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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0日，故宮博物院行使“優先購買權”，以2200萬元人民幣的價格從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購得了有1500多年曆史的“中國現存最早書法孤品”——《晉索靖書出師頌》。
據拍賣行專家介紹，《出師頌》上沒有作者落款，書寫年代不詳，但該作一直流傳有序：宋紹興年間入內府收藏；明代歸收藏家王世懋；清初歸安儀周；最後又入清乾隆石渠寶笈收藏；民國年間被溥儀攜出宮外，後散落民間。
《出師頌》落戶故宮後，從文化沙龍到街頭巷尾，從互聯網上到傳統媒體，關於這一文物的真僞及其價值的爭論鋪天蓋地，從未停止。
8月22日，故宮博物院舉行《出師頌》學術研討會，會上，財政部教科文司文化處處長王家新發表了長篇講話。
以下是講話全文：
各位專家學者、各位朋友們：
首先請允許我坦言這幾天的感受。故宮邀請我參加這次活動，我一直很猶豫，到底來還是不來？剛纔主持人介紹，我在財政部教科文司工作，是中國書法家協會的理事，但我深知無論從學術的角度、從職位、從對書法和文物的理解，都沒有資格來面對大家。特別是在這裏談《出師頌》這個非常敏感的話題，我的同事、同學和家人都勸我千萬不要去，怕引火燒身，招惹麻煩。但是我今天還是來了，爲什麼？我想我畢竟從財政的角度參與了從《研山銘》到《出師頌》的徵集工作，親身經歷了近年來許多重大文化項目從論證、立項到實施的過程，親身經歷了國家經濟繁榮復興之後文化蓬勃發展的大好時期，所以我想我有責任和義務把一些相關情況或細節問題提供給大家。但聲明一點，這次是學術研討會，我沒有準備講稿，我的發言只代表個人意見，謹供大家參考並請指正。
我所在的財政部教科文司是負責教育、科技、文化方面經費的，我們處主要對口的是文化、文物、新聞出版、廣播電視、體育、文聯作協還有黨報黨刊、新華社等方面，從政策和經費投入方面，支持和保障宣傳文化事業的改革和發展。多年來，黨和政府非常關心重視文化事業，特別是近幾年，國家大幅度增加了對文化方面的投入，我可以列舉一些事項來說明。比如重大的公益性文化設施建設方面，有正在建設中的國家大劇院、國家博物館的合併和改擴建、中國美術館經過維修改造已重新開放，花了1.2億，規劃面積4.2萬平方米的新館正在立項，還有國家圖書館的二期建設、天橋劇場的改造、國家話劇院建設及故宮博物院的全面維修，可以說形成了新世紀一道非常亮麗的人文景觀。從大的文化項目上說，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2003年安排了近4000萬元，中華善本再造工程已經投入了4350萬，還有纂修清史、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中華大典》的重新啓動、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等等。我在工作中有幸見到季羨林、任繼愈、啓功等德高望重的先生，他們是世紀老人，經歷了從清末、北洋政府和國民黨統治時期、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到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後國力日盛的大好形勢，談到政府這些舉措時都很激動。大家知道支持這些項目是需要錢的，剛纔汪館長說了需要財政的大力支持，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後，國家財政收入每年以1000億到2000億的幅度增長，但是公共財政的支出包括農業、社保、國防、教育、科學等諸多方面，支出的壓力也是非常大的。當時朱鎔基總理在一次會議上說，財政是“戴着石臼跳加官”，加官戲是正式演出前歡快的、輕鬆的戲劇形式，但帶着石臼跳不起來，朱總理是說雖然財政收入增長了，但是壓力很大，並不輕鬆。在這種情況下財政能力爭取拿出更多的錢來投入文化、文物事業，是非常不容易的。