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學家也要解放思想。這可能是SARS事件給中國科學界帶來的最重要的一個啓示。正是在這種信念支撐下，鍾南山，這位非常時期的科學鬥士，才能敢於在SARS元兇尚不明朗時堅持新型病毒說；才能敢於在國際同行當初並不看好的情況下，堅持自己總結的皮質激素和無創通氣等臨牀治療方法；才能敢於在世界衛生組織面前堅持中國內地SARS病人較低的死亡率……
對鍾南山的採訪整整遲到了一個月。
一個月前，科學時報社與中央電視臺共同策劃了“抗非典科學家論壇”，來北京參加東盟和中日韓非典型肺炎防治高級國際研討會的鐘南山院士是論壇邀請的嘉賓之一。但由於鍾院士的日程排得很滿，記者的採訪被安排在第二天下午他登機回廣州前。但由於臨時增加行程，等他趕到機場時，已經該辦理登機手續了。
採訪沒能如約進行，鍾院士表示非常抱歉。但與他同行的人告訴記者，鍾院士連午飯還沒有來得及吃。於是，採訪推遲到鍾院士來京參加這次防治非典國際科技研討會期間。儘管依舊是步履匆匆，依舊是日程緊張，但鍾院士還是如約安排了記者的這次專訪。採訪結束後，鍾院士直接與天津科委的人坐上了開往天津的汽車，去那裏參加另一個學術會議。這次，他沒有來得及吃晚飯。
記者：從開始接治第一例SARS病人，直到最後一個病人出院，在這個過程中，您最深刻的感受有哪些？
鍾南山：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無論科技人員還是其他任何人，必須實事求是。這實際上就是鄧小平同志所講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際上，我們一開始做得並不太好，但畢竟最後做到了實事求是。另外，必須堅持實事求是，是因爲SARS問題涉及到病人的生死。
第二個感受，是小平同志講的“解放思想”。這次遇到的SARS問題，我們無所遵循，書上也沒有講，所以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靠自己來總結，來觀察。觀察就得想辦法。現在看來，當初根據病人肺活檢的情況，以及過去對成人吸收肌窘迫綜合症的治療中大膽採用的這些技術，是比較有效的。這次，我們做了認真的總結。以前，美國人還有其他一些國家的人根本沒見過這樣的治療病例，就認爲違反了原則。但在這次會議上基本得到了國際上的共識。
我想講一點更突出的，就是對這個低死亡率，我們應該有信心，不要說人家都那麼高，你這麼低，你肯定錯。有依據，就要堅持。
記者：您在會議期間提到，誤診等因素會對死亡率的統計有影響。
鍾南山：誤診的因素是有影響，但我們已經排除了。比如原來廣州的死亡率是3.6%，誤診問題解決了以後是5.1%，5.1%和世界衛生組織的15%還是差很遠，與香港的17%也還差很遠。
當然我們不要講得那麼死板，都是由於我們的治療有效，比如流行病學的病毒毒性都有差別，這都是有可能的。但有兩條非常肯定：一條是我們能夠有組織地通過政府行爲把一些重病病人集中到技術比較好、訓練比較好的醫院，而且是通過呼吸科、ICU、傳染科共同努力，所以死亡率降得很低；第二是我們採用的綜合治療方法的確比其它的強，綜合治療主要有三條，一個是合理使用皮質激素，一個是合理使用無創通氣，一個是中西醫結合，這方面應該跟國外不同。到這個時候，我的感受就是要相信自己，也要解放自己；第四條比較大的感觸就是通過這次考驗，醫務人員的本來面貌還是能夠顯示出來的。
記者：是不是通過這次防治非典，醫務人員的精神面貌發生轉變了呢？
鍾南山：並不是醫務人員轉變了，而是真實情況反映出來了。我曾經說過，這次疾病是搞呼吸的站了出來，如果這是心肌疾病，我堅信搞心臟的那些人一樣能夠站出來。反過來，說明過去媒體、公衆對醫護人員有一個偏見，這個偏見是由少數拿回扣、拿紅包的醫務人員造成的。這是否說明這個羣體比其它羣體的覺悟更低呢？我認爲不是，問題的根源還是體制造成的。國家應該很明確，公立醫院應加大投入，私立的應靠市場。這次SARS反映出國家對醫療公共衛生的投入嚴重不足，現在政府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比較深刻了。
記者：這次您直接或間接地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可以說整個社會都在感謝您，但您有沒有遺憾的地方？
