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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非典疫情逐漸緩解，大量康復者陸續出院。記者在走訪許多醫院、患者、專家後發現，完善公共衛生體系是鞏固抗非成果的重要一環。
應急處理能力的考驗
5月24日，被整體隔離20多天後，人民醫院終於鬆開了警戒線，恢復日常運營。作爲三級甲等醫院，人民醫院的門診量、急診量和住院量每年達上百萬人次。在非典疫情肆虐之際，這家醫院發燒門診3月下旬到4月下旬曾高達8000多人次。
突如其來的疫病，嚴峻考驗着醫院的應急處理能力。據醫院有關負責人介紹，這家大型綜合性醫院，其急診是以節省空間和方便病人就診爲原則設計的，所有的化驗、收費窗口都儘量設在一起，但這不適合收治烈性呼吸道傳染病。
記者瞭解到，由於患者激增，醫院被迫將天井改成留觀室，未料想因爲通風不暢，造成病毒聚集，而且通過天井蔓延到全樓。這家醫院僅一個晚上就曾交叉感染90多人，關閉前90多名醫護人員被感染。北方交通大學、中央財經大學等高校的首發病例就是從這裏散播開去的。
醫院一名外科大夫向記者描述當時的情景：“隔行如隔山，由於大家都不太瞭解非典，醫院對進入非典病區的醫護人員上崗培訓僅用了1個小時。培訓老師是人民醫院肝炎研究所負責人，也只是普及了一些普通傳染病的隔離措施。我4月19日接受培訓，21日上崗值夜班。當時一些必備器材都找不着，也不知道誰是負責人，而且污染區、半污染區和清潔區區分不嚴格。病人太多了，樓道里、凳子上、院子裏全是打點滴的……”
人民醫院的另一位醫生說，當時醫院大樓一層爲非典診療區，二層一半是隔離區的醫務人員休息區，另一半是產科。一些醫務人員有時穿着隔離服就上到二層來休息，引發了交叉感染。後來有人提了意見，醫院纔派了兩個人在樓道口守着。
事實上，人民醫院的交叉感染只是北京衆多醫院應對非典猝不及防的一個縮影。據調查，人民醫院被整體隔離後，病人又大量涌入北大醫院，4月25日凌晨就聚集了98名非典病人。確診患者、疑似病人、病人家屬，吃喝拉撒全在北大醫院門診樓。病人拍胸片、做化驗無法與普通病人完全分開。
有專家直言不諱地說，大多數醫務工作者只接觸過一般專業知識的教育和培訓，遇到非典這樣的重大疫情，就顯得無所適從。
科學管理水平十分重要
記者採訪時發現，同樣處在抗擊非典最前沿，北京協和醫院在廣東非典蔓延初期，一批專家便通過互聯網廣泛蒐集有關信息。在收治首例非典病人第二天，便按傳染病房的要求，緊急將急診室改建成20間發燒病房。這條從發燒門診到病房的快速通道僅一牆之隔，最大限度地縮減了收治環節，避免了交叉感染。
中華醫院管理學會副祕書長江耘說，這場非典戰役考驗的不僅僅是醫院的救治水平，更重要的是考驗醫院的管理水平。凡是醫院管理者高度重視、提早備戰、科學決策、措施到位的，感染率都相對較低。反之，凡是麻痹大意、疏於管理的都造成大量院內交叉感染。
在腫瘤醫院醫務處工作的何鐵強對醫院管理有着獨到的見解。他認爲，多年來我國醫院在積極尋求技術進步的過程中，忽視了醫院管理的同步發展。醫院的院長多是醫務界某一領域的學術權威，而非行政管理專家。一些外國學者在中國講學時曾表示，中國的設備、技術是一流的，但醫院管理卻相對落後。
一位業內人士說，非典就像一次大考，考的其實是醫院平時的功夫。北大醫院感染管理專家李六億深有感觸：“傳染病消毒隔離的一套措施，在危機到來之際現到書本中去找是來不及的，很多經驗其實都是平時積累摸索出來的。”
原北京市衛生局局長朱宗涵認爲，被感染的部分醫院，看似是被突如其來的病毒擊中的，實際暴露出的是國有醫院的所有者缺位。他說這有點類似於國有企業的頑疾。醫院管理是一門全新的科學，醫院管理者的經營、管理與決策需要一個組織結構、制度安排以保證效率，亟需建立“現代醫院制度”。
應讓醫療資源合理配置
熟悉北京地理的人都知道，復興門往西的地鐵延長線被稱作“醫院一條街”，坐落着復興醫院、解放軍總醫院、中醫研究院眼科醫院、石景山醫院、首鋼醫院，這正是北京醫院不同隸屬關係的一個縮影。
北京共有醫院275家，其中包括衛生部、教育部所屬的醫院，軍隊、武警所屬的醫院，各行各業所屬醫院，以及北京市的市、區、縣所屬醫院。正如衛生部有關領導所說：“這些醫院彼此之間缺乏有效聯繫，信息互不溝通，資源不能整合。”
不少專家認爲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聯合工作小組的成立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在疫情最緊急的時刻，這個地區性質的小組涵蓋了北京市、國務院有關部委、軍隊和武警負責人，統一調配醫療等各種資源，並且每週召開40多家醫院的院長聯席會，解決各個醫院之間的協調問題。
一些一線醫務工作者提出：“這些旨在整合醫療資源的一系列舉措是行之有效的，但畢竟是臨時的。多年老體制形成的慣性，不可能僅憑一個臨時小組或一紙命令就徹底改變。”
“表面看，信息滯後與失靈是使北京前期防治非典陷入被動的罪魁，背後卻是由於條塊分割，各醫院缺乏有效聯繫，信息互不溝通所致。”中華醫院管理學會副祕書長江耘對此十分感慨。
北京大學醫學部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胡永華說，許多流行病臨牀調查資料歸屬於不同部門，但部門相互間缺乏配合協作，疾病控制部門和科研機構想取得這些資料十分困難，資源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科研進程受阻。
據一位做過多年醫院管理工作的負責人介紹，對公共危機事件，慣例是按相應對口部門逐級上報。這種模式的弊端在一般情況不易顯現，但遇到像非典這樣的重大危機，容不得層層上報、請示，必須爭分奪秒、當機立斷，稍有猶豫和延誤，問題就會迅速惡化難以收拾。
目前北京三級醫院有60多家，比一些發達國家並不少，但由於衛生機構主要按部門、地方的行政隸屬關係設置，導致醫療資源充裕與緊缺狀態並存。一方面醫療衛生服務總供給大於總需求，另一方面醫療供給又滿足不了人民羣衆需求，出現結構性不合理。比如，專科醫院正逐步向綜合醫院靠攏，而綜合醫院又過於龐雜，醫院之間服務能力、專業特長明顯雷同。一些部屬醫院醫療儀器設備數量多，往往處於“吃不飽”的狀態。
在醫療衛生資源的調配上，長期存在着“重城市、輕農村，重醫療、輕防保”的不合理現象。資料顯示，我國近七成的農村人口只擁有三成的醫療資源，即使在醫療資源豐富的城市，也存在資源配置不合理的問題，大醫院佔據了大部分醫療資源，中小醫院和社區醫院資源明顯匱乏。
如何使現有的資源分佈更合理？接受記者採訪的專家普遍認爲，醫院打破部門、條塊分割，進行醫療機構聯合重組、重新佈局，由大醫院牽頭，組建跨地區、跨系統的醫療集團，實現衛生資源的優化配置當是可行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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