。
3月12日：更壞的事情發生了
更壞的事情發生了。又有幾名醫護人員相繼染病住院，整個病區處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平常熟悉的一切突然變得如此可怕，如此不可捉摸，彷彿空氣中都漂浮着“面目猙獰”的“非典病毒”。病區的2名進修大夫也撤離了，只剩下周治平副主任、我、謝楊新醫生和閆惠穎醫生，王醫生在外出差。我們該怎麼辦？下一步會是什麼局面？
一次查房，年輕的謝楊新醫生問我：“姜醫生，咱們還能堅持多久？”“堅持就是勝利！人在陣地在嘛！”我把臉轉向一邊說，此時眼圈已經溼潤。“對，最終我們肯定能夠勝利！”小謝說。也奇怪了，這些電影裏的臺詞我倆說起來一點兒都不覺得誇張，而且感到非常自然。
就這樣，我倆相互鼓勵着，儘快完成了診療工作。由於病人一天天增多，醫護人員又急劇減員，班次幾乎每天都有變動，倒下了一個工作人員，下一個又勇敢地頂了上去，慘烈而悲壯！
毛學軍代理一病區護士長，工作認真負責，兢兢業業，贏得了大家好評。當時護士少，工作量大，外邊抽調的護士又急需培訓，這無疑增加了工作負荷。
3月13日：黨支部書記成了“運輸工”
在這最困難的時刻，雖然夥伴們倒下了，但仍在戰鬥的同志依然臨危不懼，勇往直前。我想這在相當程度上歸功於我們的政治協理員楚文劍和臨危受命的醫務部副主任周先志。
楚協理員是我科的黨支部書記，年齡最大，軍齡最長，平常話不是很多，大家都把他看成平易近人的老大哥，收治“非典”患者以來，他和我們一起吃盒飯、住隔離區、戰鬥在病房。
由於“非典”嚴重的傳染性，由於“病人”和“我們”都要絕對隔離，許多保障物資的傳遞便成了大問題。協理員二話不說，每天一大早就穿戴整齊扮起了“運輸工”的角色：飯來了，他用小車送到每位患者牀前，詢問是否可口，然後再與食堂協調，儼然一個“大師傅”；同志們累倒了，他深入病房安慰；誰家裏有了困難，他親自聯繫解決。今天突然發現：我們竟然忘記給協理員預防用藥了，也就是說，一定程度上，他是冒着更大的危險工作！我們埋怨他“太積極”了，他說：“平常講一千道一萬，不如關鍵時刻咋表現。啥是‘三個代表’？危難時刻堅守陣地就是最好的代表。再者，我是個父親，看着平常活蹦亂跳、和我孩子一樣大小的你們，因救治病人紛紛累倒，心裏難受啊！男兒有淚不輕彈，可有幾次夢裏醒來，我都淚流滿面！”
協理員的無畏精神深深打動了每一位參戰的醫護人員，大家感到心中有了支柱。
剛剛國外考察歸來的周先志臨危受命，代理感染一科主任，他顧不上旅途的辛勞，迅速融入“一線”，這使我們更加有信心了。周主任是我們一科的老主任，他了解我們每一個人，我們也很瞭解他。他業務一流，爲人誠懇，大家跟着他放心。查房時，雖然他是醫生中年齡最大、職務最高的，但與患者的距離他總是最近的。他經常勸我們、甚至命令我們多休息，可他自己卻一天都沒停止過工作。爲了修訂方案，調整治療，加班到深夜，對他來說是家常便飯。他曾幾次便血、暈倒，偷偷服點藥又繼續和我們一起奮戰。一名患者病危，23時30分才休息的他凌晨又趕往病房。我問：“周主任，您怎麼又來了？”他說：“反正天快亮了，也該起牀了。”我擡頭看看牆上滴答作響的鐘表，剛好凌晨4時10分。
是啊，千斤重擔落在肩頭，在周主任那裏，天也許早該亮了！
3月14日：危難時刻我們常常感到溫暖