之所以要加大對文化事業的投入，是我們意識到一個國家、民族的真正偉大復興，不只是經濟的繁榮發展，而是繼經濟振興以後文化的全面復興。中國的盛唐時期如此，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更給人們留下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象。美國經濟振興之後從沒有間斷宣傳它的意識形態和所謂美國精神、生活方式，不斷增加對文化、媒體方面的投入。所以我們認爲加大對文化的投入、保護和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非常必要，也責無旁貸。
在這個背景下，2002年國家財政第一次設立了“國家文物徵集專項經費”，當年安排5000萬元。大家已經知道，去年國家文物局動支2990萬專款買回了宋代米芾的《研山銘》。今年故宮博物院要徵集《出師頌》，由於“非典”期間門票收入大幅下降，本想借用這筆專項經費，後來隨着疫情的成功遏制，文化部、文物局和財政部還是商定由故宮的門票收入來購買《出師頌》。這次《出師頌》的徵集工作是在一片爭論聲中進行的，我在網上、報紙上了解到媒體和讀者主要關注的是這麼幾個問題：第一，《出師頌》的真僞問題；第二是到底值不值；第三，就是公衆的參與程度和整個操作程序的問題，是不是有暗箱操作，雖然徵集工作主要是故宮的事，但作爲研討會，我想就這些問題談談個人的看法和所瞭解的情況。
第一個就是真僞問題。剛纔上海博物館的汪館長和單國霖先生講得已經非常透徹了，真僞問題要由專家委員會拿出明確意見，故宮延請的專家是啓功、徐邦達、朱家溍、傅熹年、單國強、楊新先生等六位文物鑑定專家。他們的鑑定意見是“晉墨”二字是假的，引首部分的紙不對，應爲明代選配，但本幅《出師頌》墨跡肯定是真的，並強調它是隋人所書，另外，米友仁的字是真的。即使這樣，因爲隋人墨跡稀少、又是流傳有序的法書名篇，屬清宮流失之物，故建議由故宮徵集，並且都簽了字。在這個過程中，故宮等單位收到一封信，就是媒體披露的署名張繼剛的信，我讀過這封信，不知道他是做什麼工作的，但是我很敬佩他，他落的是自己的名字，是位很有眼光、有見地的人。我想他是經過認真考證的，包括紙張、筆跡和圖章問題，這個人有勇氣，應該說作爲公民也好，作爲一個收藏家或書畫愛好者也好，他是盡到了自己的責任，專家們也充分參考了他的意見。此前首都博物館也請有關專家反覆論證並已決定購買，這也是故宮確定徵集《出師頌》的有力佐證。所以在真僞問題上是經過反覆論證、深思熟慮的，應該相信六位先生鑑定的準確性、權威性，他們的簽字以後應該會公之於衆。今天上海博物館汪館長、遼寧博物館楊仁愷先生也到現場，對故宮徵集《出師頌》表示贊同。
第二，關於價格和價值問題。通常來說，文物的價格和價值有幾方面的決定因素，首先，我覺得一件文物在不同時代背景下它的價格是不一樣的。比如在亂世，人們關心的是安危和溫飽問題，文物怎麼能值錢呢？當年溥儀以賞賜其弟溥傑的名義將大量書畫文物帶出清宮，流散民間，俗稱“東北貨”，當時在長春街頭是以麻袋論價的，那是文物的價格嗎？可能幾個饅頭就換一件“石渠寶笈”的名畫，因爲那是一個亂世，一個山河破碎、流離失所的年代。而盛世來臨，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文物的價格必然就要上揚。第二，同一件文物對不同的收藏者而言，其價值價格會有所不同。有些人收藏青花瓷，有些人收藏算盤，一個算盤對於收藏青花瓷的人來說可能白給也不要，但是對於收藏算盤的人來說卻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出師頌》來說，除了它作爲法書名篇的珍貴价值外，首博、遼博和上博徵集的意義和由故宮收回是不一樣的。因爲它是宮廷流出去的文物，故宮收藏更恰如其分、理所應當，能與其它館藏作品成系統、相匹配所以首都博物館最後還是讓步了，本來他們已經決定購買的。第三《出師頌》到底貴不貴？