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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新領導羣體的執政爲民、以民爲先的施政理念，正在被悄然引進對外政策領域。
民族主義：壯懷何種激烈？
新一輪民族主義浪潮？
關心時事政治的讀者都會不約而同地發現，外交部長李肇星10月3日召見日本駐華大使阿南惟茂，要求日本政府儘快解決8月4日黑龍江齊齊哈爾發生的日本二戰遺棄毒劑傷人事件的善後問題。李肇星指出，日方在此次事件的善後處理問題上動作遲緩，與日本政府領導人的公開表態很不相符，已經引起中國公衆和受害者的強烈不滿。解決善後問題，提供人道慰問是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中國政府鄭重要求日方認真對待，儘快加以解決。
李肇星在國慶長假期間召見日本駐華大使似乎是一項罕有的外交安排。同一天，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給中國人民造成嚴重傷害是不爭的事實。此前的9月29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在一審判決中，亦指責日本政府在對待遺留在中國國土的化學武器處理問題上態度怠慢，並判處日本政府向13名中國原告作出約1.9億日元的賠償。孔泉要求日本政府認真對待這一嚴肅和公正的判決。同樣在10月3日，日本政府表示對東京地方法院的一審判決結果不服，並於當天下午着手向東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訴。
在此之前，日本企業組團前來進行集團性買春事件，引起了海內外華人的強烈反應，所有言論反應也集中注意到一個政治現象：在2003年，中國政府對民間的“保釣活動”，事先不做刻意阻攔，事後亦未有彈壓措施，而李肇星的“緊急召見”日本駐華大使，據說也是進一步突顯中國政府把維護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的堅定立場。官方這種前所未有的立場宣示，被海外媒體作出了意涵極爲豐富的解讀。
加上此前圍繞“京滬高速鐵路”興建引發的百萬網民簽名反對引進日本新幹線技術事件，於是乎，有敏感的媒體評論認爲，中國正在掀起新一輪的民族主義浪潮。
“網絡民族主義”
內地一些報章將2003年視爲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發軔之年，是掀開中國民族主義新篇章的一年。顯然，人們把民族主義新篇章和網絡民族主義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人們也注意到，網絡民族主義的勃興，其直接的誘發因素就是來自於中日關係歷史遺留的問題。
網絡民族主義現象值得重視。網絡民族主義除了以網絡作爲抒發情感和建言平臺之外，甚至開始在中國特色的政治氛圍裏，小心翼翼地探試水溫，進行化言論爲行動的嘗試。首先是一部分保釣人士自行租船前往釣魚島水域宣示主權的行動；其次是在網絡上收集了近百萬人的簽名，表達反對日本參與京滬高速鐵路項目的立場。《國際先驅導報》的評論就此指出：“正在成長中的網絡民族主義不僅宣示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而且謀求對中國政府對外政策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補充。”評論進而認爲，“在中國民衆參與權不斷提升的今天，(網絡民族主義)勢必會對政府決策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我們無法判定李肇星召見日本駐華大使以及外交部對日本遺棄在華化武問題、對日本政府不服化武賠償案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問題的關切，究竟是否受到網絡民族主義的感染和影響。而備受關注的京滬高速鐵路投資項目最後的定奪，究竟會否受到所謂的網絡民族主義意見的影響，我們也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中共新領導羣體的執政爲民、以民爲先的施政理念，正在被悄然引進對外政策領域。妥善解決日本遺棄在華化武問題，突顯的就是“對維護人民羣衆根本利益和生命安全、身體健康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的確，沉寂多時的民族主義的重新崛起，其間接和直接的誘發因素，除了中日關係近年來出現的一些未必是事事密切相關聯，卻有某種程度連續性的事件之外，與北京新的領導羣體調整外交思維，以及突顯施政新理念也不無關係。同時，在中國現時的政治環境下，網絡言論平臺更多地在涉及對外關係、臺灣問題以及弱勢族羣正當權益問題上發表意見。而恰恰是這些政治議題，所涉及的政治敏感度較低，受到制約的可能性機率不高，因此即便不受到特別鼓勵，但也不至於經常性受到“技術性終止”，從而促使諸多網民趨之若鶩，樂此不疲，或因此成爲社會政治參與的一種新形式，或中國新民族主義力量一次重新集結的際遇，也未可知。
