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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刊載陳文通教授的分析文章稱，中國近年來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一些壟斷行業的收入顯著高於其它行業。陳教授呼籲說，要解決這個日益緊迫的問題，中國應該以法律和規則的形式，對政府壟斷的範圍和壟斷價格等等加以限制。
當前中國的貧富差距有各種不同的原因
近10年來，中國收入分配差距有逐漸拉大的趨勢。根據世界銀行統計，從1992年到1998年，中國的基尼係數從37.6上升到40.3；最低和最高的20%居民的收入份額分別從6.2%和43.9%變爲5.9%和46.6%。1998年，最低和最高的10%居民的收入份額爲2.4%和30.4%，後者是前者的12.7倍。按照中國的統計，現在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進一步上升到45.8，高中低收入戶的比例呈金字塔形。2000年，城鄉高收入戶佔總戶數的2%，中低收入戶佔18%，低收入戶佔80%。從當前家庭財產總額的差距來看，最高的達到158.1萬元以上，相當於戶均財產22.8萬元的近7倍。(參見《黨政幹部文摘》2002年第12期，《中國財政》2003年第8期)
這說明，少數人佔有了社會大量的財富，而多數人處於絕對或相對貧困當中。
當前，人們最爲關注的是這樣的兩極：一極是所謂“新富階層”——私營企業家，文藝界明星，仍然在位的以權謀私的官員，等等；另一級是不得溫飽的農民，貧困線以下的城市下崗失業職工，勞動能力和市場競爭能力差的其他弱勢羣體，等等。
中國當前收入分配差距大，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體制的因素，也有政策的因素；既有市場競爭的因素，也有行政壟斷的因素；既有歷史積累的因素，也有當前階段的因素；既有正常的因素，也有不正常的因素。
導致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因素是：由過渡體制弊端和法治漏洞造成的公有資產流失和不公平競爭；歷史地形成並繼續擴大的城鄉差距和工農差距；由市場競爭造成的企業和個人在經濟上的分化；由某些傾斜政策和行政性壟斷造成的地區差別和行業差別；由自然地理因素造成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差別；由於財政轉移支付功能缺乏和社會保障制度缺陷而未能抑制差別的迅速擴大；等。
但是，必須把正常的因素和不正常的因素區別開來。凡是由自然條件和市場競爭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基本是正常的。人們對“新富階層”中一些人的暴富提出質疑。在我們總結原因的時候，一方面，不要忽略了體制和法治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不要忽略了國有經濟自身的原因。
從經濟學上講，一些暴發戶不過是現實經濟關係的承擔者和人格化。我們所要解決的差距，不僅是量的方面過大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現階段不合理的差距。面對那些暴發戶們，“仇富”心態是可以理解的，但這是不正確的。部分先富和存在較大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現階段發展社會生產力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消除不合理的差距，不僅要從稅收和法治入手，更重要的是通過加快國有經濟和政府機構本身的改革，清除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經濟根源；不僅要解決收入分配不合理本身的問題，而且要解決好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
以行政壟斷爲基礎的收入差距是違背市場經濟規則的在城市職工的收入差距方面，使人們心理不平衡的是少數壟斷性行業的過高收入。1990年，全國各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爲2140元，最高的兩個行業是採掘業(2718元)和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2656元)，最低是農業(1541元)，前者是後者的1.8倍；2002年，最高的兩個行業是金融保險業(19135元)和科研與綜合技術服務業(19113元)，最低的仍然是農業(6398元)，前者是後者的3.0倍。在相對差距擴大的同時，絕對差距也從1177元擴大到12737元。這裏還不包括工資外的福利收入。
這種差距包含着部分勞動能力、價值創造和職業風險方面的差別，但是工資差距如此之大，是同壟斷因素直接有關的。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是同高額壟斷利潤相聯繫的。通過壟斷生產、壟斷市場、壟斷價格取得高額利潤和高額工資，是違背市場經濟原則和平均利潤率規律的。有些行業具有自然壟斷的特點，正因爲如此，爲了防止私人壟斷帶來的任意提高價格、服務質量下降、阻礙技術進步等等弊端，國家有必要進行干預乃至實行國家經營。但是，如果國家經營帶來同樣的甚至更多的弊端，國家經營的合理性就不存在了。
現在，中國壟斷行業的高利潤和高收入，純粹是體制性和政策性的。這些行業本身自然有一定責任，但更多的責任在各級政府。首先，壟斷行業本身壟斷程度過高，行業內部缺乏或沒有必要的競爭機制。其次，產品或服務價格的形成機制不合理，政府和行業本身仍然起着決定的作用，作爲立法機構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和作爲消費者的居民缺乏參與和決定的權力。再次，各級政府都存在通過行政性壟斷取得更多財政收入的偏好，只要有利於財政收入的增長，對壟斷行業就會聽之任之，甚至加以保護。
當前，政府對壟斷行業高收入的調節，只限於個人所得稅，這既不會取消大大高於平均利潤的壟斷利潤，也不會對職工的高收入發生較大的影響。爲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借鑑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以法律和規則的形式，對政府壟斷的範圍和壟斷價格等等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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