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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不平靜的春天：數字化的民情———對一份輿情調查報告的解讀受中共南京市委宣傳部的委託，在社會學家周曉虹教授主持下，南京大學社會學系與南京市輿情調查分析中心分別於2003年5月1-6日和5月23-25日，對SARS事件的有關民意和專家意見，進行了主題爲“SARS流行的公衆反應與社會後果”的調查。每次調查分三部分：文獻調查、專家訪談和對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南京五大城市2064戶居民的電話問卷調查(通過當地局號隨機生成電話號碼方法抽取調查樣本，每次每座城市電話問卷調查超過200戶居民)。本報道得到了該課題組的授權，並且，其主要分析亦基於此項調查。
公元2003年，歲在癸未。2月4日，氣屬立春。就在立春後的第三天中午時分起，一條手機短信以每天遞增100萬-500萬條的速度悄悄在流傳———“廣州發生致命流感”。從此，SARS狂潮開始成爲一個公共事件，影響了中國大地的整個春天。
作爲一種基因序列大約爲29736或29727個核甘酸的冠狀病毒，SARS首先是一個醫學問題；然而，它的流行所引爆的卻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SARS危機給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等各方面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引發的思考是痛楚的。我們相信：一個偉大的民族不但要有抗擊苦難的勇氣和堅忍，而且還應該具有強大的科學理性。
現在，是我們解析SARS事件所呈現的公理民情的時候了。
解析之一：信息公開與民衆的福祉
如果缺乏絕對意義上的智者，那麼，流言只能止於新聞的公開。———南京大學傳播學學者杜駿飛
調查結果表明：在從新聞媒體得知S ARS信息之前，有40.9%的居民已經通過其他途徑知道此事，且在五大城市間有顯著的差異。最先出現SARS疫情的廣州，有58.2%的居民從非正規渠道最先得知有關SARS的信息，而地理位置相對偏僻的重慶僅爲29.4%。從流言的傳播路徑來看，主要以“道聽途說”(56.7%)、“電話”(19.4%)與“網絡”(14.2%)傳播爲主。
耐人尋味的是，與此同時，在這非常時期，許多民衆又表示更願意相信來自官方的報道，有的地區持有這一態度的人數比例高達84.0%———只是，最初媒體的緘默一度令受衆失望。從SARS的關注熱點來看，市民最爲關心的信息層面是“最新的疫情數字”，其70%的比例遠遠高於排在第二、三位的醫學研究進展(30%)、SARS知識和預防措施(24%)。信息渠道集體性的失語，導致公衆不得不轉而尋求小道消息，以滿足自己的信息渴求。在一些地方，市民通過短信息、網絡等新興媒體傳播未經證實的流言，局面一度嚴重失控，並導致了幾十年來罕見的搶購食鹽、大米的風潮。而在新聞媒體強有力地介入並公開信息後，民衆的恐慌便很快平息下來。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陳力丹研究員在訪談中指出，如果信息能夠及時公開，SARS的傳染也許會更快地遏止。
4月20日，穀雨。中國的時事彷彿對應着節氣，國家衛生部從這一天起，通過媒體進行權威疫情發佈，開始播撒甘露般的信息之雨；並且，爲了顯示巨大的決心而免了兩名高官的職務。此後，雖然感染的數字仍然不斷上升，但民衆已經能夠用更爲客觀和平靜的心態來看待SARS.傳播學者雷躍捷說：媒體應該迅速建立對於災難事件的應急機制，尤其是應該建立疫情公開制度。制度的建設非常重要，如果制度鼓勵大家說假話，個人往往無能爲力。如果制度鼓勵大家說真話，媒體纔有可能迅速對類似的事件作出及時的反應。在這方面，建立多元信息體制是一個有效的方式。
解析之二：新一屆政府經受考驗
不確定性的影響大大高於事件本身的影響，SARS對人們信心的影響不可小視，特別是對政府的公信力和處理危機事件的能力，是一個更大的考驗。———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學者張曙光
SARS並不是人爲的事故，它是天災，但如果處理不當，天災也會帶來人禍。SARS像一場沒有任何先兆的摸底測驗，要考驗政府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能否保持團結和高效率；像一次刁鑽的追問，要考驗政府在患難時刻是否仍然能夠把對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SARS的流行正值中央政府完成新老交替之際，這使得國際社會產生了對於我國政府應變能力的種種推測。而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81.2%的公衆對中央政府所採取的SARS防治措施表示滿意或比較滿意，大大超過不太滿意或不滿意人口所佔的比例(5.3%)。與此相一致的是，高達88.5%的被訪問者對當地政府所採取的SARS防治措施表示滿意或比較滿意，大大超過不太滿意或不滿意人口所佔的比例(3.8%)。這說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這次抗擊SARS過程中所採取的SARS防治措施成效，贏得了公衆的廣泛認可。