言者難以無罪
然而，所謂的網絡民族主義並非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概念和內涵的一種躍進和昇華。擁有上網條件，是成爲網絡民族主義者的必須前提條件。不奇怪的是，據說新一代的“憤青”，尤其是在學的“憤青”們，是目前網絡民族主義的主要構成成分。因此，所謂網絡民族主義的參與者，他們或許是中國社會的精英部分，但可能也因此具有一定的社會成分結構的侷限性。
有論者以爲，網絡民族主義並不能與義和團劃上等號。主要原因是，反日並不是中國民族主義惟一的參與議題，網絡民族主義的積極參與和各種形式的“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並不是對義和團老祖宗的簡單重複，而是在新的形勢面前，中國人國家觀念的日益深入和社會進步的具體體現。
但儘管如此，所謂的網絡民族主義仍具有諸多的政治衝動和不成熟的表現。諸如言論失之於幼稚偏激，大量的僞民族主義言論也充斥於網絡言論平臺。情感的抒發和宣泄，無法促使言論的系統化和理論化，加上在目前媒體的政治生態環境下，也無法獲得更多輿論的參與討論。因此，它給外界造成的印象並不是理性的思考，而是帶有若干失控形式的魯莽情緒。不可諱言的是，各個主要的網絡討論園地，充滿了對“對日新思維”的言辭批判，這些批判言辭在上綱上線方面，也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境地，諸如馬立誠、時殷泓等人一時間幾乎成了“漢奸”的代名詞。以至於在今次日人買春事件中，一些試圖進行更爲理性和冷靜思考的網民，在表達自己意見之前，也不得不事先聲明自己和所謂的“親日言論”毫無關係的立場。
顯然，在重新勃興的民族主義思潮面前，理性討論和冷靜的聲音似乎仍然無法獲得“言者無罪”的表達空間。這表明無論是網絡民族主義還是其它形式的民族主義言論表達，要達致成熟的理想境界依然任重道遠。
新民族主義的準確闡釋
香港《商報》首席記者畢竟最近推出一部新書《一個世界強國的誕生——對當代中國的觀察與思考》，對當代中國新民族主義作出了新的思考和定位。和坊間一些故作深沉、煞有介事的民族主義者們狂妄自尊、目空一切的感情宣泄和借題發揮完全不一樣的是，《一個世界強國的誕生》的字裏行間，透射出一種當代中國青年對國家民族無法推卸的責任，是中國政治新世代的經驗總結。
畢竟認爲，中國新民族主義的“新”就“新”在如下三點：第一，中國新民族主義反對專制主義，這一點把新民族主義與極左勢力區分開來；第二，中國新民族主義反媚外而不排外，這一點把新民族主義與鎖國主義的井蛙心理區分開來；第三，中國新民族主義沒有組織形態，而是知識分子和普通民衆的自主性認同，這一點把新民族主義與暴民政治區分開來。
中國的新民族主義和新民族主義者並不是“義和團幽靈”的捲土重來，也不是中國舊式民族主義者的歇斯底里。這一代人是經歷過中國改革開放浪潮洗滌、80年代末期政治風雨洗禮以及90年代初期風雲變化考驗之後，逐漸成長和成熟起來的一代新人。他們不消極抵禦和抗拒西方先進的文化思想，也從來不盲目地對流行文化採取低聲下氣、毫無原則的“哈”姿態，對盛極一時的自由派和新左派，他們也有清醒的認識和意識形態上的區隔與分野。他們知道自己的國家還處於溫飽和奔向小康階段，政治民主化起步充滿艱辛，任重而道遠，但從中國歷史的三個座標來分析，已經看出中國第四個強勢時代即將來臨的大趨勢。中國新民族主義者對中國的未來已經增添了更多的樂觀和自信。
這種“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不再是消極排外思想的歇斯底里式發作，不再是粗暴膚淺的無限上綱上線，不再是一種特定政治情境之下的話語霸權和思想的獨家壟斷，不再是“漢奸”、“賣國賊”帽子滿天飛，不再是虛幻的政治夢境的造夢者。這種吶喊纔會受到更多的尊重，只有這種新民族主義纔是中國政治社會發展轉型所需要的。
當類似馬立誠、時殷泓這樣的“不同聲音”在同樣的網絡空間和言論平臺上受到一視同仁的對待，當中國所有公民都擁有抒發自己政治見解的自由空間，這樣的仰天長嘯纔會被賦予真正“壯懷激烈”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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