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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的社會威懾力來自於對人類生命的危害性，也來自於人們對它的認識還少，來自於它的神祕的突發性和傳染力。非典的突然襲擊像一把放大鏡，一下把那些不符合文明健康科學的生活習慣的危害性凸顯出來，迫使人們重視，迫使人們改變；否則生命就可能被非典淘汰。
“非典現象”至少使我們對兩條真理加深了認識和體驗：一條是個人是一種社會性存在，每個“個人”都是社會的有機部分，相對於別人都是“他人”。而這次非典的無情傳染，使人們都體驗到每一個他人都可能對自己帶來“影響”，體驗到自己很難超越人的社會性。因此，自己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不僅是爲自己，客觀上也是爲他人的健康創造衛生環境。而關愛他人的健康也是關愛自己的生命。另一條就是，人類需要不斷深化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不斷提高自身文明的進化程度。從人類自身發展的歷程來看，人類和自然界從來都是處於對立統一的矛盾關係中。自然災害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培訓”人類生存能力的課堂。儘管有時這種“培訓”好像很殘酷，但這恰恰是人類向文明進軍不得不經歷的磨難。這次“非典現象”，不過是自然界對人類生存能力千百次“考驗”和“培訓”中的一次而已。它讓我們再一次清醒地認識到：人類必須不斷深化對客觀世界規律性的認識，不斷提高自身生活方式的文明程度和生存能力，才能不被自然界淘汰。
對“非典現象”的另一種反思，就是我們應該如何用科學的理性對待突發性災害。人是有理性的高級動物，人的理性力量能夠使人很快從緊張恐懼中鎮定下來，及時進入“理性應對”狀態。這種理性應對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種是“畸形的理性應對”，一種是“科學的理性應對”。所謂畸形的理性應對，就是千方百計求助於超自然的力量，即求助於神靈的力量。這可以說是幾千年來神靈一直伴隨着人類的深層心理原因。在前一個時期一些有關蟒蛇成精、啞巴說話之類的傳言四起，就是一種畸形理性應對的表現。“科學的理性應對”就是堅持唯物主義立場，堅信科學的力量，積極探索防治非典的科學辦法。這裏既包括醫藥界對非典病毒的研究和藥物防治，也包括普通市民採取科學文明的生活方式進行預防。諸如室內保持空氣清新，經常換洗衣服，少去公共場所，不隨地吐痰，外出回家要洗手等等。過去，有些人生活方式中的一些不良習慣，長期不想改變，也不當一回事，但是在非典的壓力下很快就改變了。這種因防禦非典而引起的生活行爲的良好變化，應該說是又一次體現了人與自然災害的“互動”作用，是自然界對人的不文明行爲的又一次“矯正”，也可以說是自然界對人類生活方式是否符合生命健康規律的又一次嚴格檢驗。多少年來，儘管我們不斷提倡文明、健康、科學的生活方式，但一些人不講衛生的壞習慣很難改變。而非典這一偶然因素的出現，卻助了一臂之力，把日程表提前了。我們不能小看這些良好生活方式變化的意義。這種改變本質上是人類適應生存規律的一種改變，是對人類抵禦疾病災害的理性力量的一次強化。
最後需要思考的是，非典遲早定會被控制。當非典的威脅一旦減弱時，現在的一些衛生習慣是否能夠堅持？如何使原先的不衛生、不科學的生活習慣不“反彈”。這確實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
天津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李超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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