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達昌在廣州向本報記者剖露心跡
李達昌心聲
領導退下來不一定都是一種模式，不一定只是狹窄的一條路。可以當教師，也可以去慈善組織、青少年組織等各種社會團體中擔任專職職務。其實，即使是擔任居委會的工作，從事社區服務，也不是奇怪的事情。
7月2日，西南財經大學舉行了一場特殊的座談會，歡迎四川省政府副省長李達昌卸任，回母校任教。
消息傳出，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本報記者聞訊，立即飛赴成都採訪，瞭解李達昌卸職任教的前因後果，進行了深入報道。7月20日，李達昌因公到廣州，約見本報記者。雙方在廣東大廈展開了一場期待已久的、面對面的交談———
叫李老師叫李哥都行
記者：李省長……(被打斷了)
李：不要叫我“李省長”，大家都叫我“李老師”，有些同志雖然不是我的學生，叫我“李哥”也挺好嘛！(笑)
記者：聽說您擔任副省長時，是廣交會的常客，這次是您卸任後第一次來吧？
李：是呀！我對廣州很有感情，擔任副省長七年，每年春夏的廣交會，我都來。七年十四屆裏，我一共來了十三次，只有一次因爲出差沒來成。像我這樣，每屆都帶隊參加廣交會的，全國是很少見的。我常常講，到了廣交會，世界上任何百貨公司都不用去了，萬商雲集，商品薈萃，什麼都有呀！
廣交會對我們西部省份來說，不僅是招商引資的好機會，更是個學習的好機會，學習對外開放、經濟發展的最新經驗，瞭解在內地掌握不到的信息。每屆我都會帶着和外經貿相關的各個部門的領導來，比如商檢、海關、銀行、稅務等等，讓他們面對面地和出口企業座談，搞個大型“現場辦公會”。有些話，這些領導在辦公室裏是聽不到的，到了廣交會，意見當面一提，他們就坐不住了。
記者：您這次來是參加廣東客聯舉辦的客家聯誼會，我知道您不是客家人，爲什麼對客家文化情有獨鍾呢？
李：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客家聯誼會，以前在任上太忙了。我接觸客家文化大概是四年前，我省社科院的專家提出，在招商引資、對外開發中，可以利用客家文化的資源，打“客家牌”。我對成都龍泉洛一帶的客家文化進行了相關調查研究以後，牽頭修復了江西、湖廣會館和客家博物館，現在正在開發客家廣場。2005年，第20屆客屬懇親大會就在我們成都召開，到時候，歡迎你來！
從不用官本位看人看事
記者：7月2日，您在歡迎您回校任教的座談會上說，從今天開始我就是一位普通的教師了。從副省長到普通教師，由官到民，應該有一個角色轉變的過程。
李：對，換崗之後，要面臨一個換位的問題。我現在總在提醒自己，要以一個普通教師，一個老百姓的思維來考慮問題，要更平民化，以更平和的心態對人、對事。就像今天接受你的採訪，我是以一個老師的身份，代表我個人。以前我接受過很多次採訪，都是以副省長的身份，代表四川省，談的是工作，宣傳四川、樹立四川的對外形象。
記者：這種角色轉變對您來說困難嗎？李：對我來說是很自然的事。我現在心情很好，母校、學生都歡迎我。
說句真心話，我從來沒有用“官本位”的意識來看待自己的職務。很多接觸過我的人，都說我沒有“官架子”。我這個人性子急一點，但是從來沒有以勢壓人，以權壓人，更沒有以權謀私。與人相處，都是平等相待。在任上，我埋頭苦幹，特點就是執着，幹什麼一定要幹好，沒有考慮過自己的官位和權力，不擔心失去什麼。退下來了，也不覺得失去了什麼。
記者：您覺得從副省長的位置上退下來，回到學校，生活中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李：可供自己支配的時間多了一些，主動性強了一些，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以前在任上，考慮工作多；現在可以從自己想幹的事情出發了，可以較多地自主安排自己的生活，該寫作，就寫作；該讀書，就讀書。
在領導崗位上的時候，思維不那麼集中，寫作、科研都不自在，只能擠時間；現在精力更集中了，寫文章更快了。
我退下來以後，崗位不同了，感受也不同。以前擔子重、責任大、壓力大；現在可以更超脫一些，考慮問題也更全面，更冷靜。
我的博導資格過得硬
記者：您卸任擔任博導，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其中也有一些質疑的聲音，比如說，對您的學術資格表示懷疑，認爲您在繁忙的政務中不可能堅持學術研究，既然擔任博導，就應該對您的學術資格進行重新審定。您對此怎麼看？
