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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和農村疏遠了，他們期待未來的同時，對愛慾的期待也提高了……
布吉鎮，深圳市重點衛星工業鎮，100平方公里的面積內共有1550多家工廠企業，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工廠森林”。巨大的市場吸納了來自全國各地麥浪般此起彼伏的打工者。現在這個數字是47萬。
在一個人均年齡只有27.4歲的年輕城市，青春是這些流水作業的工人們最大的資本。然而，青春不僅僅意味着可以透支的體力，更意味着憧憬、躁動、愛與被愛的渴望。
流水線上的愛情
刺耳的鈴聲突然打破死灰般的沉寂，整個走廊頓時喧鬧起來。一羣穿同樣短袖衫的女孩、男孩擁向一間昏暗的大屋子。不同於校園的是，這裏的喧鬧，只有腳步聲，沒有說笑聲。
走進屋裏，所有人都快速地坐下。四五排桌子上排列着一臺臺顯微鏡。很多隻手開始動作：拿起晶片，夾固好，對準顯微鏡鏡頭，右手握着類似鋼筆的工具，在細小的晶片上，逐一地點起來。
康元廠是一家專門生產發光二極管的工廠。這是生產車間裏一道工序：固晶。他們就這樣開始了一天的工作：早晨8點上班，12時10分下班；中午1時40分上班，5時40分下班；晚上6時加班到9時。周而復始。
阿蓮
一張異常潔淨的臉：杏仁般的眼睛透出光芒，緊嘟嘟的嘴巴微微向上翹，笑的時候，嘴角邊還會露出兩個淺淺的酒窩，像個城市裏純真的女學生。
可是，坐在操作檯上的時候，她看上去和周圍其他人沒什麼區別：毫無表情的面孔，機器般有節奏動作的雙手。她叫阿蓮。
17歲就從老家四川內江出來闖深圳，那時阿蓮初三還未畢業。從小生活在小村莊，阿蓮一直恪守祖輩的教導：女孩子行爲舉止不能太過隨便，否則會遭到別人指點。而眼前的阿蓮，已很難讓人想象她曾是個不敢和男孩說話的農村女孩。
“起初還有點害怕，不過出來闖蕩後，才什麼都知道了一點。”阿蓮常設想，如果家裏知道她在外面的生活，會作出怎樣的反應？她指的“事情”是未婚同居。
19歲的阿蓮和男友在廠外租了間約10平米的小房子。爲了瞭解有關的性常識，阿蓮曾專門跑到附近的書店泡了一天。“開始很擔心懷孕，但每次他都主動使用安全套。”說起這些話，阿蓮落落大方，儘管她的臉看起來還有些稚嫩。
與同伴相比，阿蓮算是快樂的，她的雙眼傳遞出這個信息——那種戀愛中女孩特有的神情。阿蓮的男友既是同鄉，又是同事。儘管如此，阿蓮對兩個人最終能否在一起還是沒有太大的信心，“只要眼前在一起開心就好”。
畢竟，大多數在工廠裏打工的女孩子還沒有阿蓮眼前的這份“開心”。
“拖糖”
流水線上的打工者背景大抵相似：來自農村，高中以下學歷，女孩佔大多數。除了來自廣東省內各縣，其餘以四川、湖南、廣西、江西四地居多。
在布吉鎮，很多打工者都稱工廠爲“安全島”。工廠地處深圳關口外，治安比關內要亂得多。好在工廠普遍是高牆院落，鐵門緊閉，感覺安全一些。
只是，安全保證的同時，情感也遭遇密封。“感覺很孤獨。”康元廠一位女工頗爲無奈地說道。她今年26歲，吃住都在廠裏。因爲害怕廠外“混亂”的世界，很少出去閒逛。“我工作的那條流水線，清一色女同胞。每天除了機器，幾乎不需要和人交流。下班直接回到宿舍，又是女兒國。如果不出去走走，甚至整天都見不到一個男性。”
康元廠有100多名工人，其中男孩子不到20人。這類“陰盛陽衰”的工廠在深圳比比皆是，有的工廠男女比率甚至高達1∶9。
手裏捧本名爲《怪怪嬌妻》言情小說的阿蘭，前兩天，剛吃過隔壁宿舍一個女孩發的“拖糖”。一旦兩個人在工廠裏發過“拖糖”，就意味着向大家宣佈戀人關係。或許對這個經常流動、生活不穩定的人羣來說，結婚太過奢侈，只有慶祝“拍拖”(談戀愛)了。
