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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指間，一去10年。1993年8月27日，大邱莊的“領頭人”禹作敏被判處徒刑，一個傳奇性人物、一箇中國農村改革的“神話”走下神壇，成爲階下之囚。
從那一刻起，外界曾給予大邱莊和禹作敏的光環逐漸消退，1999年10月3日凌晨1時，保外就醫的禹作敏病逝於天津市天河醫院，一代強人“隕落”。
從1993年到2003年，整整10年，曾有“中國第一村”之稱的天津市靜海縣大邱莊也“城頭變換大王旗”，撤村建鎮，大邱莊鎮政府也將迎來建鎮10週年。
10年來，這裏的人謹慎低調，不事聲張，而外界對大邱莊的關切也一直沒有停歇，因爲任何一個關注中國農村改革和中國農民命運的人，都無法迴避那個人和那個村。
在20多年的改革進程裏，大邱莊如同中國農村改革的試驗田，包產到戶，集體經濟，民營化的企業改革等無數生動的故事在這裏流傳。
2003年的今天，對大邱莊來說，回首一望十年過，今夕是何夕？
10年後再看大邱莊
大邱莊位於天津西南方向，從天津市區驅車，大約一個小時的車程，和相鄰的村子相比，大邱莊依舊顯得與衆不同：到處是工廠，馬路很寬闊，工業文明在這裏繼續體現着它的力量。
“大邱莊不是以前的大邱莊了。”給我們開車的一位當地司機說，“現在和過去是天上地下，以前工廠都是集體的，現在都是私人的。”
汽車行駛到大邱莊百億路，“百億路是禹作敏在10年前建的，當初禹作敏雄心很大，百億路投入100個億，名字就是這麼來的。”
即使經過了十年的變遷，百億路依然是大邱莊工業企業最集中的地方，道路兩邊坐落着“堯舜”等大邱莊的標誌性企業，無論從任何角度看，百億路都是大邱莊地理中最重要的一條路。
“去年下半年，這裏開始活起來。”位於路邊的利達公司的門衛孔憲文說，孔憲文說的“活起來”是指大邱莊企業經過了幾年的嚴重滑坡，由於宏觀經濟的向好，企業開始正常運轉。
孔憲文來自黑龍江，在這條街上已經工作10年，這些年，這條路經歷了大邱莊由盛到衰，又由衰落到復甦的過程。
“前幾年蕭條的時候，這裏幾乎看不到幾個人，相當多的企業停產半停產，很是荒涼。”而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由於受大環境影響，大邱莊的企業開始擺脫連續幾年的低潮。
孔憲文說，“但和1992、1993年紅火的時候比還是相差很遠，當時，這條路上人真多，上下班高峯期，走路都要側着身子。前來淘金的人到處都是，沒有地方睡覺就睡在路邊。”
百億路的盡頭是堯舜度假村，各式各樣的別墅羅列在村內，煙雨朦朧中，堯舜度假村影影綽綽。
走進大邱莊本鎮，稍微顯得凌亂，“現在的村容村貌不好了，很多地方髒了也沒有人管。以前，村裏管得很嚴格，誰也不敢到處倒髒水，亂扔東西。”司機說。
司機指着香港街，“以前人多的時候，別提多紅火了，還有俄羅斯的歌舞表演。”
10年後看禹作敏
在記者接觸的一般百姓中，相當多的人認爲，“大邱莊衰落了，不像從前了。今天大邱莊留下的東西都是禹作敏在的時候建立的。”
時間由此上溯到十年前。“當時村口站滿了人，每個人手中都拿着一根1米長的鐵棍，後來才知道，是禹作敏讓他們阻止市裏派人進村。後來武警來了，再後來禹作敏出事了。”
來自靜海縣城的張先生回憶，1993年的時候，禹作敏指使手下致人死命，後又和政府對立起來，直至最終受牢獄之苦。吳仁寶對本報記者說，他曾經勸說禹作敏收斂，禹作敏沒聽。
如果撇開這些情節來審視10年甚至20年前的禹作敏，則不能不得出一個結論，禹作敏依其個人能力和絕佳機遇使大邱莊在鹽鹼灘上起飛，堪稱奠定大邱莊基業第一人。
1976年，身爲大邱莊大隊長的禹作敏帶領村民脫貧，“一人一把號，都吹我的調，不吹我的調，一個也不要。”禹作敏帶領村民使大邱莊從一個小廠開始，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當大邱莊遭受非議，面對“挖社會主義牆角，搶國有企業飯碗，搞資本主義”的指責時，禹作敏迴應，“大邱莊只有資本，沒有主義。”
資本在手的大邱莊迅速膨脹，從1980年代中期起，一個企業裂變成四個，“以鋼爲綱”，帶鋼、線材、管材生產線一條接一條建起來，津美、萬全、津海和堯舜等四大集團相繼形成。
1992年是禹作敏和大邱莊的黃金時期，大邱莊一躍成爲全國首富村，當年禹作敏作爲改革典型上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春節晚會也時常有這個農民的身影。
