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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的辦公桌上多了一份材料———《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改革方案》第二次徵求意見稿。這是他讓祕書專門從北大網站上下載、打印出來的。“北大真勇敢！”他說，“大學進行人事制度改革是必經之路。如果不改革，中國高校沒有希望成爲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
朱清時是當今中國富有改革精神的大學校長之一。但他承認，他在科大推動的人事制度改革沒有實質性進展。“後來都變了味兒，成爲一種新的大鍋飯。”
他因此認爲，“改老校不如改新校”。目前，中科大正在蘇州和上海籌建研究生院，他希望在那兩個地方能一步到位地實行與國際接軌的新體制。
就在朱清時爲其蘇州研究生院剛從美國招聘到一位高水平院長而欣喜的時候，比中科大歷史長一倍還多、中國最老的大學之一———北京大學，啓動了人事制度改革。
這可能是自86年前蔡元培着手改造老北大以來，北大內部發起的最激進的一次制度變革。批評者稱其爲“休克療法”。但北大校長助理、人事改革工作小組組長張維迎不同意：“最多也就稱得上是‘在跑步中動手術’。”“重新評教授纔是‘休克療法’。”張維迎說。但顯然，“重新評教授”沒有現實可行性。他明確地說：“改革沒有最優方案，只有次優方案。只要改革措施能保證今後新提的正教授合格就算成功了。”
也許，若干年後，身爲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教授的張維迎會把他親身參與的這場改革當作一個管理學案例搬進課堂，不管它最後是成功還是失敗。但目前，北大沒有一個教師和在讀博士生會把它當成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來對待，因爲改革牽涉到了他們每一個人的飯碗。
方案
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閔維方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明確宣稱：“北大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北大每個終身教授都是一流學者。”
按校方權威解釋，北大改革方案提出的新的教師人事管理體制的基本特徵可以概括爲：
(1)教員實行聘任制和分級流動制；(2)學科實行“末尾淘汰制”；(3)招聘和晉升中引入外部競爭機制；(4)原則上不直接從本院系應屆畢業生中招聘新教員；(5)對教員實行分類管理，教師崗位分爲教學科研崗位和專任教學崗位兩類；(6)招聘和晉升中引入“教授會評議制”。
這些名堂，博學多識的北大教師們可能一條都不陌生。讓他們感到陌生的，是這些在歐美大多數大學通行的制度如今竟要移植進中國大陸的校園裏。校方解釋———
所謂“聘任制和分級流動制”，是指在講師和副教授崗位的教員都有定期合同，在合同期內最多隻能有兩次申請晉升的機會，不能晉升的將不再續約；副教授一旦晉升爲正教授，則將獲得長期教職(類似國外的終身教職)。
所謂“學科實行‘末尾淘汰制’”，是指：教學和科研業績長期表現不佳的教學科研單位，學校將對其採取限期整改、重組或解散的措施；而在被解散單位工作的教員，無論有無長期教職，都得中斷合約，但有些教員可能被重新聘任。這裏，“業績長期表現不佳”的標準是該單位在國內大學的相對地位，如某學科教研室長期排名在國內10名之後，將可能被解散。解散後，學校可能建立新的教研室，在此情況下，原來的一些教員有重新被聘任的機會，但不保證一定被聘任。
以上兩條結合起來，基本上就是美國大學普遍實行的“tenure-track”制度。這種制度也被稱爲“up-or-out”(不升即離)合同。
在方案的第一次徵求意見稿中，對“分級流動制”還有這樣一項具體要求：“講師層面的流動比例控制在總量的1／3以上，副教授層面的流動比例控制在總量的1／4以上。”因爲反對的人太多，在第二次徵求意見稿中被刪除。
方案提出，今後，北大的講師崗位要面向國內外公開招聘，儘量不留或少留本院系新畢業生；副教授和教授的空缺通過外部招聘和內部晉升兩種方式實現。
方案的第一次徵求意見稿爲此也定過一個死槓槓兒：“自2003年起，空缺教授崗位1／2以上對校外公開招聘，對外招聘名額不得用於內部晉升。”北大的許多講師、副教授認爲拿出一半以上的空缺教授崗位給外人會造成對於自己人的“不公”，因此激烈反對。於是在第二次徵求意見稿中取消了比例限制，改成了“內部申請人和外部申請人平等競爭”。
儘管做了許多具體的調整，但方案的大原則沒變。校方認爲：“這些都是國外大學的典型做法，無論這些大學是一流的還是三流的。”而北大的目標是世界一流。張維迎說：“作爲中國的最高學府之一，北大所有的正教授都應該是相關學科領域內至少是國內一流的學者，而不能只滿足平均水平是國內一流的學者，就像哈佛大學的正教授必須是世界一流的學者一樣。”
“自從我當校長以來，每年都會收到不少同學的來信。他們說有些老師上課不行。”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告訴本報記者，“我們給社會的承諾是讓最好的學生接受最好的教育。如果教師隊伍不行，這一點很難做到。實際上，學生的良好素質在有些方面掩蓋了教學問題。”