調查結果還表明：通過SARS事件，大多數(71.9%)的被訪問者認爲政府處理危機的能力很強或較強，只有少數的被訪問者認爲政府處理危機的能力較弱或很弱。
危機事件的特徵在於其突發性和不確定性，危機管理的成敗也取決於快速反應能力和及時處理能力。這就需要建立一套危機管理體制，平時做好充分的準備和訓練，危機發生以後能夠臨危不亂，應對自如。北京大學社會學學者張靜指出：從這次SARS疫情中政府部門的表現來看，我們的公共服務部門還不習慣公衆的壓力和質詢；SARS事件證明了有些行政系統是個被動系統，基本在等待上級的指令———而從科學性來說，應對危機一味要等待上級定調子的習慣必須打破。
社會事務要依靠專業知識的判斷，這一點上海做得很不錯，得到了公衆的認可。上海市政府獲得的讚賞高達89.6%，這主要是因爲他們對SARS“高度重視、態度積極”和“措施有力”。與此相對比，北京市民對地方政府的意見，主要源於政府在SARS初期不重視、“反應不及時而延誤時機”。
政府在SARS事件中後期的表現使得公衆對政府的信心增強。調查結果表明：有超過四分之三(76.5%)的被調查者對政府的信心提高了，相比較而言，僅有1.7%的被調查者對政府的信心下降。而另一方面，我們也注意到，在對於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舉措的滿意度問題上，儘管各階層在一般意義上的滿意率(“滿意”與“比較滿意”的人數之和)比例基本相當，但回答“滿意”選項的人數比例，不同文化階層之間卻有很大差異，其中，從文盲半文盲階層的接近60%的“滿意”比例，到研究生以上階層的約20%的“滿意”比例之間，相差了整整兩倍。這說明，在更深刻的文化層面上，政府的行爲要獲得民衆的高度理性認同，還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總體來看，中國政府經受住了SARS疫情的考驗，剛完成新老交替的中國政府在處理突發災難性事件方面的能力是完全可信任的。
解析之三：後SARS時期的中國經濟
SARS事件中有一個災害經濟的問題。S ARS所造成的災害影響，不僅僅是有形的；如果處理不好，其無形的損害也許會更大。———南京大學國際商學院經濟學學者洪銀興
經濟學家們的看法是，S ARS的經濟影響如何，主要取決於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我國對SARS疫情的控制程度，以及SARS流行的持續時間。
二是取決於公衆對於遭受SARS打擊之後的中國經濟的信心。公衆一旦失去信心，必然會影響到個人的風險預期，導致市場的有效需求嚴重不足，並進一步影響到未來的投資熱情，經濟也可能因此而走向衰退。因此，公衆對遭受SARS打擊後是否仍對中國經濟抱有信心，對儘快恢復中國以往強勁的增長勢頭至關重要。
本次調查結果表明：有7.1%的被訪問者認爲，在SARS疫情開始消退之際，人們已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認爲還有一個月和三個月才能恢復正常生活秩序的比例分別爲17.3%與28.1%，三者合計佔被訪問者人數的一半以上(52.5%)。
當被問及SARS以後對中國經濟回升是否有信心時，超過90%的被訪問者表示對SARS過後的中國經濟回升抱有信心。這顯示，SARS危機給我們帶來的心理影響已經開始逐漸消除。公衆的信心是努力消除SARS對我國經濟不利影響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基於這樣的判斷，我們認爲，中國經濟完全有可能走出SARS陰影，重拾以往快速增長的態勢。
解析之四：醫療與公共政策的檢討
改革開放以來，對公共衛生的投入很不足，尤其是農村，農村的教育和醫療改革還比以前有退步。……在中國，國家經濟基礎薄弱，所以必須以疾病的預防爲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學者翁乃羣
SARS危機不是一個簡單的醫學危機，它是一個匯聚諸多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綜合危機。長期以來，我們把醫學問題狹隘地理解爲治病救人，但醫學在現代社會中還體現在公共衛生、環境質量諸方面。我國自解放初建立起來的公共衛生體系、尤其是農村的公共衛生體系非常薄弱，新的、適合市場經濟體制的公共衛生體系又遠未建立。制度的缺失使得在面臨公共衛生危機時，公衆因爲不知如何應對，普遍產生恐慌情緒。尤其是那些收入較低階層的羣體，更易產生焦慮和恐慌———調查結果顯示：在面對SARS疫情時，月平均收入在600元以下的人有50%感到比較緊張(收入在300元以下的貧困人羣則有60%感到緊張)，而月平均收入2000-4000元的人只有23.3%的人感到比較緊張。
調查結果還顯示了中國民衆在抗災問題上對於政府的巨大依賴：有40.6%的被訪問者表示，防治SARS的費用應由政府承擔，贊成分攤的不足三分之一(32.3%)，贊成由個人承擔的僅佔4.4%———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正是由於社會保障與社會危機應急機制還不完善。正因爲如此，許多專家表示，加快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與設立社會危機基金，應該是我國今後應對SARS類似事件的兩大重要措施。