而大邱莊在富足的同時已經成爲了一個獨立的“王國”。在這個由禹作敏控制的“王國”裏，沒有人唱反調，禹作敏對村民實行嚴格的管理和控制，維持着絕對的秩序。
房子、車子、子女入學……禹作敏治下的大邱莊爲村民提供了14項福利，在這個烏托邦世界中，人們在享受着“從搖籃到墳墓”福利的同時，也失去了部分的自由。
10年前後的矛盾
大邱莊泰山路，禹作敏別墅，“已經沒有人住了，早先禹作敏就住在這裏。”一位村民說，“好久沒有人了，他家的人大多不在大邱莊了。”
從外形看，禹作敏別墅像一座灰色的城堡，“10年前這裏戒備森嚴”，如今門前長滿了野草，“爬山虎”從地面一直爬到樓頂，將整個別墅掩蓋起來，如果不細心尋找，幾乎找不到院門。
“我們都看不到他家人，大概也不願回來吧，因爲這是很讓他們傷心的地方。”對相當多的大邱莊人來說，禹作敏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人，也多少有一種矛盾的心態。
“那時過的真是共產主義呀，福利真好，但禹作敏管理也非常嚴格。”一位村民說。
“禹作敏就跟土皇上似的，那時大邱莊打人就像吃麪條似的。誰敢偷摸？偷摸一逮着就扒一層皮，老百姓一上街就很緊張。連旮旯衚衕，到處都是保衛，自行車放門口，不鎖都沒事。”
“原來很平均，窮人也還過得好，吃喝有保障，當官的住四室一廳，老百姓也能有兩室一廳，而現在有的是億萬富翁，有的連煤氣也用不起。”曾就職於萬全集團、現在自己單幹的孫貴芳說。
“但現在我感覺，自由多了，原來不許私人幹活，現在企業改制了，可以有自己的空間。提起禹作敏，也很矛盾，人們對他還是有一定感情，因爲他帶領大家，把一個破地方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孫貴芳說：“如果說禹作敏給大邱莊留下什麼，我覺得他留下的是一個基礎和多年儲備的人才。”
大邱莊93社區，是在1993年建立的，一座顯得破舊的單元房，記者走到一戶住在三樓的人家，門開着，門口堆着蜂窩煤，女主人正在和同伴搓麻將。
“現在不行了，什麼福利都沒有了，老爺們一個月就600多塊錢，連燒煤氣、孩子上學都不夠。和過去比，當然是過去好。”女主人顯得很不耐煩，同伴催促她趕緊回到麻將桌旁。
在記者接觸的大邱莊人中，相當多的人都對昔日“烏托邦”表達了一定的懷念，但大多心理很矛盾，對窮人來說，有着非常強烈的願望回到從前，但在記者接觸的相當多的企業界來說，過去僅僅是一種回憶，畢竟和過去相比，自由的空間更可貴，而且有了創業的機制。
百億鋼管公司的一位姓黃的處長對記者說，“我們的企業比禹作敏在時的企業還要好，但是他在我們每個人心中的分量還是很重的。九龍壁、龍鳳閣都是他主倡的，百億園區也是他在的時候規劃出來的。”
那幾年不堪回首
無論村民接受不接受，從1993年開始，大邱莊走上了沒有強人的道路，禹作敏徹底離開了大邱莊，撤村建鎮，而對於大邱莊來說，在失去禹作敏之後，最初顯得有些不適應。
“原先是向一個方向使勁，後來是向自己那裏使勁。”一位曾經在當時的派出所任職、後爲某企業廠長的人形容說。
儘管如此，依靠多年的積累和宏觀經濟的繁榮，1997年大邱莊的經濟狀況達到歷史上最高峯，鋼鐵加工能力達到400多萬噸，相當於國內一個特大型鋼鐵企業的規模。財政收入9000多萬。
而風險也同時存在，高度依賴鋼鐵工業和銀行貸款以及產權不明確，企業沉重的社會負擔，使得大邱莊經濟基礎極其脆弱，稍有風吹草動就有可能崩盤。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整個經濟氣候突變，大邱莊也在隨後的幾年中跌入谷底，大多數企業處於停產半停產狀態。
“從1997年以後，鋼鐵市場整體下滑，大邱莊經濟受到影響，2000年是最低谷，財政收入才3700多萬，是建鎮以後最低的。”
“銀行不給貸款，市場疲軟，成本就很高，有家企業一個月生產銷售1400噸鋼鐵，賺了1400塊錢，沒法幹。但是又不能不幹，一放下再幹，太難了，不知道還投入多少。而且要保障工人的正常開支。”
深層次原因是集體企業的機制問題，在經濟上升的時候沒有暴露出來，因爲有老底子，而遇到困難，人心就散了。道理就是這麼簡單。“津美集團”下屬某企業一負責人說。
1997年整頓金融秩序以後，在大邱莊的銀行分支機構撤走，外部的資金鍊斷裂，數十億元的債務包袱還沒了結。
