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盧旺達孤兒拍下戰火蹂躪家園震撼世界

　　前言：

　　80萬人是如何在100天內被屠殺的？

　　這一切怎麼能不為人知地進行著？

　　我，一個美國攝影師，和16名8到18歲的盧旺達戰爭孤兒，將告訴你真相……

　　美國總統布什的首次非洲訪問在7日拉開序幕，美國人隨之開始關注非洲。近期，在美國紐約市將會展出一組主題為『通過他們自己的眼睛』的圖片，這些圖片都是盧旺達戰爭孤兒親手拍攝的，他們通過自己的眼睛，通過自己的手，通過自己的作品，向世人展示了他們的祖國盧旺達——這個充滿戰爭和種族屠殺的國家。美國廣播公司(ABC)在7月6日專訪了策劃這個攝影專題的業餘攝影師大衛·吉阿奈克，首次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1998年，業餘攝影師大衛·吉阿奈克前往盧旺達旅游，嘗試著去了解他從晚間新聞上看到的種族大屠殺。當到達了這個飽經戰火蹂躪的國家後，吉阿奈克開始著手去證明他所看到的一切：戰爭的痕跡隨處可見——炸爛的房屋、廢棄的汽車和失去父母的孩子。

　　他開始拍攝，但是，很快他就明白，這比想象中要難得多。當地居民對他的大照相機長鏡頭感到懷疑，因此他們遲遲不願出現在他的鏡頭前。不久，他遇到了一位名叫羅沙蒙德·哈爾西·卡爾的女士，同大衛·吉阿奈克一樣，她也來自紐約。自從1955年，羅沙蒙德·哈爾西·卡爾就一直生活在盧旺達，她於1994年創立了Imbabazi孤兒院，專門收留在戰爭中失去父母的孤兒。

　　在認識了卡兒女士和生活在Imbabazi孤兒院中的100多個孤兒後，吉阿奈克突然有個想法——他發給那些孩子一次性照相機，教會他們基本的攝影知識，然後，讓這些孤兒去記錄他們所看到的東西，通過孤兒們自己的眼睛。

　　結果是令人感到震撼的，就像吉阿奈克在接受ABC采訪時描述的那樣：外人無法理解之痛

　　問：您去盧旺達的最初目的是證明種族屠殺的後果，但後來卻變為教兒童攝影，您能解釋一下是如何發生這種轉變的嗎？

　　答：當我第一次去盧旺達的時候，我還是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陸，在那之前，我只從雜志和一本書上讀到過盧旺達的大屠殺。那只是一種字面上的理解，離我的想象如此遙遠，不過卻吸引著我。我想了解這一切，因為我感到，不論我們來自何方，我們在生活中都擁有相同的基本理念。我抱著這種想法去了盧旺達，不是去努力證明什麼，而是竭力去認識一些事物。但是，當我帶著恐怖的顫抖的心情在這個國家游蕩的時候，我一邊拍照一邊意識到，我將會遇到越來越多我所不了解的事物，以為我始終是個外來者，我的照片不能夠說明一切。當時，我在街上遇到了一群街頭兒童，他們對我的照相機有著極大的興趣。我立刻教他們如何互相拍照，我們度過了一段快樂的時光。但是，當那一刻過去的時候，當我駕車離開的時候，我突然想到，他們將沒有機會看到自己拍攝的照片。

　　於是我想：『為什麼不能給這些孩子一個機會，讓他們記錄下自己的長相？為什麼他們不能保留對自己來說非常重要的照片？』我還想到：『假如能夠通過他們的眼睛來看、來了解盧旺達，這將是個多麼吸引人的想法！』於是，這個創意(通過孩子的眼睛了解盧旺達)就誕生了。第二年，我帶著50部一次性相機重返盧旺達。