談到這一點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1953年《中秋帖》和《伯遠帖》在香港露面的時候，當時鄭振鐸、王冶秋等向周恩來總理建議要把它們買回來，最後花了47萬，加上後來的《五牛圖》、《韓熙載夜宴圖》等總共花了幾百萬。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舉，對外又抗美援朝，1953年財政收是213億，總理能特批上百萬外匯來買這批文物，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決策。而2002年的財政收入是19000億，故宮以2000萬來買這件文物，我想大家對這個比價應該是有所判斷的。再者，事過50年，誰想拿兩個億、三個億來買《伯遠帖》、《中秋帖》，我想故宮也絕對不會賣的。因此，文物收藏一定要有眼光，應該歷史地看問題。今年在上博舉辦的72件書畫國寶特展，觀衆排隊觀看，轟動海內外，其中就有多件那時候收回來的文物，所以，當時的舉措是具有歷史性貢獻的。
去年徵集《研山銘》的時候，啓先生、傅先生、國家文物局單霽翔局長都在場。當時啓先生說《研山銘》是好，確實精彩，但是3千萬貴了點，啓先生有這個顧慮。後來單局長調侃說，北京修1公里地鐵要6個億，能買20幅《研山銘》，您說是修1公里地鐵，還是買20幅《研山銘》好？當然地鐵肯定要修，《研山銘》也需要徵集。想起文化和文物來有時挺悲哀的、也令人憂慮，我國是個文物大國，可每年文物保護經費纔有幾個億？許多文博單位多年沒有買一件文物，這兩年上博買了一些，《翁氏藏書》花了450萬美元，《錢鏡塘藏明清名人手札》990萬，上個月又花450萬美元買回《淳化閣帖》。去年國家財政纔拿出5000萬設立國家文物徵集專項經費，這筆錢實在是來之不易，又很有限。要說節省，財政部最歡迎了，我們一貫提倡精打細算，厲行節約。但也要充分考慮社會效益，文化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爲文化、文物投些錢，對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質，培養愛國之情和民族凝聚力極爲重要，也極爲緊迫，將來是會得到巨大回報的。另外，中國文物、特別是書畫文物的價格與國外藝術品相比還很懸殊，一幅凡高的畫可以賣幾千萬美元，中國藝術沒有得到應有的認可和珍重，我們自己首先要珍惜，要自重，絕不能妄自菲薄。
第三個問題是徵集工作的運行程序。據我所知，文物徵集應該有這麼幾個步驟，首先是確定文物徵集對象，第二是由專家對原件進行真僞鑑定和價值價格評估，第三由文物收購單位報有關部門批准，得到批准後商談購買，交割資金。我們權且以此來審視《出師頌》的徵集過程。今年6月下旬，故宮給文化部打報告說嘉德公司將拍賣隋人書《出師頌》，故宮有意徵集，文化部孫家正部長當時在外地，特意委託周和平副部長和財務司李雄司長緊急與國家文物局、財政部商談。故宮按三部門的要求做了幾項工作，請文物鑑定專家定真僞、評估其價值和價格，爲了能以2000萬底價拿回來，又向北京市文物局請準動用國家優先購買權程序。後來得知首都博物館已與嘉德簽訂了購買意向書，文化部副部長、故宮博物院鄭欣淼院長又親自出面做工作，請首博讓步，最後經文化部、文物局、財政部正式批准，以故宮門票收入購回了《出師頌》。縱觀整個徵集過程，有這麼多部門單位的領導和工作人員參與此事，有相應的申報和批覆文件，怎麼能叫暗箱操作呢？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運行完成相關程序，應該說各部門間配合是十分默契的，也是高效率的。不知大家聽說沒有，文物界原來對文物徵集工作是有意見的，專家們看好什麼東西，要左上報，右上報，要由老先生們給中央領導同志寫信呼籲，最後常常因爲資金問題、程序問題、效率問題而坐失良機，任文物再次流失海外。上博之所以能買“翁氏藏書”和“淳化閣帖”，除了資金的保障外，主要是人家的機制和效率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上博的經驗值得學習。今後我們在繼續增加投入的同時，應切實提高工作效率、完善工作程序。
