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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方面對中國遭受非典打擊表達了作爲東亞最大鄰國的關注，向中國提供了數量較大的物質、資金援助。特別是在中國對外關係由於非典而受到嚴重影響的情況下，5月，日本執政三黨幹事長率領的代表團訪華。中日關係在非典背景下似乎獲得了新的進展。
值得注意的是，中日雙方領導人幾乎沒有提及兩國關係中的歷史問題，只是說，以史爲鑑。根據中國官方報道，中日兩國領導人強調中日關係的重要性，放眼長遠，籌謀大局。
一段時間以來，一些有影響的中國輿論提出，中日之間應該擱置歷史問題，至少兩國關係的發展不應過多地受到歷史問題的干擾。這種政策建言當然引起了日本官方的高度重視。
中日關係到底能否超越歷史問題？答案是，由於中日關係的高度複雜性，做到這一點，不容易。
歷史問題不僅是國家間的政治問題，而且也是中日兩個民族間的社會問題。
歷史問題不是說迴避就能迴避，說利用就能利用的。中日之間的洶涌暗流，多數來源於歷史問題。在領土主權糾紛方面，日本政府試圖使佔領釣魚島合法化。右翼團體不斷揚言再登釣魚島，刺激全球華人的民族感情。日本與臺灣關係公開升溫，日本公開支持臺灣當局借非典之機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肯定不僅僅只是出於單純的公共衛生考慮，其背景是日本全面加強與臺灣的關係。日本首相小泉的一個智囊團在2002年11月發表的對外政策新戰略報告，就極力主張日本加強與臺灣的全方位關係。日臺關係的加強觸及到中日關係歷史問題的神經。可以說，中日關係中的臺灣問題一點也不亞於中美關係中的臺灣問題。
更重要的是，兩年來，日本成功地利用反恐、伊拉克戰爭、朝鮮核危機的機會，完成了一系列國內立法，在實質上已經使日本《和平憲法》空洞化，有助於日本重新武裝。日本首相已經公開承認，自衛隊就是軍隊。日本的重新武裝當然不一定導致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但是，一個沒有正確歷史觀但重新武裝了的日本是東亞的一個不確定、不穩定因素。
一些中國人在歷史問題上考慮放鬆對日本的要求，可能是因爲他們認識到中日合作在東亞合作中的關鍵性。良好的中日關係不僅有助於中國在東亞地區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且整個東亞合作進程確實離不開一個緊密的中日關係。在這點上，無論中國還是東亞其他地方，對此的認識是一致的。人們寄希望於中日兩國改進關係，在東亞合作中發揮龍頭的共同領導作用。
然而，事情並沒有這樣簡單。日本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政治現實主義關注着中國影響力的上升，並未真心實意接受中國在亞洲的大國地位。直到現在，日本仍然認爲自己是亞洲地區最重要的國家。在外交辭令上，日本一再稱，日本歡迎中國的改革與發展，日本也願意參與中國的現代化。這無非是一種居高臨下的觀點。日本特別強調自己是西方發達世界最重要的部分(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其具體標誌是八國集團(G8)。
其實，如果回顧最近十幾年日本與東亞關係的演變，我們也許用不着爲中日關係太過焦慮。日本作爲一個發展模式的神話已經破滅。日本模式的產、官、學一體化(勾結)的政治經濟結構弊病叢生，不適應全球化時代的要求。冷戰結束後，隨着經濟的長期低迷，日本無力成爲東亞地區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在亞洲地區的經濟作用已經減小。如果日本在東亞合作進程中不肯起建設性的推動作用，中國與韓國及東南亞國家完全可以首先形成東亞合作的大局，而讓日本處於東亞合作的邊緣地位。到時，東亞合作成了氣候，該着急的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東亞合作若真的深化，不怕中日關係不改善。
在這些情況下，即使欲在亞洲地區發揮更大的作用，日本也難以做到。何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日本並不情願只從亞洲出發辦事。日本雖然已經開始與亞太國家(包括澳大利亞)進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但是，日本的重心仍然在全球多邊自由貿易談判上。日本仍然強調日美關係在日本對外關係上的中心性。在安全上，日本仍然要依靠美國，比如，靠美國之力解決朝鮮對其構成的核威脅；在戰略上，日本仍然要藉助美國的力量平衡中國的影響。在可預見的未來，無論中日關係如何改善，日美關係都不可能弱化。也就是說，日本不可能以日美關係爲代價去改善與中國的關係。
加強中日關係是大家的共識，但是，歷史問題是中日之間的最大幹擾因素。沒有兩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真誠和解，歷史問題迴避不了，所以，即使有人提出要擱置，怕是也擱置不起來。中國確實需要長期鞏固的、友好的中日關係，但是，一廂情願、簡單化、急功近利，甚至緣木求魚的戰略要不得。其實，中國完全沒有必要靠在歷史問題上對日本單方面讓步而求得中日關係的片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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