晚查房時，我發現一號病房的患者未吃晚飯，我問爲什麼，她說沒口味，特別想吃一些榨菜和濃一點的稀粥，時間已經晚上7點，食堂肯定下班了，怎麼辦？找協理員吧。楚文劍協理員得到消息火速跑到食堂協調，請他們加班熬粥；同時我在超市買來了3包不同口味的榨菜。當氣喘吁吁的楚協理員看到患者喝着花生大米粥，滄桑的臉上露出了笑容。我問協理員怎麼如此滿意，他說：“講真心話，我不懂醫，無法在醫療上給你們幫助，但在其他方面我一定要衝在前面；當看到你們一個個因救治患者而累倒，我真不知道該怎麼做才能緩解我內心的焦慮。假如能夠交換的話，我寧願自己病了，來換回你們這幫孩子。”我無言以對，心中回想着周先志主任常給我們說的一句話：“有楚文劍這樣的協理員是你們的福分啊！”
王冶、赫兢、聶爲民3位大夫相繼從別的崗位返回科室，這大大增加了我們的作戰力量。領導對我們科室這樣重視和關懷，讓我們每一個人倍感溫暖。
3月15日：凌晨，內線電話急劇響起
凌晨4時18分，內線電話急劇響起，刺耳的鈴聲驚醒了我和妻子。住院總醫師範榮在電話裏說，25牀患者呼吸急促，隨時有死亡可能。放下電話，我迅速起牀，披上衣服衝向門外。臨走，妻子聲音哽咽地喊了一聲：“千萬小心呀！”
跑在路上，心裏酸酸的，因爲妻子知道我這幾天太累了，昨天夜裏是12點以後上的牀，而且搶救非典患者是最危險的。但一想到患者的生命，這一切都不在話下了。
來到病房，迅速換上防護服。患者已經點頭呼吸，心跳微弱，需要馬上採取心內注射等一系列搶救措施。爲“非典”臨終患者做心內注射是一個技術性強、危險性大的工作，身爲病區主治醫生的我責無旁貸，已顧不得多想，迅速順利地實施了這項操作。
凌晨6時10分，患者病情急劇加重。不輕言對生命的放棄，是我們醫護人員職業守則。我們想方設法做了最後的努力，還是沒能留住患者生命。大家心情沉重。不過，我們的努力，爲今後對“非典”這一未知疾病的研究積累了經驗。
3月16日：熟睡中，妻子摘掉了我的口罩
考慮到潛在的傳染性，我打算離家隔離，妻子堅決不同意。睡覺時我還是帶着厚厚的口罩，午夜醒來卻發現口罩不翼而飛，而妻子卻戴上了自己的口罩。她寧願自己憋着，也不想讓我氧氣不夠。我含着眼淚問妻子爲何搞這“小動作”，她淡淡地說：“明天你還要去戰鬥，必須保證良好的休息才行。”
不久，妻子所在的病區也開始收治“非典”患者。領導考慮把我們夫婦調離一個，妻子說：“危難中的病人正需要我們，這時候離開不合適，過段日子再說吧。”有好心朋友勸妻子趁着自己剛從國外回來，英語又好，乾脆換個工作。妻子說：“國家有難、匹夫有責，更何況一名軍人呢！”
妻子的身材屬於“柔弱型”那類，穿上防護服，卻顯得“笨重”了，然而工作起來，她照樣異常敏捷。妻子不擅言辭，卻極富愛心，家裏養的小金魚她都給起上可愛的名字。給金魚們“開飯”時，她總是“叮囑”讓“小的”先吃。在病房，她給予患者儘量多的關愛。一名剛剛失去親人的“非典”患者極度恐懼，無法入眠，服安眠藥也無濟於事。妻子冒着被感染的危險，深入病房爲她做心理治療，直至驚魂未定的患者安然入睡。這名患者出院時對妻子說：“是您讓我領悟到了白衣天使的真正含義。”我問妻子“不怕嗎？”她說：“面對患者孤獨無助的眼神，怕也得去呀，誰讓咱是白衣天使呢！”
妻子的年齡已經不小了，很渴望有一個可愛的孩子。“非典”戰役開始前，我們已經作了將近半年的準備，戰鬥打響，我們的一切計劃都付諸東流。妻子很焦急，但她從來沒有向組織提起過，用她的話講：“舍小家、爲大家，是咱們軍人的傳統。”她還笑着說：“等我們勝利了，有個小孩就叫‘勝典’吧！”
4月9日：去某醫院會診
今天，去某醫院會診46名“非典”患者。穿上厚厚的隔離衣、帶着厚厚的口罩，樓上樓下跑了不知多少遍，明顯氣不夠用，不時出現缺氧症狀。接待的曹主任說：“姜醫生，體力還能支持嗎？要不一些症狀輕的先別看了？”“不，還能堅持，既然來了，就與每一位患者見個面，別讓他們失望。”
4月21日：妻子哽咽着說，我發燒了