關於公衆的知情權和參與度的問題，有人指責不能幾個人來定事，應該廣泛徵求海內外鑑定專家和文物愛好者的意見，要採取價格聽證會的形式，保證羣衆的知情權。我想，我們國家越來越民主，越來越跟國際化接軌，政府非常重視人民的參政權，我們自己在許多方面都感受到這種進步和變化。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比如火車票的季節性浮動、包括故宮門票提價問題等，已經實行了價格聽證。但文物徵集還是有其特殊性的，比較專業、也比較敏感，有時還特別提出保密的要求。去年3000萬買了《研山銘》還剩2000萬，文物局還派人在境外買了些東西，一件文物專家們的底線是800到1000多萬，最後400多萬買回來了，什麼原因？保密做的好。所以有時不但不能擴大還要把知情面縮小、嚴格紀律。如果搞全民公決或聽證，那這些文物肯定買不到，我們要相信專家們的判斷，他們畢竟有經驗、有眼力。去年買的東西，再過5年、10年後搞一個國家文物徵集專項資金的成果展覽，到那時大家再看這些專家的眼力如何？這也是對我們公務人員自身素質、業務水平和敬業精神的考驗和評判。對作爲綜合部門的財政工作者而言，在熟悉精通財政財務工作的同時，還要了解相對應部門的事業發展情況和基本業務、基本規律，要求我們一定要有敬業精神，不斷學習，提高自身素質，提高工作效率。還要勇於任事、勇於開拓、勇於擔當，要提高政府的決策水平，要有前瞻性和決斷力。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1867年，美國國務卿威廉-西華在巨大的壓力下，力主以2美分一公畝，共720萬美金從蘇俄手中買下了荒涼偏遠的阿拉斯加。當時公衆要把威廉-西華攆下臺，說這是一個愚行，是“冰盒”，但是後來人們發現阿拉斯加有很好的漁業，盛產魚油，有大量的黃金儲備。特別是在過了近100年以後，二戰期間才發現它對美國戰略上的重要意義。《出師頌》的收藏不能跟此事相提並論，那是國土問題，但是我想好的決策對未來會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最後，我補充一下，這次徵集資金用的是故宮的門票收入。在每年5000萬元的文物徵集經費使用上，我們將堅持幾條原則：1、一定要經過權威鑑定，確保真品。2、要建立科學合理的價格評估體系，做到物有所值。3、儘量不在拍賣會上買東西。國家文物局、故宮應該充分利用各方面關係，尋訪線索，鼓勵捐贈，花少錢買大東西，四兩撥千斤。4、徵集重要的、值得國家收藏的文物，或國家館藏缺門斷檔的東西，鼓勵小件由民間、企業收藏。5、重點徵集海外迴流的文物。這筆資金來之不易，我們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好，管好用好有限的徵集經費，發揮更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在此也懇請新聞媒體等各方面對我們的工作進行監督。有人說這次媒體炒得太兇，我倒認爲這是好事，這麼多人關注，說明公衆對文物、對政府工作是關心的，也確實起到了監督作用，應該將壓力變成我們工作的動力，把事情做得儘量細緻、圓滿。同時也請加強正面的報道，這一點本來不想講，但看到一再報道那些連原件也沒見過的“鑑定家”的意見，狠挖“黑幕”，是不是會誤導，我們呼喚有益於提高公民文物保護意識、弘揚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和自尊、自愛、自強、自信的宣傳報道，客觀公正的報道，把好事情辦好、也要宣傳好。這次研討會和隨後的公開展示還算及時，有一句話叫“過默者必懷詐，過謙者必藏奸”，你不說、一再退讓，當然會受懷疑，所以今天就公開地、主動地表態，坦誠相見。以上是我的發言，不當之處請大家原諒。
謝謝各位！
發言人：王家新
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
財政部教科文司文化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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