調查結果還顯示，儘管不同收入的人羣在回答“您對中央政府(黨中央、國務院)所採取的SARS防範措施滿意嗎？”這一問題時，均有80%左右的人表示“滿意”和“比較滿意”，但其中表示“滿意”的，除8000元以上的高收入階層有62.5%外，其他所有階層都在40%以下，收入在300元以下的階層，表示“滿意”的僅僅只有30.4%。這顯示，一般的平民階層對於來自政府的作爲有更高的期望值。
然而，儘管如此依賴政府，人們還是對我國社會化的救助制度感到信心不足。在SARS時期，當人們遇到問題或困難時，首先想到向家人求助的人數比例爲28%，這個比例竟然與首先想到向政府求助的人數持平；至於想到向單位求助的比例，則遠遠落後———只有17%。
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被問及在SARS期間所得到的社會幫助的來源時，有超過1／3的人回答說，他們在SARS期間沒有得到過來自社會的任何幫助。
以上的這些數字暴露出，我國的社會救助體系存在嚴重問題。此次抗擊SARS，中央政府拿出大筆資金，建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機制”，各個地方也爲防治SARS而“慷慨解囊”。這樣做是正確的和必要的。然而，疫情緩和後，政府能否防止決策者短視行爲的出現？這是一個問題。也許，借抗SARS之機，重新檢討和徹底改革現行醫療保健制度和公共政策，建立起包括城鄉在內的普及性的全國醫療保健網絡和醫療保險制度，爲所有公民提供大致平等的公共醫療服務，纔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解析之五：危機背後的機遇
本屆中國政府已經越來越意識到防治這場傳染病絕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疾病防治問題，而是同時關係到政治、經濟、文化、國際關係等多重複雜因素的綜合事務。———“中評網”法學學者蕭瀚
毋庸諱言，S ARS是中國社會在走入新世紀之後所面臨的一次重大危機。除了經濟層面的危機外，本次調查結果還顯示，有1／3的被訪問者表示，SARS疫情的傳播給他們帶來了某些不良影響。有32%、24%的人分別表示無法安心工作和安心生活。
但SARS並不僅僅只是從負面對我們的社會產生影響。也許，危機可以理解爲：“機會”是“危險”的衍生物。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有近四分之三的被訪問者(74.1%)看到了SARS危機背後所隱藏着的機遇(見圖4)。在回答S ARS雖然是災難性事件、但還存在積極一面的被訪問者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67.9%)認爲：SARS流行促使人們對人類自身的某些生活行爲方式進行深刻的反省，從而有助於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
在這些樂觀的人羣中，還有超過一半(56.3%)的被訪問者認爲SARS流行將迫使人們對以往所推行的公共政策進行必要的檢討，加大對醫學衛生事業的投入，加快研究對付SARS的方法與措施，從而有助於推動公共政策、其中包括公共衛生政策的完善和醫學科學事業的發展。此外，還分別有24.9%、21.7%、14.6%與9.8%的被訪問者認爲SARS事件有利於公民意識的培養、政府形象的改善、政治體制和新聞政策的改革。
結語
潛在的、我們仍不知道如何防禦的毀滅性疾病正在四處繁衍着，有時會意想不到地出現，有時又非常神祕地消失在朦朧的黑暗之中。———摘自普利策獎獲獎圖書《未來的瘟疫》
未來不能預測，但是，未來能被創造。———《創造未來》的作者丹尼斯·伽柏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日內瓦時間2002年11月1日至2003年6月9日下午2時，席捲世界30多個國家或地區的SARS疫情，已經導致了全球累計報告病例8421例，其中中國內地5328例，佔63%，全球死亡病例784例，其中中國內地340例，佔44%。在生命的損失這一最直接的領域，中國付出的代價也是最爲沉重的。
死者長已矣，生者待何如？
SARS危機暴露出的不僅是一個醫學和衛生問題，還牽涉到種族的安全，國家的形象，經濟的發展，以及公民權利、公民素質、公共衛生等諸多方面。假如說，探討SARS危機對於中國社會的深遠影響，僅僅限於個別的記述和經驗性的觀察是遠遠不夠的話，那麼，基於科學抽樣的數據分析和解讀，也許已能約略描述出中國民衆在面臨SARS威脅時的生存狀態和內在要求。
假如我們能夠藉由這樣的一次危機，切實反思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公共政策，反思現有的信息機制和危機反應機制，反思社會醫療和保障制度中存在的一系列痼疾，並進行切實而有成效的體制改革，那麼毫無疑問，21世紀的中國，將可能受益於SARS危機中用生命換來的寶貴經驗。
2003年5月6日，立夏。五大城市2064戶居民的首次電話問卷調查在這一天結束，隨之結束的，還有2003年這個不平靜的春天。在未來的某一天，也許我們還會記得：在這個春天裏，疾病曾經喧囂和蔓延，但大地上的萬物也萌發了勃勃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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