張維迎進一步解釋：“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有些教授在國內學術界也談不上什麼優秀，是二三流的水平。學校的一個基本判斷是，在目前的正教授中，一部分是優秀的，一部分基本滿意，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則是不合格的。在不少院系，80%的學術成就和學術聲譽是由20%的優秀教員創造的。”
張維迎說：“我們的本科生不是萬里挑一，也是千里挑一，不僅在中國，在全世界的大學裏也是最優秀的，社會當然有權利要求北大的每一個教師也是全國最優秀的。”
發起這場改革之前，1999年至2001年，國家財政額外支持了北大18億元，每個教師都大幅度增加了工資。又正好趕上了一個退休高峯，許多“文革”前畢業的老教師近幾年陸續退休，騰出了一大批高級職稱崗位。儘管許智宏校長有意識地加大了引進外部人才的力度，但內部有些不該晉升的講師、副教授，也獲得了升職的機會。
普通教師也許不會認爲北大拿國家這18億有什麼不合適。但北大的校領導們卻感覺到這筆錢拿得燙手。“社會上對我們有各種各樣的反映。一些政府部門的主要官員甚至明確地提出對我們的批評，說北大教師質量的提高速度和科研水平遠遠趕不上國家對北大的支持速度和北大教師的工資增長速度，有些人甚至提出把用於北大清華985計劃的經費轉投於農村普及教育的建議。”張維迎告訴教師們學校管理層所面對的巨大壓力，“我們可以說教育是百年樹人的事業，不能要求投資有立竿見影的功效，但10年以後我們還能說這樣的話嗎？”
問題的關鍵可能就在這兒———那18億已經花完了，以後北大還想再向國家要錢，而繼續要錢就必須先做出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如果我們不能通過一流大學的建設扭轉我們在社會上的形象，國家對我們的支持力度就難以保持現在的勢頭，我們的發展將面臨更大的困難。”張維迎說。
所以，他們在北大最難改革的時刻———高級學術職位已經基本滿員、拿着高薪水的教師們沒有一個人願走———推出了以鼓勵競爭、促進流動爲目的的人事制度改革。
爭論
自5月中旬以來，SARS在逐漸降溫，北大校園裏卻如同開了鍋。
5月12日，許智宏校長致信全校各院、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和有關職能部門，把學校管理層內部已經研究討論了5個月、先後九易其稿的《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改革方案》(徵求意見稿)交付討論。意見徵集截止日期是5月30日。
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見以後，6月16日，校方又拿出了第二份徵求意見稿，再次提交全校教師討論。
“第二稿是在第一稿的基礎上修改的，更加符合院系的情況，更具操作性。”許智宏說，“目前的第二稿會更廣泛地聽取意見，接下來可能還有第三輪徵求意見。”
各種各樣的意見都出來了。
“與其到處去挖40歲以上所謂‘有貢獻’的學者，不如留一些在北大呆了10年或者7年的學生。”一位青年學子說，“因爲只有在這個園子裏呆着，才知道什麼是‘問學’。”
一個在北大校園網上回應非常熱烈的帖子指責：“爲了去掉近親繁殖的虛名，而把自己辛苦培養出來的大量優秀學生推到外面，是一種最大的浪費，無異於對北大的犯罪。”
馬上就有人出來反駁：“現在總體來說，北大文科和理科在國內的優勢是非常明顯的，但是具體到某個學科和專業，有很多都並不是北大老大，國內一些院校在很多學科方面可以和北大並駕齊驅。從國內引進人從總體上應該不會降低北大師資的水平。並且過了3年5年以後，北大今年和明年畢業的一些人開始在其他學校崛起，將這些本土人士(所謂‘100%的北大人’)再引進回來，就更加不用擔心沒有優秀的師資了。所謂拒絕本校畢業生留校會導致師資水平下降，實際上是一種比較狹隘的觀點，這種觀點的假設是：高考優秀＝本科優秀＝研究生優秀＝博士生優秀。”
改革方案的六大項內容，幾乎每一項都受到了激烈的批評，也都得到了強有力的辯護。
反對意見最集中的，是人文社科院系。“難道要把我們的文史哲專業改造成美國大學的東亞系嗎？”一位教師質問道。
最尖銳的反對意見是：“改革北大，還是閹割北大？這是個中華文化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中華民族共同面臨的問題。”最“上綱上線”的反對意見是，指控現行改革方案違法！
“儘管第一輪有不少批評意見，但支持一方佔主流。”許智宏校長說。
爲了獲得更多的支持，最近一個多星期內，北大改革的3個關鍵人物———許智宏、閔維方和張維迎頻繁露面，答疑釋惑，闡述改革的初衷和方方面面的依據。
6月17日，第二次徵求意見稿公佈的第二天，校長助理張維迎受改革領導小組委託，在北大校園網上發表了長達3萬多字的方案說明。
6月18日，許智宏校長接受北大校園網記者採訪，表達改革的決心和集思廣益的誠意。
6月19日，許智宏校長接受本報記者專訪。
6月20日晚，張維迎在北大校園網“發展論壇”即席答問，一口氣解答了校內網友提出的近20個問題。
6月23日，閔維方書記專門約見人民日報、新華社和本報記者，介紹北大本次改革的緣起及意義，呼籲社會支持。
閔維方表示：“改革是要付出成本的，我堅信，改革的收益會大於成本，我們有勇氣支付必要的成本。”
許智宏對本報記者說：“如果不改革，北京大學在5年內不會有大問題。憑藉原有的基礎，我相信北大的許多學科在國內依然會是一流的。問題是5年後會怎樣？10年後又會怎樣？”
“我不怕譭譽參半。”許智宏說，“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會成功。我沒有想過個人的得失，我主要考慮的是北大的未來。”
