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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16屆三中全會報告起草者之一張卓元
十六屆三中全會備受關注，因爲這是新領導人經濟工作思路的全面體現。更重要的是，其主題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好與10年前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遙相呼應，其歷史意義將與後者相當。
8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開十六屆三中全會，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討論研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和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
三中全會在中共黨史上似乎有一種特殊的地位。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將中國經濟推入“改革開放”時代；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此次三中全會，黨中央提出研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和修改憲法部分內容，意義之重大不言而喻。
《經濟》雜誌日前專訪了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卓元。這是一位於政策面及社會均具有影響力的學者，也是此次十六屆三中全會報告草案的起草專家之一。張卓元年屆古稀，但思路異常清晰，字斟句酌，言近旨遠。
解決三大問題
《經濟》：爲什麼此次三中全會備受關注？有人預期這會是新一代領導人上任以來最具實質性內容的會議，是這樣的嗎？
張卓元：我想這次三中全會受到廣泛關注，最主要還是因爲其主題與10年前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相呼應。
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但當時對這一目標本身爭議很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是什麼，有哪些主要內容，這些1992年來不及解決。
所以在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提出了“五大支柱”，提出了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方向等。
此次三中全會，一來今年離十四屆三中全會正好10年，這10年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初步完成，今後的任務是完善；二來是去年開過十六大，提出了新世紀新階段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目標。現在看來，還是要靠深化改革，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最強大的動力。
《經濟》：今年三中全會的主題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那麼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從哪些方面完善呢？
張卓元：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但還有幾個方面的任務沒有完成。
第一類是原來設想的、規劃的改革目標，應該說還沒有完全實現。
比如國企改革，1993年已經確定國企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項工作雖然一直在做，但目前國有企業離規範的現代公司制度、規範的法人治理結構，仍差得很遠。這是比較重要的問題，因爲國企改革是整個改革的中心環節。
還有1993年已經明確，要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經過10年努力，在“統一”和“有序”方面，離當時定下的目標仍有相當距離。
第二類是由於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以前沒有暴露，或者不夠突出的問題，現在顯得突出了。最主要是兩個問題：
其一，城鄉協調發展，實質是所謂“三農”問題，也是城市化問題，這一問題10年前也提到，現在尤爲突出。最近中央領導同志幾次講話都講到要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因爲現在城鄉的差別在擴大。這方面的改革，包括逐步改變城鄉分割的體制，加快推進城市化，農村稅費改革，逐步消除農民進城打工的體制障礙，建立全國勞動力的統一市場等。
其二，經濟和社會協調、全面發展。特別今年春夏之交的非典型肺炎給了我們一次深刻的教訓，讓我們反思，地方政府往往熱中於追求GDP的發展，對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做得不夠，對社會的全面發展重視不夠。這實際上意味着對人的全面發展注意不夠，包括尊重人權等問題。
要統籌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也就是經濟社會協調、全面發展。這是過去也想到過，我們的五年計劃就叫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但是這次非典之後，大家認識到，要樹立新的發展觀，堅持協調發展、全面發展、可持續發展。所有的發展最終要歸結到人的全面發展。
第三類，隨着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和中國加入WTO，要求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中顯露出的問題。我們要遵循發展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則，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即各國要遵守的共同準則，這些方面都需要改善。
