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人有句口頭禪：從小事做起。其實，道德往往是在遵守公共秩序、維護公共財物等一些小處、細節中體現的。而常常被中國人忽視的吐口痰、喧譁兩聲這些小處和細節，卻是“老外”們衡量一個開放的國度國民素質的重要依據。
“老外”皺眉：有些中國人在公共場合有失風範
在中國工作或生活的“老外”們在談到中國人的道德觀時，顯得很困惑。一方面，他們對中國人的熱情好客、孝順敬老和家庭責任感充滿溢美之詞，另一方面卻覺得人們在公共場合的種種魯莽行爲不可理喻。
爲一家中國媒體工作的新西蘭人格雷格·衛切萊說，雖然中國人在單位等“小羣體”中保持溫文爾雅，但在公共場合的“大羣體”中卻常常表現得有失風範。
在中國的許多大城市，“人多”的關聯詞是“擁擠”，而“擁擠”的關聯詞是“加塞”。事實上，人們對秩序的視若無睹已經惹惱了很多“老外”。衛切萊說：“每當我排隊等候上車、買票或在快餐店點餐時，總看到有人插隊。這些人對其他排隊等候服務的人沒有一點起碼的尊重。”
曾在北京印刷學院作過英文老師的美國人珍妮·李經歷過太多的“加塞”情形：“北京的地鐵每天都是如此。車門一打開，人們會像潮水一樣擠進來，奔向空座，而想下車的乘客則被堵在門口。”
她還講述了國慶節前自己在北京火車站售票窗口排隊買票的一次經歷：“一部分人耐心地排着長隊，也有很多人擠到窗口前詢問什麼，或以諮詢爲藉口插隊買票。隊列裏的人都很憤怒，大喊着‘請排隊’，但沒有用。不遠處的治安人員對此也置之不理。”
擁有200多萬輛機動車的北京也因某些司機的不文明行爲而使其形象受到牽連。“這裏，汽車不給行人和自行車讓路，而在許多西方國家，這是非常粗魯的行爲。中國的有車族似乎有種優越感，覺得有了車，就可以主宰馬路了，全然不把路人和自行車放在眼裏。”在中國從事新聞工作的澳大利亞人約翰·伊文說。
目前在北京語言大學唸書的西班牙學生安東尼奧·布羅透則列舉了其他一些公共場合的不文明行徑：“馬路上仍有痰跡和口香糖，垃圾被扔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許多公廁臭味難聞、打掃得馬馬虎虎。”
“小羣體”與“大羣體”中的道德觀念失衡
中國人知道孝敬自己的老人，卻常常“不記得”在公共汽車或地鐵裏給其他老人讓座。是什麼造成了中國人在“小羣體”和“大羣體”中道德觀念的失衡？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甘紹平一語道出其中的關鍵：“中國人有自己的傳統美德，但長期以來，我們的傳統道德重人倫、禮教，家規、鄉規發展完善，而現代工業化社會、甚至信息化社會所需求的公共道德、公共社會生活規範卻沒有發展的土壤。”
甘紹平指出，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民衆是不具備平等身份的“臣民”。他們被動履行義務，權利意識弱化，社會責任感不足，而社會公德的發展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全體公民自覺的社會責任感。
他說：“市場經濟衝擊了原有的社會結構，民衆的工作、交友、娛樂等生活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由依附村落、單位等‘熟人社會’轉而置身公衆生活，但其公共和公德意識仍顯淡薄。”
他舉例說，成千上萬的農民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到陌生的城市打工，他們嚮往過上優裕的生活，但對城市環境、對城裏人的生活方式並不適應。因爲固有的生活習慣，加上因脫離“熟人社會”而喪失來自親友、鄰人道德約束力，他們在陌生人面前顯得“隨心所欲”“不講公德”。
另一方面，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東方倫理學博士後李萍指出，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欠缺導致城裏人也會道德失範。她說：“很多細節問題，比如吃飯時不要隨便翻菜、不要把筷子伸到別人面前的盤裏夾菜，這些最起碼的文明規範不是靠學校開設專門的課程教學生，而是靠家長從小教導孩子。我們的家長做得也很不夠。”
國家公職人員爲何沒能成爲社會的道德楷模
在中國的許多大城市，雖然吐痰要受罰，交通規則繁雜而具體，但“老外”們認爲，“執法不力”是一大問題。“因爲人們的違規行爲不受到嚴懲，所以中國人對法律法規的敬畏比許多西方人要差很多。”珍妮·李說。
專家認爲，要有效地落實規章制度和管理規範，就必須克服長期存在的“官本位”思想。曾在日本留學兩年的李萍告訴記者一個例子：到中國訪問的日本代表團的團長往往是一位官員，其職責是爲團裏的醫生、律師或學者代表們服務的，而代表們纔是日本社會尊重的核心人物。而中國接待方往往根據傳統思維方式，對團長禮待有加，對代表們卻不甚恭敬，造成對方的不滿。
李萍說，正是因爲有“官本位”的思想，不少官員爲自己謀求特權，在公共場合也不例外。他們對普通老百姓沒有尊重，更談不上對秩序的尊重了。這些人也成爲“法治”的最大障礙，因爲他們本身就是法律的執行者和監督者。
她認爲，國家公職人員本應是社會公德、道德規範最好的示範階層。然而，一些年輕的國家公職人員可以隨意對前來辦事的年長者直呼其名，警察有可能是帶頭違反交通規則的人。“問題就在於中國沒有一個階層整體能夠成爲社會的道德楷模，雖然勞動模範和優秀教師每年都有評選，但卻不足以形成羣體示範力量，也不能挽回公衆對道德的信心。”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倫理研究室主任餘涌認爲，加強道德建設，就必須嚴格對爲政者的道德要求。這當然要訴諸爲政者的道德自律，訴諸社會的輿論監督，但更要訴諸制度，訴諸選拔、任用、管理和獎懲公務人員的各種機制，訴諸這些機制中對道德標準的尊重，訴諸“依法治國”在行政系統中的權威性。
專家同時指出，法非萬能，其能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爲，而改造心境、提高修養還得依靠道德教育。
不論是珍妮·李、衛切萊，還是目前在中國推廣法國旅遊事業的貝內蒂克特·拉佩蕾蕾都認爲，中國現在必須依靠健全的法規制度來遏制公共場合的不文明行徑，然而這不是根本的解決方法。“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在公共場合不要吐痰、不要大聲喧譁，沒人會有粗魯的舉動。很多中國需要強制實施的文明禮貌行爲在我們國家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他們說。
李萍認爲，道德建設，除了加強家庭教育，還得克服學校教育的弊端。“我們的傳統教育體制學科分得過細，過於狹隘，忽視了培養人的綜合素質。我們必須鼓勵學生更多地體驗公共生活，讓他們在羣體中發展人本主義意識、關注人與人的日常關係和平凡需求。”李萍說。
要徹底根除中國人在公共場合的不良習慣，首先必須規範和約束外部行爲，然後再通過適當的教育慢慢提高內部境界，由外及內、由末及本培養個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中國倫理學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宋希仁指出，這是道德建設的規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