經過47天的戰鬥，今天，我迎來了第一次“下線療養”。上午9時，在楚文劍協理員的帶領下，我們“非典”一病區的工作人員出發了，大夥兒都很高興。這是怎樣的47天啊！穿着厚厚的隔離衣，捂着層層口罩，戴上防護鏡的我們幾乎與世隔絕了。一路上，大家都把腦袋伸到車窗口，貪婪地享受着這美好的陽光和醉人的新鮮空氣。
“哇噻，已經有人穿裙子了吔！”愛美的護士小姐們歡快地喊着。“自由的空氣真好”，我突然冒出這樣一句話，是哪個名人說的來着？
中午到達休養地，午餐後休息，大夥兒都盤算着如何給自己放鬆，是先打球呢？還是先游泳？下午3時左右，我的手機響起，妻子哽咽着說：“我發燒了，渾身痠痛，頭痛，關節痛，咳嗽，難受着呢，不會是被感染了吧？”儘管一線的醫護人員都早已經做好了隨時被病毒感染的心理準備，但妻子仍然難以接受自己被感染的事實，畢竟，我們知道，一旦染病將意味着什麼。“有鼻塞、流涕嗎？”我在手機裏拼命喊。“沒有。”“完了！一直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我的心一下子掉入無底深淵。作爲收治北京地區首批“非典”患者的主治醫師，我深深明白，“妻子極有可能已經被病毒感染了！”
“別怕，也可能不是，你簡單收拾一下，馬上去病區輸液，我立刻返回。”一邊安慰着妻子，一邊衝向馬路，攔了一輛出租車，奔向醫院。
4月24日：妻子住進了自己工作的病區
在妻子病房的左右隔壁房間，也分別住着兩名“非典”患者，巧的是他們都是妻子值班時一手收進來的，現在均已進入康復期。躺在潔白的病牀上，妻子感慨萬千，一方面爲他們的痊癒而高興，一方面也爲自己的病情而擔憂。我每天去病房看她、鼓勵她戰勝病魔，也讓她略感安慰。病痛好一些時，我們談其他患病的同伴。我說：“小呂這兩天病情有點反覆。”“那你快去看看她吧，我這裏問題不大。”
我們的父母、家人都打來電話，問身體狀況如何，我說：“沒事，挺好的，放心吧。”放下電話，我默默祈禱：爸爸媽媽，姐妹兄弟們，原諒我們這善意的謊言吧，只是不想讓你們過多擔心，作爲軍人、黨員和白衣戰士，在這危難關頭，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前進。等戰勝了“非典”，我們一定儘快回家看你們。
4月25日：妻子想吃“肯德基”快餐
由於嚴重的胃腸道反應，妻子食慾很差。有一天她說：“我想吃點肯德基，你能抽出時間去買嗎？”我使勁點點頭，“有，有的！”親愛的，你就是要星星，我也會爬到天空中去摘啊！因爲，你是我的驕傲！我一邊走，一邊想，已然是淚流滿面。
4月27日：妻子說，“非典”患者越發需要坦然面對
感染“非典”的妻子非常難受。但怕我過分擔心影響工作，每次去看她，她總是表現出相當的堅強，總說“還好，看來沒有惡化”、“我想是控制住了”等等。作爲醫生的我十分明白，“非典”病程沒有超過14天，都有隨時惡化的可能。妻子有多年良好的心理護理經驗，加上國外兩年現代護理理念的學習，我想她最懂心理因素在疾病康復過程中的作用。妻子說：“這些天來，社會上的‘非典’恐懼症越發明顯，我想這也不可兩極化了，麻痹大意要不得，過分恐慌也不可取，這不利於戰勝‘非典’，也會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我想，妻子所講是對的。
……
5月7日，記者獲知，姜天俊的妻子趙玉榮已經度過疾病期，已經出院，在家休養。解放軍302醫院收治的首批患者全部康復出院。15名在救治患者過程中被感染的醫護人員，完全康復後又重返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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