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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央軍委五大班子決定今年夏天不到北戴河辦公，多年來形成的北戴河辦公制度在今夏有了改變，這對當地有何影響？北戴河辦公制度是怎樣形成的？經歷了怎樣的演變？本報記者專赴北戴河進行了採訪。
7月19日，人民網的一則消息引起海內外廣泛注意：中央決定，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央軍委五大領導班子今年夏季將不到北戴河辦公。
消息還說，中央各部委負責人在此期間外出和休假，均須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執行，不得擅去北戴河避暑勝地。
由此，北戴河再次在公衆的視野中凸現出來。7月22日，本報記者走訪了北戴河。
北戴河辦公取消之後
從北京驅車走京沈高速公路，大約行駛280公里即可抵達北戴河。北戴河位於河北省東北部，南臨渤海，北依燕山，是中國北方著名避暑勝地，由於每年夏季中央高層在此辦公，被海內外人士稱爲中國“夏都”。
“感到今年夏天氣氛不像以前那麼緊張了，大概是因爲中央領導今年不來北戴河辦公的緣故吧，中央領導每年都來，老百姓已經習以爲常。”當地一位出租車司機對記者說。
當地一位官員對記者說：“這幾天，很多媒體來採訪，都是問中央領導不來北戴河辦公對北戴河旅遊有什麼影響，我們的回答都是沒有什麼影響。”
據記者瞭解，自從7月18日，取消北戴河辦公的消息傳出以後，已經有包括路透社、德國商報在內的多家海外媒體前來採訪，當地負責宣傳的官員幾乎每天都要接待多次採訪。
中央在大機關辦公地點坐落在北戴河區東經路及東海灘路沿線，屬於當地最幽靜的海濱風景地。
7月22日，記者乘坐出租車在北戴河的街道上行駛，偶爾也會遇到盤查，司機說，現在查得還不嚴格，以前更嚴格。
記者前往全國人大、中央軍委等五大班子在北戴河的辦公地點，只看到有少許人出入，門前依舊有武警站崗。
北戴河辦公制度的由來
北戴河辦公制度由來已久，一位熟悉當地歷史的人稱，“北戴河辦公制度從很早就確立了。”
編寫當地地方誌的朱桂新女士對記者說，1948年10月26日北戴河解放後，一些對革命有過貢獻的患有慢性病的老殘人士需要得到妥善照顧。中組部招待所負責人於是在北戴河組建中組部療養院。
事實上，作爲中國現代旅遊業的搖籃，北戴河很早就爲人關注。
由北戴河當地政府推薦給記者的一本叫《北戴河，中國現代旅遊業的搖籃》的書介紹了北戴河辦公制度的情況，這本書的作者是秦皇島日報總編孫志升。
1949年解放後不久，北戴河區人民政府統計北戴河海濱境內有中外別墅719幢，其中外國人別墅483幢，涉及20多個國家。
這些別墅在解放後被人們用來作爲“人民療養事業用房”。成千上萬的人開始在這裏養病、休息和避暑。
1949年6月，朱德作爲第一個來北戴河的中央領導人來到北戴河海濱，住在原鐵路賓館1號樓。此後，朱德幾乎每年都來北戴河休息療養，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他曾對其夫人說，“這座山很理想，我死了若能放在這個山上是最好啦。”
1950年8月，北戴河海濱接待中央領導人和6個國家的使館官員160餘人。
1952年，中組部北戴河療養院交中央辦公廳管理局，改名爲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北戴河療養院，規定中央幹部一年有一個星期左右的北戴河休假期。
“而作爲北戴河辦公制度正式形成則是1953年。”
是年秋天，中央決定夏天在北戴河辦公，併成立籌備組織開始在中直北戴河海濱療養院內修建房屋、道路和水塔，還在河東寨南買地蓋了幾幢樓房作爲中直療養院的辦公和集中療養之地，蓮蓬山南麓的別墅羣交給中南海作爲中央領導的夏天辦公用房。
次年，中直療養院改名爲中直幹部休養所，中央夏天辦公的地方稱一分院。
1954年11月，國務院確定北戴河休養區的使用方針是：爲中央暑期辦公服務。這一年，北戴河海濱接待避暑和休養人員3680多人，其中中央領導30人，部局級幹部154人。
朱桂新介紹：“北戴河海濱沙子質量很好，海灘不是很陡峭，鯊魚也很少，中央一個考察小組曾考察了大連、青島等地，從環境、地址、路途等方面考慮最後確定了北戴河作爲中央領導辦公地點。”
據瞭解，爲了保障中央領導正常辦公，1954年成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員會，下設暑期工作辦公室，爲中央領導服務。
“‘文革’期間，北戴河辦公制度中斷，暑期工作委員會也隨着‘文革’的到來取消了，幹部們很多被送到五七幹校。”到了1983年，當時的國務院領導到秦皇島視察，表明暑期中共中央、國務院要在北戴河辦公，1984年，北戴河再次成爲中國“夏都”。
這一年，來北戴河海濱辦公休息的中央領導人有47人，部、省、軍級以上領導379人。同年，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北戴河休養所和全國人大北戴河休養所先後建成，1985年，開始各自接待本部門領導來此辦公和休養，這一年五大班子包括中顧委的領導都來此辦公休養。
北戴河辦公的內容和特點
