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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培訓顯然在中國官員們的工作實踐中見到了效果，但他們同時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
2002年5月的一天，廣東省物價局副局長馬壯昌接到省委組織部通知，要他作好去美國哈佛大學培訓的準備。
興奮，是馬壯昌在接到通知一剎那間的感覺。將要學習的“公共管理”，馬壯昌一直都沒機會專門涉獵，而作爲一名副廳級幹部，從前在公共事務管理方面“好似在黑暗中摸索”——憑經驗做事。
馬參加的是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從2002年起的5年裏，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等三方組織的這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將爲中國培訓300名廳局級以上高級官員。有關部門稱，這是歷來最大規模的中國官員海外培訓計劃。
2003年7月28日，第二期培訓計劃啓動。
一次低調的官員培訓
“資本主義世界最尖端的學府正在爲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培養治國之才”，曾有海外媒體將這次培訓作如是評價。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局副局長、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祕書長盧邁看來，這種評價拔高了培訓的價值，曲解了培訓的意義。事實上，這只不過是中國政府爲提高自身管理能力所採取的諸多措施中的一種。“中國成爲世貿組織成員國之後，我們的官員必須懂得爲官爲政的現代思維方式和操作規範。必須懂得自己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政府、企業以及各種非政府機構應該怎樣進行有效的合作。”盧邁說。
組織者的目的，顯然是希望通過培訓使中國官員在“公共管理”方面能夠借鑑外國的先進經驗從而與世界接軌。
然而，對於主辦各方來說，這種模式的培訓畢竟還是第一次嘗試——不僅是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第一次爲一個國家舉辦如此大規模的培訓班，也是中國政府政策研究諮詢機構和中美兩所著名大學在官員培訓方面的首次合作。根據協議，從2002年起的5年內，哈佛大學每年爲中國政府培訓60名中央和地方級官員。
官員培訓確定的條件是：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在本崗位至少有兩年以上工作經驗、年齡在45歲以下的地市級或司局級以上國家幹部，且以中青年、地方幹部爲主(副部級幹部年齡則可適當放寬)。
培訓模式的特殊性還在於費用的支付方式也與以往大不相同——學員在國內的學習費用，由中國發展基金研究會承擔，總費用估計一年150萬元左右；在國外的各項費用則由美國安利公司贊助，估計一年約100萬美元；學員所在單位只負擔交通費。
組織方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由於這種培訓模式具有的探索價值，中央非常重視。在今年7月28日第二期學員的開班儀式上，中組部幹部培訓局官員援引胡錦濤總書記的批示，要求抓好領導幹部的境外學習，多開闢新的途徑讓領導幹部到國外的名牌大學、研究機構去學習深造。
這位官員介紹，包括此次實施的培訓在內，目前中國已先後通過各種方式選派了2400餘名省部級幹部到國外學習。
事實上，一場聲勢浩蕩的境外學習風潮在黨內中高層悄然興起。
一批布衣官員
2002年8月，結束清華大學爲期6周的學習後，第一期培訓班的學員來到了美國波士頓西北部的衛星城劍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就坐落在這裏。
這期學員中，有20個正廳級幹部，20多人擁有博士學位，10多人有在國外生活1年以上的經歷。儘管如此，他們中的許多人在走進哈佛校園時，還是感覺“誠惶誠恐”。
他們住在學校爲他們租來的公寓，裏面只有簡單的日常用品。除午飯統一用餐外，許多學員都是在公寓裏自己做飯。他們很少相互串門聊天，更不聚衆打牌、下棋。有人稱他們爲“布衣官員”。
代表中方負責培訓班日常事務的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祕書長杜英民，曾考慮組織活動以豐富大家的業餘生活，後來才意識到他的所有安排都是徒勞——每天早上6點，晨練；8時，學員開始在教室裏討論教授佈置的案例；從9時到下午5時半，要上4節各一個半小時的大課；而爲了準備第二天的討論，學員們必須在當天晚上學習案例，很晚方睡。
與深居簡出的生活方式相左，這批學員在哈佛校園裏卻被教授們稱爲“最尖銳的學生”。讓這批最尖銳的學生普遍感覺新鮮的是哈佛的案例教學，這種教學方法與他們此前在國內參加過的各類學習和培訓迥然兩異。
第一期學員共學習了49個案例，這些案例涉及社會公共事務的方方面面。在討論案例或與教授對話時，中國學員們表現出了縝密的邏輯思維能力和現實的可操作性，而且，他們發言活躍。曾隨培訓班一起到過哈佛的安利(中國)日用品有限公司對外事務總監傅小明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批學員的分析能力，常令教授們吃驚。
有組織，有思想，生活作風簡樸，去今兩批被中組部幹部培訓局官員稱爲“六八式幹部”(60年代出生，80年代大學畢業)的中國官員給哈佛大學的教授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2002年9月29日的結業典禮上，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約瑟夫·奈稱，這是該院最成功的一屆培訓班。一種理念的碰撞
“收穫頗豐”，這是許多中國學員對培訓效果的評價。
雖然這批學員的綜合素質很高，但對於“公共管理”卻從來沒有進行過系統的學習。來自廣東的第一期學員馬壯昌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以前是‘拍一下腦袋’，僅憑經驗來決策的，現在看來，公共管理也是一門科學。”
第一期學員，濟南市副市長王天義稱，學習使他認識到中國的政府機構的權力過大、責任也太重，而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私有化等弊病的普遍存在，影響了政府對公共事務的科學決策。哈佛歸來後，王天義力求使自己在處理的政府事務方面有所爲有所不爲，“希望將一個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爲此計，王天義力促成立了濟南市創業發展研究中心。王天義的認識是：99%的創業都是爲了辦好事而不是辦壞事，但由於角色錯位，政府往往把好事辦成了壞事。所以，創業過程中政府的第一要務是服務，審批把關是其次的。
而在一年前，哈佛培訓開班時的第一堂課上，王天義還曾滿腹狐疑地舉手發問：“官員的領導才能是可以培訓出來的嗎？”事實告訴他，通過學習，解決公共事務的能力可以得到明顯的提升。
張波，山東省環保局副局長，還在哈佛學習期間，就接到單位的電話，得知他們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沒有通過評審會。彼時，張波正在學習一個處理公共事務的“三圈理論”。這個理論認爲，決策必須考慮到“價值”、“能力”和“支持度”三個圓圈，如果三個圈不能交接，決策就不會成功。受此理論的啓發，歸國後張波與同事對山東造紙企業實際達標情況進行了調查，充分分析了三個圓圈的利弊，制定出分三階段進行達標治理的方法。最終，他們新制訂的排污標準得到了評審會的認可，很快付諸實施。
哈佛培訓顯然在中國官員們的工作實踐中見到了效果，但他們同時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他們的學習成果因爲要適應原有的國情、省情及所在單位的思維慣性，新知識的運用往往大打折扣。王天義說地方政府妨礙了“市場本色”的發展，而他不得不費盡心思“將比較成熟的‘市場本色’和地方政府的‘特色’結合起來”。
馬壯昌也略感無奈：“雖然所學的知識在潛移默化中改變着我，但在具體的工作中我還得用以前的老辦法，因爲體制和環境不允許。”
在今年7月28日第二期培訓班開學典禮上，教育部副部長章新勝向新學員們語重心長地寄望，畢業回來後要“軟着陸”，運用新知識“一定要結合國情和單位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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