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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肺炎是一面鏡子，清楚地折射出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它爆發之後，陸續有120多個國家對中國公民的出入境採取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一時間，中國和世界的關係不得不被重新審視。在中國經濟和政治逐漸融入國際社會的今天，在疫情已漸緩的時刻，我們非常有必要深刻反思一下中國外交在非典風暴中的得與失，畢竟，非典的學費我們不能白交。本文作者龐中英博士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國際關係學者，現爲英國華威大學全球化研究中心訪問研究員，同時應邀在牛津大學中國研究所、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舍菲爾德大學等訪問講學，主要研究全球政治、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外交。他的觀點或許能給讀者一些啓迪。
中國繼續做負責任的大國
一個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在國際社會佔有特殊地位的大國，肩負着維護世界和平、提高人類安全水平、促進人類共同利益的重大責任。
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是高度負責任的，這種關鍵性負責後來轉折性地幫助改善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如果沒有那次的積極表現，大概不會有這5年來良性互動的中國—東盟關係。但在非典疫情爆發後的一段時間內，由於國際社會嚴重懷疑中國的實際疫情以及中國政府處理公共健康危機的措施，因此對非典威脅下的中國居然態度冷漠，中國與國際社會之間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一些互信關係因此而面臨巨大考驗。不久，中國政府增加透明度，坦率面對嚴峻形勢，公開承認最初對疫情處理的一些失誤，再次發出了要做負責任國家的聲音。此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態度才日趨積極。很多國家在宣佈了限制措施的同時，也廣泛支持中國抗擊非典的行動，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後來也都紛紛讚揚中國政府抗擊非典的方式與效果。
非典是一面鏡子，清楚地折射出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改革開放的25年，是中國在國際舞臺上學習“社會化”的25年。但是，任何學習中間都有反覆。這一次的非典疫情就說明，中國如今仍然處在社會化的進程中，學做“國際社會好公民”的任務還遠沒有完成。同時，學習也是一個犯錯誤的過程。中國無法自外於世界，犯錯誤不可避免，但一旦犯了錯誤，能積極改正，重建與國際社會的互信，纔是最重要的。
深化與亞洲的社會性合作
2002年11月，中國和東盟領導人簽訂了《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但是，這一合作宣言，以及“10＋3”峯會聲明並沒有預料到，東亞地區不久後將陷入一場嚴重的致命性跨國疫病折磨中。
冷戰後，東亞各國高度關注的仍是傳統安全，諸如從朝鮮半島到臺灣海峽的“熱點”安全問題。該地區惟一討論的地區安全的多邊機制東盟地區論壇也主要關注傳統安全問題。只是到了“9·11”事件和巴厘島爆炸事件後，該論壇纔開始更多地關注非傳統安全問題，但卻狹隘地集中在恐怖主義問題上，對其他重大問題仍然討論不夠。
非典疫情的跨國性蔓延，是典型的新型、非傳統安全問題。從安全的角度認識它及其他類似跨國疫病，爲東亞地區轉換安全觀念，是我們應該考慮的。今後東亞地區的安全對話，有必要更多地關注非傳統安全，而且不能只關注恐怖主義問題，必須把諸如傳染病等社會領域的安全、生態環境惡化可能導致的重大地區安全問題等包括進來，而東亞各國在抗擊非典方面進行的一些合作、協調，也爲今後探索東亞地區各國間的“社會合作”，創造了可能性。
中國正在積極尋求與東亞國家重建全面合作關係。4月29日中國與東盟簽訂《中國與東盟防止非典聯合聲明》，對雙方的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宣言進行了有效、及時的補充。4月30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國內非典疫情高度危急的時刻緊急出訪泰國，出席中國—東盟國家首腦防治非典的特別高峯會議，顯示了中國“敢於面對現實、面對世界”的決心。中國領導人在危難時刻對東盟的穿梭訪問，扭轉了受到非典影響的中國—東盟關係，使同樣遭受非典打擊的東盟國家再次感到中國是本地區高度負責任的國家。未來，中國與東亞地區的合作關係將進一步得到深化。
非典在東亞地區的密集傳染、擴散，使東亞的相互依存性顯露無遺。東亞地區合作進程的重心不得不轉到非經濟的非傳統安全議程上。確實，東亞地區合作不能只集中在貿易、貨幣、金融上，而必須包括地區公共衛生等社會領域的合作。“要錢不要命”，片面重視經濟增長，忽視社會發展的傳統地區合作模式存在缺陷。健康不僅是國家目標，也是地區目標，經濟與社會必須協調發展，社會健康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中國與亞洲國家的關係，不能僅僅強調諸如自由貿易之類的東西，而必須把非經濟的社會性目標列入其中。中國建議設立東亞抗擊非典基金，應該說爲調整東亞合作設定了新的目標。
再造與西方的穩固關係