秦皇島日報總編孫志升在《北戴河，中國現代旅遊業的搖籃》一書中對北戴河辦公進行了詳細的描述。
北戴河辦公實際上帶有半休養半工作性質，每年暑期，中央領導人在北戴河辦公的主要形式是接見外賓，開會，決定重大決策。
事實上，中央領導人在北戴河的工作和在北京中南海的工作並沒有什麼本質區別，只不過，由於北戴河環境優美，氣候宜人，且中央領導多喜歡游泳，北戴河提供了領導人緊張工作後的休養條件。
原公安部長羅瑞卿之女羅點點在《紅色家族的檔案》一書中回憶說：“每年7、8月份是全家去北戴河的日子，除了我們，許多人家都去……這個季節就成爲這些地位相近的家庭之間，一年中最愉快的交際季節。大家去北戴河都是坐火車，這種交際就從火車上開始。”
“五浴場是中直幾個大浴場中最大的，全天開放，但大人們不能像我們成天泡在海里，他們要開會。所以他們在中午前後出現，毛澤東出現更晚，總是下午三四點纔來。”
她在書中介紹，每逢週末，還有爲各位中央首長舉辦的舞會，“他(羅瑞卿)一手擁着舞伴，柺杖掛在另一個手上，自樂曲開始時起步走……直到樂曲終了。我們都認爲，爹爹這樣子一定會長壽。”
據瞭解，領導人在工作之餘，在海邊下棋、游泳是重要的娛樂活動，羅點點書中還特別提到了彭德懷。
“在我們的記憶裏，彭德懷元帥好像從不到北戴河，在我們這些家庭的交際場裏，從來沒有他的影子，我們能說出北戴河的別墅羣裏哪一座是誰家住過的，但是沒有人回憶得起彭元帥住哪一幢樓。”
鄧小平也十分喜歡到北戴河辦公休假，他在北戴河的故事被當地人廣爲流傳，1980年8月4日上午，鄧小平在西山浴場被人們看到，有人要拍照，鄧小平請遊人過來，請人合影。
“那個時候很容易見到領導人。”一位北戴河街頭的老人說，“當時鄧小平還取消了很多的崗哨。”
鄧小平復出後幾乎每年都到北戴河辦公休養，1989年鄧小平在北戴河度過85歲生日，回到北京後提出辭去中央軍委主席，1992年是鄧小平最後一次到北戴河。
北戴河在中國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北戴河在中國政治史上的地位非常特殊，許多重大決策、重大事件都和它有聯繫。
建國後，中共中央許多重大決策都在北戴河作出。1958年，毛澤東在北戴河作出炮擊金門的決策，同年大鍊鋼鐵和大辦人民公社的決策也在北戴河作出。
北戴河療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政治晴雨。“文革”期間北戴河辦公制度中斷，需要療養的幹部許多被送到五七幹校。而到了1984年，隨着一些老幹部平反昭雪，療養院又重新收回給各個部門，療養又逐漸恢復。
朱桂新還介紹，改革開放以後，隨着北戴河辦公的恢復，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動、重要決策都和北戴河有關，比如進行“嚴打”的決定就是在北戴河出臺的。
1983年全國治安形勢嚴峻，公安部7月16日向中央報送了《關於發揮專政職能改善公安裝備的報告》，17日，公安部部長劉復之到達北戴河海濱，19日上午鄧小平和劉復之談話，拿着報告說，“你們這個報告不解決問題。”
鄧小平提出三年內要組織三次戰役，“嚴就能治住。”
在北戴河幾次會見日本客人時，鄧小平還肯定了農村改革，並向外國朋友展示了堅定地實行改革開放的決心，其時，有一部分人對改革開放，尤其是興建特區表示擔心，鄧小平對此表明了鮮明的態度。
孫志升說，1997年暑期，十五大準備工作也是在北戴河進行，十五大報告的起草班子就是在北戴河按照中央政治局的意見和各方面的建議，進行推敲修改。
據瞭解，事實上，幾乎每次黨代會之前的醞釀會議都是在北戴河舉行，這個時候北戴河最爲外人關注。
療養經濟產業鏈
在北戴河海濱的主要路段上遍佈着中央國家機關的療養院、培訓中心，“在北戴河，幾乎每個部委都有培訓中心或者療養院。”中直機關單位形成一道風景線，大約有200多家休療中心，是中國最大的休療旅遊區。
休療機構一般是一半提供機關單位的人休養，一半用於接待遊客。
休療機構和來自海內外的遊客奠定了北戴河旅遊經濟的基礎，北戴河面積極小，當地有關部門提供給本報記者的資料顯示，北戴河區面積70.14平方公里，總人口6.2萬人，而財政收入卻達1.2億。
“旅遊業收入佔北戴河GDP的70%。北戴河主要是吃旅遊飯。”當地官員稱。
記者走訪了爲北戴河休療機構提供蔬菜的著名企業集發農業綜合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集發公司辦公室主任石柱說，由於集發的菜質量很高，無公害，中央直屬機關、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央軍委療養院等200多家療養院大多從集發購進蔬菜。
“佔我們生產的比例有多大，沒有統計，因爲我們還提供給其他單位。但每年北戴河暑期特供，基本上中央首長都吃我們的菜。”
但也有工作人員認爲中央領導應該不會用集發的菜，大多數療養院用集發的菜是事實。
2003年中央預算取消北戴河辦公會對北戴河有什麼影響，當地人士多稱，即使中央領導不來，遊客也是要來的。但估計團體消費的規模有所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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