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論是要被收容遣送的“三無”外地人、貧民窟裏的第一代非法定居者甚至是偷渡客，都是無根的漂泊者。他們主動剪斷了與土地、與母國的精神臍帶，帶着對夢想的渴求，選擇了在異鄉的貧困且漂泊不定的生活。
人，正如荷爾德林所說，在靈魂層面都是“大地上的異鄉者”。但是當某個個體選擇了既“貧”且“漂”的生活，沒有制度的護佑，到處是歧視的白眼和強力的驅逐，他所遭遇的種種現實困境，是旁觀者永遠無法體會的。
不管是對滯留日本的中國人的關注，還是對他國貧民窟的考察，都是希望在世界各個地方，人們都能夠在理性、人性的制度保證下安居。
日本貧漂：我們是日本的“孫志剛”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城市非法定居者主要來自農村及鄉鎮貧民；對於經濟發達的日本來說，城市收容遣返制度的主要對象則是偷渡客和非法滯留者。
近來，日本入境管理局與警方聯手採取措施，對旅日外國人的非法就職等活動嚴加取締，並開始着重打擊中國人非法入境和非法滯留等違法行爲。
中國留學生在日滯留多
據日本法務省出入境管理局今年5月底公佈的統計數字，在去年一年期間，因違反日本入境法而被遣返的旅日外國人共計41935人，比上年增加了1171人。其中，中國人達9764人，比上年增加653人，遭遣返的中國留學生、就學生呈上升趨勢。在被遣返的中國人中，80%是中國留學生和就學生(在日本各種日語學校學習日語的學生)。這是去年一年遣返過程中最突出的一點。
非法滯留日本的中國人大多流落在東京，而且有陸續從城市向農村擴散的趨勢。在這些人員中，20歲至30歲的佔70%，其中女性未滿25歲的竟佔一半以上，男性在工廠、服務業等行業工作的最多，而女性則以陪酒女等接客服務的最多。
非法入境華人遭遇不幸
在日本各地的遣返收容所裏，過去時常發生被收容者受虐待等侵犯人權的事件。1997年，東京入管職員對被收容的外國女性進行性騷擾的行爲被記者曝光。後來，又發生了被收容者死亡和遭受暴行等事件。
在記者採訪過程中，瞭解到多起中國人在日本收容所內的不幸遭遇。
〖暴力事件〗
一箇中國人因爲在移送車內大聲說話，遭到入管職員的殘暴毆打：其頸部被一個職員用胳膊卡住，臉部被打，嘴脣裂口，兩顆門牙也被打鬆動了。另一個針對中國人的暴行是在收容所裏發生的。當時這位中國人因被收容後妻離子散，心情很不好，因而拒絕回答入管職員的問話，於是惹怒了入管職員，遭到他們的毒打。爲了防止他反抗，入管人員還先用衣服將他的臉蒙上。打完之後，在讓醫生給他醫治時，卻強迫他說是自己撞牆碰傷的。
〖虐待事件〗
大阪府茨木市入境管理中心在遣返一名52歲的中國人時，不僅給他戴上手銬，而且將他裹在毛毯裏五花大綁。這位被強制遣返的中國人，名叫劉濱德。1992年與作爲日本歸國者後代的妻子一同來日並取得定居身份。因他沒有按期更新簽證，當他2001年2月14日去入管局申請更新簽證後，接到一紙通知，讓他在當年2月28日去入管局。當他如期來到入管局時，竟突然被宣佈爲非法滯留，被當場收容。在收容所一年多後，2002年10月16日，他被告知，將被強制遣返中國。當天，劉濱德被五六名警官押在地上，全身被悶在毛毯裏，用繩子捆綁，放到汽車座位下面，兩名警察用膝蓋頂着他，押送到大阪關西機場。到了關西機場，劉濱德被好幾個警官揪着，戴着手銬押向中國北方航空公司飛往瀋陽的班機。因爲他強烈反抗，再加上機長拒絕搭乘。結果，他又被押送回收容所。
〖投錯藥事件〗
今年5月初，位於茨城縣牛久的法務省東日本管理中心職員在爲中國收容者投藥時，對兩個人投錯藥，讓一個沒有尿道炎的中國人誤吃9天尿道炎藥，而事後不過十幾天，牛久收容所又一次發生投錯藥事件。東日本管理中心的中國收容者中有兩個中國人同姓，一個住在1號房間，另一個住4號，兩人都不會說日語，又都各使用一種止癢的軟膏。5月18日，4號房間的人得到3管軟膏和一片內服藥，他開始時覺得很奇怪，但因不懂日文，看不懂，也無法問，就吃了內服藥並用了送來的軟膏。他塗上這種軟膏後覺得患處有些疼痛。而19日在再次送來的藥中，卻只有1管軟膏，於是他就設法問管理人員，管理人員說不知道。後來記者從日本法務省得知，投錯的藥雖然沒有造成嚴重的問題，但法務省表示，這是不能原諒的過失，將迅速進行調查，追究當事人是否失職。並根據調查結果，採取防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的具體措施。