近年來，中國在全球經濟中地位的上升，在國際事務上理性、務實、建設性的外交風格，使得西方國家不得不高度重視中國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在非典背景下，中國領導人如期出席2003年“八國峯會”前的南北高峯會議，是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
4月中旬，法國總理拉法蘭不顧非典風險如期訪華，中法關係在特殊時刻獲得很大進展。他帶來的是希拉剋總統的一封重要邀請信：希望中國參加八國峯會的會前擴大會議——南北領導人對話會議。中國審時度勢，決定積極參加這次會議，這是中國外交的一個新突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就任後第一次出訪，就趕上了這次世界上最重要的多邊高峯會議，意義非凡。中國新領導人與美國總統、歐盟領袖的會晤，有助於推動中美、中歐關係的發展。雖然中國只是作爲主要的發展中國家之一參加此次南北對話會議，但是，中國是會議的當然焦點。在這次國際峯會期間，胡錦濤主席與布什總統舉行了氣氛良好的會談，兩國之間的高層交往進一步加深，中美關係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可以預料的是，埃維昂峯會後，如何建立中國與西方大國之間的穩固關係模式，將繼續得到探討。
中國與“八國集團”之間關係的上述深化，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西方關係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中國在國內處理非典的大背景，並非中國與西方之間建立新關係的消極因素，恰恰相反，它成爲中國新領導人努力改變公共健康危機、深化改革的契機，非典成爲中國再造與西方關係的一個積極因素。
對“全球化”的新理解
對具有全球影響的新型傳染病非典，中國遏制它的經驗對世界其他國家防範類似跨國性疫病是一個巨大貢獻。廣大發展中國家可以從中國這次的經驗中受益。中國則可以此爲開端，推動相關國際規則、國際機制的形成與完善，以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有效、成功合作爲契機，加強在社會領域的國際合作。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5月20日率領中國代表團高規格地出席世界衛生組織大會，再次向國際社會強調，中國已認識到全球化潮流下世界相互依存，特別是中國與世界相互依存的現實。吳儀堅定地承諾，中國將爲世界衛生組織抗擊非典的全球基金承擔主要的貢獻。這是繼續溫家寶總理建議設立東亞防止非典的地區基金後，中國又一重大實際行動。本來，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過程中，已經放棄了僵化、過時的“國民經濟”主權觀。而這次中國最終密切與世界衛生組織、其他國家的合作，實際上是繼加入世貿組織後靈活對待國家主權問題的又一次表現。不僅如此，中國也將對遏制跨國疾病傳播的國際規則、國際制度與國際機制的形成與發展，發揮重大作用。
非典疫情的全球化後果、中國面對全球的要求遏制病毒擴散、中國與國際組織的合作，確實使中國上了一堂生動的全球化新課。全球化不再是一些人以爲的只是“經濟全球化”，它的內涵是豐富與具體的。它不僅帶來好處，同時也具有危險。中國人可以通過非典深化對全球化的認識。病毒無國界，沿着全球化的各種通道，非典危機很快蔓延到世界各地，迫使中國不得不尋求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其他國家的協助。在中國，世界衛生組織(WHO)一下子變得像世界貿易組織(WTO)那樣人人皆知，中國人認識到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健康事務上必不可少的權威。
在非典背景下，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的交往是主權國家與全球化之間互動的最好例證。主權國家或者積極地與全球化世界有效合作，或者消極地與全球化世界無益對抗。所幸的是，經過猶豫與曲折，中國終於衝破阻力，選擇了與全球化世界打交道的正確方法。
外交改革是世界的一個趨勢
中國外交自改革開放以來已日益朝着“爲國內經濟建設創造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的目標轉變，但是，外交體制卻沒有與經濟體制一樣發生變動。
非典風暴下，中國落實了深入改革國家領導人出訪禮賓儀式的規定。國家主席胡錦濤首次出訪就身體力行。雖然這是一項政府行政改革，但是，它對外交改革的意義同樣重大。其實，中國新領導人可以以此爲開端，改革外交體制。沒有一個良好的外交體制，今後，一旦再遇到諸如非典這樣的全球化危機，中國外交仍然得交付高昂學費。
今天，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外交改革是世界各國改革的一個趨勢。美國國務院存在着許多問題，美國國內要求改革國務院的呼聲很高，伊拉克危機中，美國國務院的問題更加突出；由於全球化、歐洲地區一體化，非傳統國際問題的不斷增加，歐盟各國的外交部都在探索如何革新的問題，包括重新認識外交部的使命、功能；冷戰後，日本政府也提出了外交改革的目標，小泉內閣對日本外務省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世界上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在研究如何更新它們的外交體制。
中國有必要借鑑世界上其他國家外交改革的經驗，汲取這次非典風暴的教訓，早日推出外交改革，以便與國內其他改革配套，適應中國與全球經濟一體化、東亞地區合作深化、聯合國改革、非傳統安全問題大量出現、人類安全問題更加突出、中國公民越來越走向世界的一系列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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