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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躍東方，叩啓天穹。
2003年10月16日6時23分，蒼茫的內蒙古草原敞開胸懷，深情地擁抱朝陽和朝陽中緩緩降落的中國第一位航天員。中國，成爲世界上第三個將自己的航天員送入太空併成功返回的國家。
39年前的同一天，一朵從西北大漠深處騰空而起的蘑菇雲，同樣震驚了世界：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就在原子彈爆炸成功的第三年，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實驗成功。三年之後，一曲響徹環宇的“東方紅”向世界莊嚴宣告：中國掌握了人造衛星的空間技術。
從此，一個孕育了“飛天”傳說的浪漫國度，一個誕生了四大發明的文明古國，一個曾飽經滄桑的東方大國，以更加自信的姿態屹立於國際舞臺。
回眸從“兩彈一星”到載人航天所走過的不平凡歷程，一次次託舉起我們這個民族尊嚴與自豪的是這樣一種精神：愛國、奉獻，自強、創新，團結、協同。
(一)
1999年9月18日，共和國50華誕前夕，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在人民大會堂向23位當年爲“兩彈一星”事業作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隆重頒獎授勳。
錢學森、周光召、屠守鍔……昔日風華青年，已成白髮老者。王淦昌、鄧稼先、姚桐斌……7位科學家永遠不可能親手捧起這枚沉甸甸的“兩彈一星功勳獎章”了，他們把一生獻給了這波瀾壯闊的事業，帶着無悔與眷戀走完了生命之旅。
半個多世紀前，戰火連綿。美國在廣島投下的原子彈，加快了世界大戰結束的步伐，也拉開了核競賽的序幕；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從戰爭廢墟上剛剛站立起來，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麥克阿瑟甚至揚言要在中朝邊境建立“核輻射帶”……
中國需要和平，但和平需要盾牌。
嚴峻的現實迫使新中國的領導人不得不考慮研製自己的原子彈。
1958年5月，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后的第二年，毛澤東同志提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一個月後，他又強調：“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以的。”
新中國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然而，以毛澤東同志爲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高瞻遠矚，審時度勢，不等條件完全具備就果斷作出發展“兩彈一星”的戰略決策，爲實現中華民族的強國夢想描繪了一張宏偉壯麗的藍圖。
新中國初升的太陽，召喚着海外赤子衝破重重阻力毅然歸國，他們中間的許多專家後來成了“兩彈一星”事業的奠基者和帶頭人。
物理學家趙忠堯歸國途中被駐日美軍關進監獄，在祖國人民和世界科學家的聲援下才恢復自由。他用在國外省吃儉用攢下的錢，購買了一批科研器材，爲中國原子能研究組裝了第一臺質子靜電加速器。
作爲“第一個在英國獲得教授職稱的中國人”，物理學家彭桓武被問到爲什麼要回來時說：“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纔要理由！”
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決定以探親名義回國，卻被無理拘禁，失去人身自由長達5年之久……
大江南北的人才向西北大漠彙集，奔赴這項當時高度機密的事業。有一對夫妻接到命令後互相隱瞞着出發，來到通往羅布泊途中的一棵樹下等車時，才發現兩人都是爲同一個任務而來。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姓名，那棵樹卻留下了一個甜蜜而辛酸的名字-——夫妻樹。
剛從朝鮮戰場歸國的志願軍將士征塵未洗，就踏上西行的列車，在浩瀚的沙海中開闢新的戰場。
“飢餐砂礫飯，渴飲苦水漿。”張愛萍將軍這樣描寫當時試驗基地的生活。在位於西部高原的“兩彈”研製基地，一年內有八九個月要穿棉衣，最低溫度零下40攝氏度。
自然災害帶來嚴重的飢餓-——許多人因爲營養不良得了夜盲症、浮腫病，浮腫的雙腿在沙海中每移動一步，在發射架上每攀登一次，都十分困難。
1960年，蘇聯撤走所有專家。歷史，註定了中國的尖端科技事業只能走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之路。
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自力更生髮展原子能的決定。
“娃娃博士”鄧稼先帶着從各地調來的第一批大學畢業生從最基礎的3本書學起。1960春天，在北京北郊的灰樓裏，鄧稼先率領的理論設計隊伍用4臺手搖計算機日夜運算，裝計算稿紙的麻袋堆滿了房間。
爲給原子彈轟爆實驗提供炸藥部件，著名金屬物理學家陳能寬率領30多人的攻關小組，利用一臺普通鍋爐澆鑄部件，馬糞紙當作藥模，一把雙層結構的鋁壺當作容器。爲了使炸藥部件密度均勻，他們冒着生命危險進行手工攪拌，有毒的粉塵和蒸汽充滿整個帳篷……