外界環境的惡化也促進了內部環境的惡化，而內部環境的惡化使得大邱莊必須脫胎換骨。禹作敏的離去，使大邱莊以至整個中國鄉鎮企業面臨的問題在大邱莊提前引爆，而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也早早提上日程。
去烏托邦化的努力
不忍回首的幾年也是大邱莊力圖改變生存狀態的幾年，禹作敏時代留下的不僅僅是一棟棟樓房和一個個工廠，還留下了一個治理模式，而這種治理模式和禹作敏個人緊緊地綁在一起，一旦他離開，這樣的模式就發生了危機。
從1995年開始，大邱莊鎮政府就不斷地調整這個模式，如果從企業機理上看，大邱莊與“蘇南模式”最相近。
這種模式的主要特點是，鄉鎮企業中集體經濟處於絕對優勢，即“鄉辦鄉有”、“村辦村有”，其好處是集體共同富裕，其弊病是鄉鎮企業領導人權力空前強化，以及政企不分、產權不明、資源非市場化配置等等。
大邱莊鎮前任黨委書記王慶武說：“這種企業名義上是集體的，實際上成了個人的。但產權不是自己的，企業領導只負贏不負虧，虧了就向上級伸手。”
從1995年開始，大邱莊開始了艱難的改制路程，首先是從房子開始，大邱莊人買斷自己的房子，3個月的時間，18萬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別墅全部出售給個人。
接下來，大邱莊先後完成了醫療、物業管理、交通工具、通訊工具等14項福利改革，禹作敏制定並一直延續了多年的待遇，幾乎全部取消。
而這種改革面對的阻力也是很大，“畢竟以前幾乎都是免費的，但必須改，企業受不了。”被稱爲改制後“輕裝上陣”的企業開始從產權改革方面進行努力。
變公有爲民營；投資主體由單一變多元。其方式是：集體整體從企業中退出來，由“能人”出資“入主”。
新華社一篇報道稱，當時的鎮黨委書記陶潤立含着眼淚說：“我們急過、蹦過、跳過、哭過，四大企業集團的老總有的累得連路都走不動了……”
改制後大邱莊形成了以民營經濟爲主體的企業格局，大邱莊的經濟成分80%爲民營，20%爲外資和集體參股。
即將失去“過去”的大邱莊村民也多有微詞，“改制就是富了少數人，企業都是個人的了，原來是給集體幹，現在是給老闆幹。”
公平地講，回過頭來看這場改革，如果不是當時的改制，大邱莊恐怕是過不了這個關，不會在1997年後的幾年中挺過去，更不會有現在的復甦。
大邱莊模式總結陳詞
“應該說大邱莊，經歷過輝煌，也經歷過磨難。但是總體方向是對的。這點在中國農村經濟發展進程中，起到了領頭羊的作用。”當地政府一位官員對記者說。
“假如大邱莊不建鎮，禹作敏也沒有當初的事件，大邱莊會不會走到今天這一步，這個很難說。”
從表面上看，大邱莊似乎是衰落了，但從方向上看，去烏托邦化的努力，大邱莊無疑作出了正確的選擇。
“集體經濟到底行不行，我們不能下這個結論，吳仁寶爲什麼不改制，我們不好評價，大邱莊這麼多年，就是隻做不說，不和過去比，不和其他地方比，做自己的事情，大邱莊目前選擇的道路，我認爲應該是正確的。”這位官員說。
長期關注中國農村運行模式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陸建華博士認爲，大邱莊由盛到衰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即使有經濟上的因素，但主要還是治理模式的失敗，一個地方過度地依賴一個政治強人，決策、管理、運行沒有體制化。”
“一旦這個人出事，反映在決策、運行、管理上的問題就會爆發，文化上的一致性也就沒有了，因爲他是那個體制的支柱，是不可替代的。”
在談到大邱莊改制時，他認爲大邱莊的方向是正確的，但這種改變多少有些被動，如果禹作敏在他如日中天的時候能夠主動提供一套機制，那麼大邱莊就不會付出那麼大的代價。
“大邱莊就會比其他地方領先一步，體制優勢就會發揮出來。但這往往是不能‘如果’和假設的。”
可以說，大邱莊從一窮二白走向繁榮是體制優勢，而其由盛至衰亦是體制原因，而大邱莊由衰落走向復甦也是體制的優勢。
“禹作敏的悲劇是他個人的悲哀，也是大邱莊的悲哀，但大邱莊之路確實給中國農村提供了經驗、教訓以及藍本，對大邱莊如是，對南街村如是，對華西村亦復如是。”陸建華說。
而在一定意義上，今天的大邱莊也給無數農村提供了參照系，也爲鄉鎮企業改革提供了參照，“大邱莊今天走的方向就是中國鄉鎮企業和鄉村治理模式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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