申訴制度“賊喊捉賊”
爲了避免發生被收容者受虐待等侵犯人權的事件，日本法務省從2001年11月起實施針對法務省職員的暴力等行爲的申訴制度，被收容者可向法務大臣提出申訴。
但是，據東京都市民團體“入管問題調查會”日前透露，到目前爲止，外國人因遭受法務省職員的暴行及侮辱而提出申訴的共有68件，但都被入管方面以“沒有證據”爲由而不予受理，68件申訴材料至今還躺在法務省的內部資料櫃裏。
“入管問題調查會”從法務省內部得到的數字顯示，68件申訴中有暴力事件，侮辱和虐待事件，醫療事故等。另外對“被多數職員集體毆打”、“惡語傷人”等問題的申訴也比較集中。
被擱置的68件申訴中的5例暴力事件，旅日中國人就佔了2例。
目前，日本法務省規定，如果被收容的外國人有了不服申訴，則由各收容所的課長向申訴人及職員進行事實調查，如果申訴成立，就要向法務省報告。但東京市民團體“入管問題調查會”認爲，儘管有不服申訴制度，但由於“入管”職員缺少人權意識，具體操作時漏洞百出，而且由於從事這種調查的人都由各收容所的工作人員來擔當，調查就設法隱瞞真相，申訴在收容所內就終結了。至今也沒有一項申訴被報告到上級。前述劉濱德事件根本就沒有申訴，類似事件不在少數。
菲律賓貧漂：貧窮在哪裏都是一樣的
城市非法定居問題歷史久遠，成因複雜。菲律賓馬尼拉是一個典型的代表。根據總部設在馬尼拉的亞洲開發銀行估測，這座超級城市的總人口超過1300萬，其中約450萬爲非法定居者。非法定居者使本來就已十分棘手的城市貧民問題日益激化，並且給城市供給、勞動就業、社會保障乃至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越來越嚴峻的挑戰。
破產農民流入城市淘金
菲大約30%的家庭生活在絕對貧困線以下，由於貧困家庭的規模通常大於非貧困家庭，貧困人口實際占人口總數的40%以上，且其中五分之四生活在農村。90年代中期菲在美國裹挾下過早加入了關貿總協定，外資如洪流般涌入，在跨國農業公司壓榨下，農村經濟破產，貧困程度加深，更多的農民失去土地，或因土地太少、耕種無利可圖而放棄務農。
菲律賓屬天主教國家，反對計劃生育，目前總人口已高達8200萬。且農村人口出生率遠高於城市，狹小的耕地漸漸無法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人們紛紛離開鄉村，沿着他們父輩的足跡到城市淘金。
作爲政治和經濟中心的首都馬尼拉是非法定居者流入城市的最大集結地。
“衆星”簇擁“垃圾山”
馬尼拉的非法定居點的分佈是“衆星捧月”：“月”就是大馬尼拉市中心一個叫做彤杜的地方，當地華人將這裏稱爲“垃圾山”，因爲大馬尼拉市於90年代初成立以前，這裏是小馬尼拉市填埋垃圾的地方。垃圾填埋達到飽和後形成了幾個須仰視才見的山頭。起初，以拾荒爲生的城市貧民定居於此，以後的外來人口也陸續在這裏安家立戶，形成了大馬尼拉市規模最大的貧民窟。其他一些小塊閒置土地也被外來人口“見縫插針”，星散地形成規模不等的貧民窟。
記者曾造訪過一些典型的貧民窟，它們一般都集中在鐵道或臭水河兩側以及集貿市場附近。往往連成一片，相互依託，以抵禦頻繁的颱風、暴雨等災害天氣。棚戶內的擁擠常常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記者曾見過一座面積不足20平米的木板房，裏面住着5個家庭，共23口人，其中有4名嬰兒和6名未成年人。屋內大致劃成了5個區域，包括一個地鋪，一個酒精爐或煤油爐，以及一些日用雜品。
貧民窟居民一般就地取材建房，不外乎木板、纖維板、泡沫塑料板和商業建築的下腳料等，易燃是它們的共同特點。貧民窟發生惡性火災的消息經常見諸報端，動輒殃及上千間房屋、數千人無家可歸。缺水是火災無法及時撲滅的主要原因，他們沒有電力供應，而幾百戶人家的日用水都來源於一條私自接通的供水管線。所幸因爲房屋低矮、結構簡單，人員疏散相對容易，火災極少造成人員傷亡。但如果貧民區內爆發的不是火災而是瘟疫，他們恐怕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非法定居者：廉價的勞動機器