今年已經吃過6次“拖糖”的阿蘭，每吃一次就覺得心裏“酸”一次。夜深人靜的時候，她總會忍不住去想：如果有一個同鄉男孩，和我在一個城市打工，相距不太遠，下了班兩個人牽手散步，邊走邊聊，哪怕他長得不怎麼樣，掙錢也不多，我都樂意嫁給他！
不過，夢想終究只是夢想。工廠裏女孩子們的業餘時間通常是這樣度過，“一個人躺在牀上或坐在牀邊，聽收音機，來回翻閱言情小說，好像找不到事情做的樣子。”阿蘭說。
寶貝
布吉鎮的工廠裏有種說法：一包瓜子就能把女孩“搞掂”。因爲“好想談戀愛”是大多數花季少女的心聲，趕上公共假期或者節日，她們渴望被關愛呵護的心思就更熱切。還有一種說法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相會就要傾情奉獻。
所以在布吉鎮的工廠，男工們都被稱作“寶貝”，通常是二三名女工同時喜歡一名男工。康元廠不久前剛剛發生了兩個女孩爲爭奪一個男孩大打出手的事情。有了很大挑選餘地的男孩們，下了班聚集一起，討論最多的就是：哪個女孩最靚；最近又在和誰“拍拖”；如何把女孩“搞掂”。
1／4的薪水
阿蓮最好的兩個女伴也都和男友住在一起。其中一個女孩，開始和廣西人“拍拖”，半年就分手，很快又和一個四川男孩住在一起。廠裏一些已婚的女工們都不免會叨上幾句：“剛出來頭兩年，老想這些妹仔怎麼這樣開放。現在見多了，太正常了。”
阿蓮告訴記者，在廠裏也有玩得很瘋狂的女孩子，以來自湖南、江西兩個地區的居多。“她們經常去蹦迪，跳交誼舞。舞場裏非常混亂，不過能結識很多在社會上混的人。”工廠外面，沿街佈滿各類商店小鋪，整個鎮子看上去很繁華。鎮上本地人口不過才幾萬，做生意的居多。
即便晚上加班到9時，這些“玩得瘋狂”的女孩子，還會禁不住誘惑，精心打扮一番，跑出去。她們有的被打工仔或者老闆包養。其中也有走上歧路的。
通常在生產車間裏，如果按勞動數量計發工資的話，這些打工者月收入少的700-800元，多的1100-1300元。而從事性交易的話，一個晚上很輕鬆就能賺幾百元。工廠附近的舞廳、卡拉OK，就潛伏着專門聯繫這樣交易的人。
不久前，深圳當地媒體專門派記者到工廠暗訪，瞭解到在有些工廠，女工多數有性經歷，有的甚至多次墮胎。
“有個廠子的女工一般每個月至少拿出近1／4的薪水來買避孕藥具，而她們的薪水也不過在300元至600元之間。”深圳市計劃生育協會的工作人員武清萍說。
春節的“坎”
在記者接觸的打工者中，將近80%左右的人都表示最終是要回到家鄉尋找配偶，他們普遍認爲外面的感情不牢靠，“有時候甚至連對方是否結婚了，都不知道。”康元廠裏大多數女孩子表示不願意找本地人，“廣東男人大男子主義，看不起外地人，有些仗勢欺人。”
每年春節過後，是工人們大規模流動的一個“坎”：有的不能忍耐外面的艱苦生活，返鄉後就不再出來；有的通過熟人關係，跳到別的廠去結識新人；也有的回家得以和家鄉戀人或另一半團聚，返城後發現懷孕，準備生孩子的只好辭職回家，等生完孩子交給父母撫養，自己再出來。
農村人根深蒂固的鄉土觀念，使很多打工者都有這樣的心結：蓋房子。這也是支撐他們奮鬥的最大信念。出來打拼幾年，首要是掙錢，等攢夠一筆錢就回家鄉蓋房子。蓋房子少則花七八萬，多則十幾萬。
然而不少打工者早就攢夠了蓋房子的錢，卻遲遲沒有回去。
出來兩年半，阿蓮很少回家。她說家鄉門前有條小河溝，下過雨後整個村子的路就變得泥濘不堪，“那裏經常停電，回去後無所事事，很無聊。”
18歲的廣西女孩燕兒再也不願意過原來那種整天對着太陽，在地裏曬得像黑炭一樣的生活，“我媽媽16歲結婚，17歲生我，我的小學同學也都結婚了，她們整天想着柴米油鹽的事情，把我煩得要死。每次回家，村裏都是風言風語地議論，是不是嫁個香港人，或者有錢人？”燕兒每次回家，逢人就說有男友，“反正他們也不知道真假，要是說沒有，纔不會有人相信呢。”
深圳的摩天樓、購物廣場、熙攘的車流人羣取代了他們對鄉村的記憶。
在青春的角逐中
近年來外出打工的人羣當中，女性比例不斷上升。現在，每10個農村流動人口中就有4個是女性，其間未婚者佔絕大多數。如果以此比例推算，專家估計，中國有3000萬到4000萬的農村女性在城市中流動。在她們中間，一個未婚的大齡羣體已經出現。