李：我要聲明，我不是利用官銜，搞個博導的稱號來給自己臉上貼金。
我是1978年恢復研究生招生後，第一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經濟基本理論專業的研究生，是經過嚴格的考試才被錄取的。在北京讀書的三年，不分晝夜，非常刻苦地讀書，獲得碩士學位。1987年被評爲副教授，1992年被評爲教授，都是根據我的教學經歷和科研成果，經過正式申報程序，由四川省職稱評定委員會評定的。
記者：您也一直參與了西南財經大學的研究生培養工作。
李：我從1989年就開始協助指導碩士研究生了，當然不是以我的名義招生，但是我參與了指導，對研究生的論文選題和寫作給予指導。不少論文我都看過，也參加過論文的評審和答辯。最近幾年，應學校邀請參加了博士研究生指導小組，這也是經過學校學術委員會討論通過的。
我正式獲得博導頭銜是去年下半年。學校有一位老的博士生導師要退休，我頂替他的名額。學校整理了我的學術成果、教學經歷等材料上報，經過職稱評定，才正式批准的。這中間絕沒有人情，沒有後門，西南財大的領導和老師可以作證。
記者：您從政19年，從來沒有中斷過學術研究，也沒有和母校中斷聯繫。可以說，一直保持着雙重角色，一個是政府官員、副省長，另一個是教師、學者，您怎麼評價您的雙重身份？
李：我當了八年多財政廳長，七年副省長，經歷了很多激動人心的事。自己的感受是酸甜苦辣都嚐遍了。成績雖說不大，但是盡心盡責，不辭勞苦。我把生命中最輝煌的一段時光，貢獻給了我的家鄉和人民。在四川社會經濟發展中，在家鄉的現代化建設中，我出過力，流過汗，沒有懈怠，享受過成功和快樂，但更多的是壓力和責任，有些工作還沒有幹好。我自己也從實際工作中，學到了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也留下了許多終身難忘的、心潮澎湃的回憶。
心從未離開三尺講臺
記者：還是要問您同樣的問題，您爲什麼不去任何機關，不去任何企業，甚至不再擔任任何領導職務，回到高校，當一名普通教師？
李：我卸任任教，不是心血來潮，不是官場失意，不是別出心裁，而是一種水到渠成的自然選擇，不值得大驚小怪。
我一生都對教師有着深厚的感情。1958年，我15歲到成都鐵路學校上中專，兩年後，作爲教師培養對象，抽調到學校的語文教研組當見習教師。從此除了讀研究生期間，一直從事教育事業，直到1984年調離學校，到實際經濟工作崗位，擔任領導職務。這是組織上的安排，我沒有想到自己會有一段從政的經歷。教師的職業始終在我心裏打下深深的烙印，我離開講臺的每一天，都在想着重回母校。
記者：您爲了回校任教，曾經先後打過三次報告，從卸任到重返講臺，歷程如何？
李：2001年4月，我剛滿58歲，自己知道快到齡了，到換屆的時候要退下來。我知道組織上正在考慮新班子，就正式寫了一份報告，要求在新一屆領導班子裏，不要考慮我。我不去任何機關，不擔任任何領導職務，準備回母校教書。不久後，中央組織部來考察幹部，我有相同內容的材料。去年下半年，第三次遞交了正式報告。組織上關心，滿足了我的願望。
今年初省政府換屆以後，我就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了。但是，省上的對外開放和外經貿工作，還需要我做一些具體工作。保留了一個“對外開放領導小組副組長”的頭銜，主要是爲了接待外賓。
記者：2003年1月24日，您在《四川日報》上發表了署名文章《換一種方式爲人民服務》，談到準備回母校任教，爲什麼會寫這樣一篇文章？
李：那是四川省人代會召開前夕的一天早上，我面臨着人生的又一次轉折，也是最後一次轉折。心情非常激動，久久難以平靜，就提筆寫了這篇文章。寫好後，託一個相熟的記者送到《四川日報》，編輯部考慮到“兩會”期間，不宜發表。一直等到1月24日，人代會閉幕之後，才刊出，當時我已經卸任了。
記者：這篇文章是您的一種特殊的聲明。
李：我退下來去當老師，周圍的很多人開始都不理解，寫這篇文章也是對關心我的朋友有一個交代。
記者：您卸任任教，之所以引起強烈反響，最主要的原因在於，輿論普遍認爲，您的選擇爲官員“退出機制”做了有益的開拓和嘗試。您覺得這種做法有普遍意義嗎？
李：過去領導幹部退下來，大多去人大、政協，形成了一種固定模式。有些領導在人大、政協的位置上，能夠發揮作用，未嘗不是有益的安排。但是人各有志，就我自己而言，一直和母校保持着剪不斷的情緣，母校也希望我回去，我更適合教師的崗位，所以我做出這樣的選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