記者詢問非法定居者的生活來源，但多數人只是一味地笑着表示無可奉告，但也有心直口快的人吐露實情：多以乞討、拾荒爲生。有把子力氣的幫別人搬搬東西、跑跑腿；有點本錢的就販賣一些廉價日用品或盜版光盤什麼的；有些還成爲政府的非正式僱員。大馬尼拉發展署官員對記者表示，外來的非技術型勞動力對本地人就業造成巨大壓力。雖然政府出臺種種規定來限制本地企業僱傭外來人口，但絕少有公司能夠抵禦廉價勞動力的誘惑。有一位當地的華人業主不無自豪地告訴記者：“我們這裏的勞力太便宜了，沒有必要花那麼多錢買機器。”
貧民窟滋生罪惡
俗話說“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非法定居者也並非都是良民，其中當然不乏小偷小摸甚至打家劫舍者。由於菲律賓並沒有全國統一的身份證制度，他們作奸犯科後常一走了之，無法跟蹤他們的形跡。另外，還有“職業”非法定居者將黑手伸向了同類，他們合夥作惡，謊稱擁有土地所有權，向其他定居者訛詐房租、地租和保護費等。
城市非法定居問題歷史久遠，成因複雜，這些家庭幾乎各有各的不幸遭遇。歷屆政府實施了多項措施引導和幫助非法定居者回歸主流社會，其中包括提供住房貸款和有選擇性無償分配土地等。然而長期的貧民窟生活讓他們中很多人缺乏過正常生活的勇氣和能力，某些獲得土地的人將土地出售牟利，然後再度加入非法定居大軍。＃
巴西貧漂：被迫選擇罪惡
作爲世界十大旅遊城市之一，里約熱內盧景色奇特，海水環抱市區，市內山水相依。入夜，多座山峯燈火輝煌，呈現出一道獨特的風景。不瞭解里約的人可能會依慣例，認爲山上是富人區。但事實恰恰相反，衆多山上的聚居區就是聞名世界的里約熱內盧貧民區。與狂歡節、桑巴舞、美麗的風景和技術高超的足球相比，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在世界上的名氣並不在前幾者之下。
城市擴張導致貧民區增加
整個20世紀，受農村地區自然災害的影響和城市易於生存趨勢的吸引，里約貧民區開始逐步增加。進入50年代，瓦加斯政府執行的政策使公共職員大量增加，城市服務業就業機會多了起來，東北部地區又遭受乾旱和飢餓，大量貧苦農民涌向大城市，里約的貧民窟迅速增加。
中產階級擁有龐大的購買力，房地產業空前活躍，促進了里約城區的擴大，同時它也成爲窮苦的東北部難民的勞動市場，家庭傭人、看守大門等工作成了他們競相爭奪的對象。爲了節省交通費，這些窮苦人就在距離工作的居民區較近的山上建造簡易的存身之處。因此，里約每出現一個新住宅區，周圍就會出現一個新貧民區。現在的里約，每個區都有貧民區，只有弗拉門戈區的貧民區較少。
據瞭解，現在里約貧民區已發展到630多個，居民總人口已達150多萬人，占城市總人口的1/10左右，其中羅西尼亞是拉美最大的貧民區，人口達5萬人。
貧民區成爲罪犯的大本營
貧民區雖然有極少數住房比較考究，但自來水、電力供應、醫療、商業、教育、警察執勤等公共服務和治安設施卻遠不及居民區，因此這些地區成爲罪犯隱藏的理想地點，特別是上世紀60年代，毒品交易在巴西興起之後。毒梟成了各貧民區的頭目，他們不僅經濟較爲富有而且還擁有武器，貧民區也成爲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獨立王國”，警察在人少的情況下都不敢進入，前往抓毒販至少要20多名警察，而且要攜帶重武器。山上有人病了，不是求助於公立醫院，因爲醫院的救護車根本不會上山，而是求助毒販，他們會向病人提供交通工具，甚至給他們錢去買藥。貧民區內部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可怕，據說拉美最大的貧民區羅西尼亞還設有麥當勞分店、學校等設施。著名的喜來登飯店就位於維迪加爾貧民區山腳下。
毒梟不僅是貧民區的山大王，而且即使他們被逮捕，在監獄中也能呼風喚雨。今年狂歡節前夕，獄中的毒梟準備越獄，爲配合行動，他們下令貧民區的毒販採取暴力行動，搶劫行人，焚燒公共汽車，勒令商業設施關門，學校停課，以吸引警方的注意力。然而警方事先得到了情報，沒有放鬆對監獄的監視，使之越獄的計劃沒有得逞。但騷亂並沒有平息，直至聯邦政府派軍隊，才保證了狂歡節平安無事。
大量貧民區和大量貧民的存在已是一個既成事實，是對里約市治安的嚴重威脅，貧民區地形的複雜和人員的雜亂爲政府實施控制增加了困難。歷屆政府都想盡辦法，努力改善城市治安，但無一奏效。最近，有人提出加大對犯罪分子的鎮壓力度。這一措施剛一提出，就遭到了人們的反對，因爲人們擔心物極必反，導致犯罪分子更大程度的報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