同樣來處不同去處
中國社科院譚深等人的研究表明，無論男女，只要進入城市，他們對婚姻愛情的期許都提高了。同樣是期待的提高，在女性這裏會產生比較強烈的衝突，越是優秀的女子身上，這種衝突也就表現得越充分。
一般來講，男孩子城市化的程度慢一些，通常在3年之後，看起來他還像個農民工。女孩子在8個月之後看起來就像城市人了。這時她可能比城市人打扮得還要妖豔一些——零點調查公司研究員袁嶽這樣說——因爲適應城市的能力不同，進入城市的農村男孩和女孩日後的婚姻走向也大大不同。
男孩子在城裏找到婚姻的可能性不大，他們更多是返回鄉村去找一個女孩結婚。進入城市的農村男孩可能找到家鄉比較好的女孩。一個農村男孩的期待不會和他的現實婚姻產生多大沖突，對他而言，職業地位的提高、機會的增多意味着婚姻選擇的多樣性也比以前增加。
而一個有外出打工經歷的女子，一般來說不會回鄉去找那些沒有外出打工經歷的男子，她們會認爲他們“土頭土腦”。通常進入城市的女孩子心就高了，不大可能回村去找了。她們有幾種選擇：一是選擇城市中的較低端的男性，這樣就解決了她的城市身份問題；二是選擇一起出來打工的同鄉；三是尋找其他地方流動來的男子；四是可能流落風塵。
找城裏人的，一般來說找到的是城裏的弱勢，這就是移民社會中高端女性銜接上一個低端男性的規律，而男孩子更有可能是尋找低端社會中的高端女性。一個在外鄉有優異表現的打工妹，如果能夠找到一個比她還要出色的男子、且又比較容忍她，那麼她有可能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如果是一個差一些的，那麼就有可能限制她的發展。男性配偶的狀況往往是她發展的上限。
譚深曾有一個打工妹朋友，18歲的高中生，人很聰明，長得也漂亮，寫得一手好字，對未來有非常好的發展計劃，隻身去過西藏，但是有幾年的時間譚深再也聯繫不到她了，後來輾轉得到她的下落，原來她已經結婚了，丈夫不願讓她再出來做，她對未來很不滿意，但又很無奈。
青春之後何處爲家
現實情況是，外出打工的女孩很難找到符合她們標準的男人，有些人就一拖再拖地耽誤了下來。在未婚大齡女子羣體中的人，大都是農村女性的優秀者、高層打工妹、技術性人才，或者已經通過打工有了點自己的事業。譚深說盡管她們來自不同地方，掙錢有多有少，層次也不盡相同，但痛苦都是一樣的。
在現行的戶口制度下，理論上她們還是應該回農村的，但實際上她們回不了農村。像她們這麼大的年齡，回到農村“孃家”是沒有位置的。農村的女孩大了，“婆家”纔是她的去處，但她沒有婆家。
她留在城市也很難，在城市裏呆下去的惟一條件是她必須有一份工作，沒有工作就無法活命。但城市只要她們的青春，殘酷的流水線甚至只要她們18歲到二十四五歲的六七年，大齡的她們在這場青春的角逐中，往往是被淘汰的對象，城市也沒有她們的立身之地。
她們就這樣成了一羣回不了農村又不能留在城市的沒有家的人。
沒有未來的情感
在深圳、廣州密集的外來工宿舍裏，或者工廠的棚戶裏，一些二十三四的女孩擠在十八九歲的女孩中間，過着鬱悶的生活。
在譚深做打工妹調查的十年中，曾經多次看到和接觸到這樣的女孩，她們對婚姻愛情充滿美好的嚮往，但又找不到更好的人，即便是結了婚，也有可能是用個人的前途、未來進行交換。
結果有的女孩被人包養起來做了“二奶”，譚深說最令人關心的是這些做了“二奶”的女孩今後的出路是什麼，可惜眼下“還沒有找到追蹤的途徑”。
分析這些女子的生存狀況，譚深爲她們的選擇總結出這樣幾個原因：擺脫艱辛的打工生活；尋求相對穩定的收入；尋求暫時的安定感。不排除其中有真的情感，但是這個情感是沒有未來的。(本文涉及的工廠、人物均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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