風度
北大畢竟是北大。即使推進這樣一項預期阻力極大的改革，校方也根本不曾設想過密室操作的可能。並且，面對紛至沓來的意見和質疑的時候，他們沒有任何躲閃，徹底做到了坦誠相見。
在張維迎代表校方所作的3萬多字說明中，甚至沒有使用一點外交辭令，什麼話都敞開直說。“現行教師人事管理體制的基本特徵是，”這位著名經濟學家條分縷析，“(1)教員隊伍只能進不能出，只能上不能走，沒有淘汰；(2)職務晉升以內部提升爲主，缺乏外部競爭壓力；(3)職務晉升標準過分注重候選人論文數量和申請者之間的相對水平，過分注重內部平衡，過多地考慮了資歷的因素，而對論文質量水準和候選人在全國學界的地位注意不夠；(4)部分院系新教員招聘近親繁殖嚴重，博士生‘自產自銷’比例過大，不利於活躍學術氣氛和鼓勵學術創新。”
張維迎不忌諱與清華進行比較：“我們必須看到，北大在國內大學的地位正在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清華大學已經向綜合性大學邁進。2001年，清華在SCI上發表的文章已超過北大200多篇，2002年已超過500多篇。我們當然不能惟文章數量而論高低，但數量仍然是一個重要指標。當我們被別人在數量上遠遠甩在後面的時候，我們還能有什麼底氣說自己是中國最優秀的呢？”
在進行網上答問的時候，張毫不含糊地指出：“我感到，有一些教員太封閉了。他們根本不知道國際的學術規則，不知道國際一流的大學是怎樣運作的。”
面對“文史哲應不應該與國際接軌”的質疑，張建議批評者們關注一下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丁邦新教授的學術生活。丁的研究方向是中國音韻學、中國方言學和漢藏語言學，照樣能夠與國際同行對話。“當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有幾個在國內？”張反問道。
這種風度也展現在許多參與討論的北大教師身上。
中國科學院院士張恭慶教授，是當今中國最優秀的青年數學家田剛的導師。以張老的身份，這場改革，他應該是最“事不關己”的人之一。但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他仍毫不含糊地表達了自己對於改革的意見。
“我同意改革的大方向。從長遠來說，各國大學都要這樣做。北大的這次改革總體按照一流大學方向進行，一流大學的核心就是有一流師資。問題在於現實情況下能否實現。比如說，國內能挑選的人才有限，如果得不到更好的怎麼辦？比如在學校列出的10個人中，最好的前5名都在國外不能回來，第6個人又不符合要求，那這個人是要還是不要？還比如，如果要最好的人，要開什麼價碼？不做具體工作不知道困難。”
承受改革壓力最大的是青年教師。人才流動的規定幅度越大，他們失去北大飯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他們中仍然有人在高聲吶喊：“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一位青年教師在網上歡呼：“改革方案是一個好文件，令人鼓舞，我堅決支持文件的方向和基本原則。北京大學有的教授水平很低，教師中大鍋飯、鐵飯碗意識牢固。此種狀況不變，別說世界一流，連國內一流位置也難保。”他的批評意見是：改革的力度還不夠大！
表現出如此優雅風度的，還有那些作爲北大競爭對手的學校。如果北大的改革如期實施，這些學校將面臨一場劇烈的人才爭奪戰。但這些學校的領導都在爲北大加油，衷心祝願北大的改革能夠成功。原復旦大學校長、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楊福家院士從美國給本報發來一篇鼓勵北大改革的專稿。他在附言中說：“如果你們覺得這篇文章不好發表，請把它轉交給北大校長辦公室，以表達我對他們的祝願。”
北大對於改革方案的第二輪討論，仍在進行之中。
校黨委書記閔維方一生的願望是做一個教育家，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4年連拿3個學位———教育學碩士、組織社會學碩士和哲學博士(教育管理與決策)。他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當年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長，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人事制度改革，解聘一批不合適的教員，聘請來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知名教授。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曾經在北大任教兩年。他這樣評價蔡元培：與牛津、劍橋、哈佛、哥倫比亞等頂尖學校的校長相比，蔡的專業知識比不過他們；可在教育上，他們比不過蔡。”
許智宏校長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坦率地說：“現有方案並不完美，可能到定稿時都不完美。但是改革只有兩條路：或者走，或者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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