對外開放反過來推動對內改革。比如我們的農產品，過去我們以爲只要支援農民，怎麼做都可以，現在你要考慮，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從流通環節轉到生產環節，過去更多的補給糧食企業。這些符合對外開放的需要。
還有法律規章的制訂和完善，放寬市場準入，投資體制和審批制度的改革，增加政府行爲透明度等，都要推進，否則外國人投資辦企業一頭霧水，不知道怎麼弄。我體會，今後完善體制主要就是針對上述三個方面。
解決問題的路徑
《經濟》：上述三個方面的不足，主要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張卓元：一個是改革本身的內在邏輯，中國是漸進式改革，先易後難是必然邏輯。深層次的改革，特別是跟一些地方、部門利益緊密相關的改革，放在後面。
《經濟》：既然深化改革的難題在於對原利益格局的調整力度加大，從而使這部分改革主體變爲改革對象，對此應該怎麼解決？
張卓元：還是要碰，還是要自上而下來推動。上一屆政府，把十幾個部給撤了，雖然採取了很多過渡措施，但觸動還是很大的。可見，改革還是要推進、深化，不做不行。
比如說國資委的成立，過去各個部、局管的國有資產，現在要集中到國資委，中央決定後，有些部門有意見也不得不做。按照外國和我們自己的經驗教訓來看，成立一個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機構，有一個單位來對國有資產最終負責，還是有必要的。既然是必要的我們就要做。
到現在爲止，中央一些部門還有一些國有資產並沒有完全轉歸國資委監管。如鐵道、郵政等系統還管着一萬多億資產，還沒有交到國資委，仍然是政資不分、政企不分。下一步，就要加快推進這些壟斷行業的改革，實行政體分開、政資分開。當然這個也要一步步來，第一步，最主要的，把原來中央企業工委管的196家先管起來，然後慢慢把其他也管起來。
經濟發展的新思維
《經濟》：協調、全面、可持續的新發展觀，其主要含義是什麼？
張卓元：我體會，協調發展，主要是城鄉、區域發展要相協調，還包括工業化與城市化、經濟發展與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協調等；全面發展，主要是經濟與社會(包括人)要全面發展；可持續發展，主要是經濟就全國人口、資源、環境(生態)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
《經濟》：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大目標下，金融和財稅方面有哪些改革需要深化？
張卓元：金融方面很重要的問題，一個就是怎麼發展資本市場，再有就是國有四大商業銀行怎麼走股份制改革道路。四大行的出路，恐怕最後還是股份制改革。現在四大行的不良資產那麼多，誰願意來入股。所以首要，想辦法降低不良資產率，然後搞股份制。金融的企業監管也要完善。
財稅方面的問題也比較多。經濟學家正在討論如何完善出口退稅制度。增值稅方面，要從生產型向消費型轉移。還有爲統一各類企業稅收制度。個人所得稅也要完善。如此等等。
《經濟》：在適應經濟全球化和WTO的要求方面，法律體系建設方面有哪些值得研究？
張卓元：我想，今後要更加強調依法管理經濟，依法治國要求一切依法辦事。許多人關心的破產法、反壟斷法、公司法、證券法和銀行法等，有的是制訂，有的是已經有了但需要修改。公司法、證券法都要修訂；銀行方面的法規，因爲銀監會的成立，以前有些法律不太匹配，要修訂。反壟斷法、市場準入法、國資法、社會保障法等，現在也有條例，但還是要制訂法律。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中，現在大家認識到，很多問題要落實的話還是得有個法，光靠條例不夠。
《經濟》：你對東北振興怎麼看？
張卓元：振興東北，東中西部協調發展，包括東北老工業基地重振雄威，進一步落實西部大開發戰略，都很重要。十六大報告講到，除了加大國家支持力度外，西部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改善投資環境，在改革開放中走出一條加快發展的新路。我想，振興東北也應是這樣。
政治體制改革配套協調
《經濟》：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政治體制改革如何配套推進？
張卓元：政治體制改革也是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也要相協調。比如我們推進農村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現在爲什麼很難減下來，主要是鄉村政權吃財政飯的人太多，這就牽連到鄉村一級政權是不是要精簡機構和人員的問題。
中國傳統的政府機構是不設到鄉一級的，民國時期鄉公所只是縣裏派出的機構。現在鄉成爲一級政權機構，人員臃腫，不單行政機構，事業單位也都吃財政飯。過去的說法是七站八所，現在每個鄉有十幾個站、十幾個所。雖然是事業單位，也得改革，農民負擔太重。這就牽扯到政治體制改革。
再一個，政府職能轉換、審批制度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等都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範疇。特別是審批制度改革，現在確實存在不同所有制不平等的地方，特別是在市場準入方面不平等。所以在十六大報告中，要求放寬國內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領域，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採取措施，實現公平競爭。審批制度和投資體制的改革，將來恐怕就是國家公佈目錄，哪些必須審批的，目錄以外統統不需要立項批准。當然，企業的工商登記、用地、環保等，這個還是要依法辦事手續的。
《經濟》：你如何看待這次三中全會？
張卓元：我認爲這次三中全會議題很好。我們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首先從深化改革入手，從改革中找發展的動力這是極具遠見的。
其歷史地位應該能和10年前的三中全會相比，它呼應了十六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回答了從哪些方面努力，並給出明確的方向、原則。根據過去的經驗，總的來說，中央全會定原則，具體落實操作在後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根據這個去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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