鍾南山：有。遺憾的是我們的成果、我們的經驗沒有及時地以論文的形式在國際上發表。雖然事實上我們是最早找到有關治療方法的，但成果卻被人家發表了，現在我們正在想辦法彌補。這說明我們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個，醫生都在搶救病人，沒有時間寫文章。但這不是主要原因，很主要的原因是我們還缺乏這種意識，中國香港，以及其他國家的科學家都有這種意識，新東西馬上總結、投稿；我們就沒有，只在國內搞搞就完了。這方面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損失。
記者：非典過後，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您都獲得了很高的榮譽和聲譽，請問您有沒有壓力？
鍾南山：我不覺得有壓力。我現在最大的壓力來自於現在能不能及時總結出我們的經驗，能不能及時將我們領先的東西繼續鞏固。對於榮譽，我想得很少，你給了我以後，我也不會有一個很大的負擔。我很少想，有的榮譽都忘了，新聞媒體對我的採訪我也很少看。
記者：作爲一個科學家，您怎麼看待合作？
鍾南山：合作是極爲重要的。我們應該有一個更廣泛的協作，包括各方面的，我相信這樣的結果不是一加一等於二，而是飛躍的。因爲複雜的病是致命的，若不在短期內解決，對人類的威脅會更大。對人類威脅越大的病，解決得越快，因爲大家解決它的願望都很強烈。我有一個感受：不管是國外、國內，邀請搞協作，大家都很支持，因爲這有一個基礎，就是通過協作把各方面的力量、特長集中起來，才能很好地解決問題。
記者：合作過程中會否遇到一些問題？
鍾南山：那就是往往受到一個大的牽制：做出來的成果大家能否共享？這是最大的牽制，如果能共享，我相信很多人都願意協作，但現在沒有一個東西能夠保障這一點。以前出現過這樣的情況，拿到樣本發表文章時沒有提供給樣單位，所以人家不肯再給。
記者：怎樣才能更好地保證合作各方的利益？
鍾南山：在一個較好的基礎上，搞合作必須有很好的合同來保證，合同中必須注意到資源和成果的共享。
記者：非典研究，資源共享是一個大問題，現在有沒有很好的資源管理辦法？
鍾南山：據我所知，非典最嚴重的兩個地區——北京和廣東都採取了一些措施，使資源得以更好地集中利用，同時，用在更有價值的地方。至於國家是不是採用這個辦法，我希望能夠通過科技部、衛生部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從更大範圍使更有價值的資源實現統一、整合以及共享。
記者：病人基本全部治癒了，那您下一步的主要工作是什麼呢？
鍾南山：一個是認真總結，我們要從病人的臨牀中找出規律；另一個是主持一些攻關，比如疫苗、動物實驗等等，相關方面的工作還有很多。
記者：您怎麼看待疫苗的研製時間？
鍾南山：我想我主要是通過和大家的合作來達到這個目標，我相信時間不會很長。過去一般認爲是3～5年，現在這個要比過去短，1年的可能性都有，關鍵是看做出什麼疫苗。
記者：在這個階段，如此密集地與新聞媒體打交道，您有什麼感受？
鍾南山：我最大的感受是，假如我能夠忠實地向媒體講我的想法，媒體又能忠實地向公衆報道，那麼，媒體在抗非典過程中，不論是對學術爭論還是對公衆正確認識非典都會起到積極作用。換句話說，在防治非典過程中，媒體不是一個旁觀者，而是一個主動的參與者，關鍵是我要忠實地向媒體介紹，而媒體要忠實地把這些情況向社會報道。
記者：對於我國的公共衛生建設，您有什麼建議？
鍾南山：應該向一些國家學習。比如美國，“9·１1”以後建立了很強的預警系統，這方面值得我們學習。儘管它是針對恐怖主義的，但實際上生物恐怖和突發性疫情都有共性。另外，要提高公衆對重大疾病的防預意識，公衆意識提高了，纔會主動解決4個問題：一是注重個人衛生，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二要注重環境衛生，環境是影響傳染病傳播的重要因素，這次日本沒有出現非典，我認爲這不是偶然的；三要提高免疫力，投入全民健身運動；四要告別民族陋習，比如隨地吐痰、亂扔東西、隨便吃野味等等，樹立中國人的良好形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