　　他們從未見過照片

　　問：那些兒童對你教他們攝影這件事情的反應是什麼？快樂？激動？害怕？或是別的什麼感受？

　　答：我在盧旺達挑選了一家孤兒院，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這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孤兒，是我所見到的孩子中舉止最得體，最惹人喜愛的。這些盧旺達兒童非常渴望學到知識，他們不會在一旁交頭接耳或一言不發地打發時間，他們一刻也不願意浪費。即使是四年後，他們依然如此。記住，這些孩子此前從未拍過一張照片，他們甚至沒有什麼機會見到照片。即使是年僅7、8歲的孩子也明白這是他們從來未曾從事過的，他們對任何交流都心懷感激。因此，孩子們是如此地有耐心。我首先帶他們去參觀3個周末工作室，欣賞了一些照片、繪畫，還動手制作了一些抽象拼貼畫；接著，教他們熟悉照相機，邊示范邊講解；最後發給他們一次性照相機。經過三個小時的培訓後，他們每人拿著兩部照相機，獨自出發，開始拍攝照片。

　　在第一次聚會的時候，我就得到了一些令人激動萬分的照片，我此前從未見過的精彩照片——這些照片後來在世界比賽中獲獎，在世界各地被展出。

　　沒有雙手的攝影師作品震撼了全世界

　　問：在你的經歷中，有什麼閃亮瞬間願意和讀者們分享嗎？

　　答：第一個閃亮的經歷是弗雷德裡克，一個失去雙手的17歲男孩(他的手被人用彎刀砍掉)，他是我們的小攝影師之一。起初，我的助手吉爾嘗試給相機的快門按鍵裝上一塊橡皮，以便弗雷德裡克在用雙腕拿起相機的同時，仍然能夠按快門。當時我還在想，這可怎麼做。

　　但是弗雷德裡克卻告訴我們，他不需要那塊橡皮，他自己能夠完成任務。他真的做到了，盡管他拍攝的第一張照片看上去有些顫抖，但是他使用照相機的手法很熟練，就像他用手腕寫字、畫畫一樣熟練。他的攝影作品在2003年的年度地區新聞照片比賽中獲獎，並因此榮獲『佳能獎學金』。

　　那年10月，我陪伴弗雷德裡克來到美國，這真是一次令人震驚的旅行。他得到『國家藝術』專員的培訓，還獲得俄亥俄州醫生的捐贈。弗雷德裡克後來來到康涅狄格州的老格林威治鎮，接著還參觀了紐約市。在紐約，他的事跡被拍成電影，在回國前他還接受了ABC主持人查理·吉普森的采訪。

　　在他的美國之行前，我們一直擔心弗雷德裡克不能處理文化衝擊帶來的問題。因為，此前他還從來沒有離開家鄉超過24公裡遠。而現在，他一下子就要上電視。但是，他一次又一次讓我感到震驚。他用擁抱和笑容贏得了每個人的喜愛。他甚至教我7歲的小女兒凱特如何拼寫他的名字——他用手腕在電腦上敲出了自己的名字。

　　我們永遠預見不到

　　另一次激動人心的經歷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去年同我聯系，詢問我是否有一些兒童照片，適合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年度世界兒童報告》的封面。他們想要一種非常特殊的照片，展現一種全新的友誼，而我沒有他們認為合適的照片。但是，我勸說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推遲了最後交稿期限，就在那個月我又去了盧旺達，請這些孩子為封面拍照。這可能是孩子們第一個真正的任務，沒人能擔保他們一定能做到。

　　在盧旺達，我問那些孩子是否聽說過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其中一個孩子說：『當然，那就是街頭那棟建築物。』於是我把這次的任務解釋給他們聽，告訴他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想要哪種照片，但是我已經預見到了失敗的悲慘結果。畢竟，你怎麼能通過翻譯告訴一群孩子這些東西：『孩子們，現在出去拍些照片，這些照片要表現種族特點，但又不能帶出種族特征細節；要看上去積極、正面，但又不必表現快樂的一面；要是特寫鏡頭，但又要看上去真實、自然。』

　　我問翻譯，假如我希望孩子們在拍攝時要有自己的想法，我應該怎麼講，而他能夠告訴我的就只有：『我們已經完全明白了。』即使如此，這些孩子又一次讓我感到震驚，他們拿回來的照片是如此精彩：有兩個男孩在海灘上發現了一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集裝箱，他們跳到箱子的上面，衝著鏡頭揮手，就好像自己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外交官。最終，雖然這些照片沒能做封面，但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報告當中大量引用了這些照片，還描述了整個策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