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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一些中國富豪紛紛“落馬”，從牟其中、劉曉慶到楊斌……這些人物的發家史有着諸多相似之處：同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抓住時代賦予的機遇，在短短十數年之內，財富迅速積聚，有的甚至還名列福布斯內地富豪榜。這些人的暴富和“暴卒”背後到底隱藏了什麼呢？長期研究中國富豪問題的經濟學博士趙曉近日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的採訪 時，以中國富豪的原罪與再造作爲話題，對此問題作了深入的分析。
趙曉：199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博士。現爲國家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問：近年來落馬的中國富豪大致可以分爲幾個類型？
趙曉：我覺得可以分爲以下這麼幾類：因逃稅獲罪。這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劉曉慶。她被逮捕後，2002年，中國民營企業的納稅金額增加了40%。
因“圈地”獲罪。具體的例子有周正毅、楊斌。中國在福布斯富人排行榜上的企業家有一半都涉足房地產行業，這方面的“問題富豪”也是最多的。它涉及到25萬億的國有資產，這超過了中國全年的GDP總值。
因產權糾紛而獲罪。仰融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中國現階段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產權制度不清晰，因而這方面也容易出現“問題富豪”。另外一些落馬的富豪還包括因非常特殊的原因而被捕的孫大午和走私的賴昌星。
問：“問題富豪”是整個經濟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還是一種巧合？
趙曉：兩方面的原因都有。在中國開始進行經濟改革的時候，我們沒有制定一個良好的遊戲規則。當然，中國目前處於轉軌期的現實也決定了整個制度不可能健全。“問題富豪”的產生是在一種問題環境、問題制度下，在一些問題官員的配合下產生的。但這些人本身的因素我們也不能忽略。因爲畢竟沒有人逼着這些人去犯罪，這是一種他們自己的主動行爲。
問：“問題富豪”本身有沒有較共同的特點？趙曉：除制度原因外，他們很多人都是江湖豪客，不喜歡遵守遊戲規則，紛紛抱着撈一把的心態。他們主要有兩個特點：第一是樂於在敏感領域和灰色領域裏淘金；第二是法律意識淡薄。
問：應該如何從制度上避免出現大面積的“問題富豪”？
趙曉：我覺得短期內要想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的制度，從而減少“問題富豪”的出現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抓住一些主要的環節來進行改革，以求儘快實現我們的目標。我想這主要包括幾個方面：一是要建立規範的土地交易制度，二是要建立健全的金融體系，三是政府的改革也要相應加快，這樣才能避免出現與“問題富豪”相勾結的“問題官員”；另外，建立一個好的稅收機制也非常重要。這種機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政府要讓企業家納稅，另一方面是政府也必須提供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才能使大家心服口服地納稅。
問：請您預測一下中國富豪未來的發展。
趙曉：中國富豪目前的財富增長非常快。我覺得未來主要會出現3個趨勢：一個是中國富豪的財富增長仍然會保持快速。第二是中國富豪的含金量會更高，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大部分集中在房地產行業。第三是中國的富豪會逐漸與國際接軌，越來越多的富豪會敢於把自己的財富暴露在陽光底下。
問：應該怎樣正確對待中國富豪致富過程中的原罪？
趙曉：我覺得這可以用一個比喻來解釋。很多民營企業家的誕生本身可以看作是一根木炭，如果你試圖去把它洗白，那麼最終的結果是把整根木炭都洗掉，木炭還是洗不白。所以我主張要有歷史的眼光，要從“局”中跳出來，一切向前看，用一種理性和建設性的眼光來看待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富豪，規範我們的制度，最終造就一批中國自己的“陽光富豪”。
專家建議：效仿香港廉政公署設富豪監督制度
兩年來中國不少“問題富豪”紛紛下馬，有學者提出當效仿香港建立廉政公署，建立更爲有效的針對富豪的監督機制。專家指出，只要有一個合理的監督機制，富豪的誕生和其對社會的奉獻將“是爲社會創造財富的‘陽光富豪’”。
相關鏈接：香港廉政公署
從職能講，廉政公署初期有點像內地檢察院的反貪部門。但內地反貪部門通常只關注政府機構和國營單位，並無監督私企的責任。在香港，不論是公務員還是私營機構的職員，只要他的錢來得不光明磊落，廉政公署都有權力進行調查。應該說正是職能上的公私不分，爲廉政公署轉型爲“廉商公署”埋下了伏筆。
通常，廉政公署發現某公司老闆有問題，就會請他面談，香港人叫“喝咖啡”。根據香港的《防止賄賂條例》，廉政公署有相當的調查權力，包括查閱銀行賬目；扣留審查商務和私人文件；要求受疑人提供其資產、收入及支出的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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