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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四月份開始我們的孩子就一天補課沒停過，30多個孩子擠在一間屋裏，家長們都特別擔心，可他們輔導站門口還有兩人把門，根本不讓家長進。這非常時期開課我們能放心嗎?”昨日，一個孩子的母親打來熱線電話。
據她介紹，這個輔導站點在瀋陽南四馬路90甲2號2樓租了7間屋子，每週六週日上文化課，雖然教育部門要求學校和社會辦學停課後，但他們卻始終沒有停止，只有上週有關部門來檢查時，他們將其他年級的課程暫停，但六年級卻沒有停。家長們覺得輔導站這麼做極爲不妥，且教室是否消毒徹底，也不得而知。
現場目擊：倆教室悶裏50多學生
昨日下午2時30分，記者在舉報人的指點下，來到英才文化輔導站和平站點。剛走到一樓門口，一對男女坐在這裏把守着大門，看樣子是在放風。記者藉口找人就直接走上二樓，恰好這時孩子們下課，但他們根本無法出門，只能在走廊和教室裏溜達。過了幾分鐘，樓內一位戴眼鏡的60歲左右老人喊：“上課了，快回教室去!”孩子們陸陸續續返回課堂，記者在二樓中看了一下，有7個房間貼上了標誌性的號碼從1號到7號，但上課的只有201房間和中間的3號屋。兩間40多平方米的房間中每個屋子都密集地排列着30多套桌椅，小屋只有北邊開了扇窗，教室大門卻關得死死的。50多個稚嫩的孩子正齊刷刷地拿着小學六年級英語課本……
3號教室正上課的年輕女教師看到手拿相機的記者，驚慌失措地大喊：“你們幹什麼的，誰讓你們進來的?”記者反問：“這種非常時期，誰同意你們補課的?”在場的幾個人都一時語塞。
在場的一位姓劉的女教師打電話，很快喚來一位負責人。經介紹，此人系該輔導站法人代表滕雲清之女。她稱從和平社會力量辦學管理辦公室取來了可以復課的通知。
識破一計：搬“尚方寶劍”戳己短處
下午3時30分，滕女士和她的弟弟坐上採訪車，一起去取她所說的通知。一路上，滕女士不斷地打電話，並在半道莫名其妙地提出要下車。在記者一再堅持下，一行終於趕到衛工南街和十四路路口旁的居民區裏，滕女士讓記者在車內等候。
3時50分，滕女士終於回來了，她帶來了三份瀋陽市及和平區社會力量辦學管理辦的文件規定。記者仔細閱讀了三個文件，發現《預防非典期間社會力量辦學復課基本要求》第三條裏非常明確：申請復課的辦學機構持法人代表簽署、加蓋公章的《復課申請書》，並攜帶相關證件，先到區社會力量辦學管理辦公室申報，辦公室受理後，由辦公室派工作人員察看場地設施，合格後方可復課。擅自開課，要承擔行政或法律責任。記者說應該有文件裏規定的申請書和管理辦的批准書，這時滕女士就開始支支吾吾起來，說：“自己沒有看明白，以爲手續都辦全了呢?”
將計就計：千元禮金想封記者口
接下來，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這樣吧，你們辛辛苦苦跑來一趟，也是支持我們的工作，這一點錢是我們的一點兒意思，你們一定收下!”說着，滕女士從皮包裏掏出看上去應是早已準備好的一沓人民幣，不容分說地塞進記者的上衣兜。隨後說道：“咱們也不易，你們就手下留情，別報了，以後……”
言語間，記者能不斷感受到來自對方的壓力——如果記者拒絕，將會有更多的社會關係干預稿件的發表。爲了敲醒這記警鐘，記者決定將計就計，收下“禮金”。當着滕女士的面，記者點了點，整整1000元，當記者收起錢時，看到滕女士的臉瞬間輕鬆了。
記者感言：一切爲了不再有漏洞
在這樣一個非常時期，我們不得不將這樣的“小事兒”放大視之，因爲我們要面對的是可以奪人性命的SARS。每一個教育戰線的工作者已經爲嚴防非典殫精竭慮，以教學爲盈利的機構就不要再添亂了。
如果我們的全部努力因這一領域的疏漏而告前功盡棄，我們的“編外教師”們還能坦然地說“一切爲了孩子”嗎?非典當前我們的很多單位和個人都在無奈地承受着巨大的經濟損失，“損失”已經不能成爲我們諒解的理由。
這個社會力量辦學機構顯然也是意識到了他們瞞天過海的嚴重性，否則不會在“如此賠錢”的狀況下拿出1000元來收買記者。但我們仍要這樣“不近人情”地報道，爲了我們的嚴防死守不再有漏洞，爲了給孩子們營造一片真正的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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