創業異常艱難。然而，再大的困難也沒有壓倒會戰大軍。1964年的深秋時節，當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傳遍世界的時候，面對大漠戈壁上的擎天雲團，一位政治家斷言，那不僅僅是火紅的雲團，更像是舉起的拳頭，是中國人民用能力和志氣攥成的拳頭！
就在原子彈、氫彈研製試驗的同時，空間技術領域的攻堅戰正在打響。1960年2月19日，中國自己設計研製的第一枚液體火箭豎立在了上海南匯海灘20米高的發射架上。
這枚火箭的飛行高度，僅有8公里，但正是這8000米的距離，爲後來的衛星上天開闢了通路，使中國在奔向太空的漫漫遠征路上，邁出關鍵一步。
歷史的腳步終於跨進了一個神聖的日子：1970年4月24日。這一天，在西北大漠深處的酒泉衛星發射中心，中國成功地將自己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送上了太空。響徹全球的“東方紅”樂曲，宣告中國進入了航天時代。
“兩彈一星”，搶佔了科技制高點，增強了我國科技實力和國防實力，奠定了我國在國際舞臺上的重要地位。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
(二)
當“兩彈一星”的成功讓所有中國人爲之歡欣鼓舞的時候，中國的飛天夢也正在孕育之中。
然而，由於經濟實力有限等種種原因，這個夢整整被塵封了20多年。
當世界進入二十世紀80年代，高科技與高技術產業，更加成爲反映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標誌，成爲一個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此時，美國的“星球大戰”、歐洲的“尤里卡”計劃、蘇聯的“加速發展”戰略相繼出臺，在這些計劃和戰略中，航天技術被各國列爲重中之重。
1986年3月，發展載人航天被列入了著名的“863”高技術發展計劃。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會議，作出實施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戰略決策。江澤民同志明確指出，要下決心搞載人航天，這對我國的政治、經濟、科技等都有重要意義。
作爲繼“兩彈一星”後我國尖端科技領域的又一重大工程，與當年白手起家不同的是，載人航天工程一開始就承繼了無數前輩創業者留下的寶貴財富。
“東方紅”一號成功發射至今，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研製併發射了15種類型、50餘顆人造地球衛星，飛行成功率達90%以上，衛星返回技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通信衛星、氣象衛星、返回式遙感衛星和科學實驗衛星逐步形成系列，我國空間技術開始走向產業化。
從第一枚探空火箭升空到現在，我國已成功研製了12種不同型號、適用於發射近地軌道、地球靜止軌道和太陽同步軌道的“長征”系列運載火箭，把70多顆國內外衛星送入太空。
“如果沒有‘兩彈一星’等諸多大科學工程的帶動和牽引，就不會有今天的運載火箭商業發射服務，不會有核電站、衛星通信、航天遙感等產業的興起，也不會有我國的計算機及其應用行業、微電子行業以及玻璃鋼行業、特種冶金行業的發展。”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有關負責人說。
“兩彈一星”的成功，還培養和造就了一支具有較高水平和優良作風的科技隊伍。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王永志、飛船系統總設計師戚發軔……當年的毛頭小夥兒，今天已成了載人航天工程的領軍人物。
更爲可喜的是，一大批年輕人迅速成長起來，擔當起了時代賦予的重任。他們中，有27歲的火箭故障檢測系統指揮劉烽、29歲的航天員訓練負責人陳欣、32歲的飛船環境控制與生命保障系統電測指揮劉秀蓮、37歲的飛船系統副總設計師秦文波……在載人航天工程科技人員隊伍中，35歲以下的年輕人已佔到70%以上。載人航天的飛船系統，副主任設計師、副總指揮中40歲以下的年輕人佔到80%以上。
“中國的航天事業後繼有人，興旺發達。”70歲的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永志感慨道。
1998年，在美麗的弱水河畔、當年第一顆“東方紅”人造衛星升起的地方，建起了一座現代化的載人航天發射場。從1999年起，這座放飛“神舟”的港灣，見證了“神舟”飛向太空的每一次輝煌。
我國自行研製的“長征”二號F運載火箭可靠性、安全性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我國飛船研製起步晚卻出手不凡--飛船“三段一艙”的設計模式佔據了高起點，並可用於未來的空間站對接。
我國的航天發射場和航天測控技術正日趨現代化。酒泉、太原、西昌三大衛星發射場經過更新與改造，現代化程度越來越高。載人航天發射場、北京航天指揮控制中心，綜合了世界先進科學技術。西安衛星測控中心掌握和運用了世界先進的“中心遙控”模式。“遠望”號航天測量船隊，可同時在世界三大洋布陣測控……
從試驗飛船到無人飛船，從“模擬人”到航天員上天，國外載人飛行前多達數十次無人試驗，濃縮在“神舟”的短短5次飛行中。“神舟”五號一飛沖天，中國首名航天員楊利偉在人們的牽掛中踏着晨光平安歸來。飛天夢想成真的中國航天人，開始把目光投向更遠的下一步……
(三)
從進軍“兩彈一星”到載人航天飛行成功，45年風雨，彈指一揮間。
45載年輪，印下了中國尖端科技事業所經歷的坎坷與輝煌，載錄着一個民族在歷史大跨越中的自強、自信與自豪。
它突破了一系列關鍵技術，使我國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了一席之地；
它帶動了一大批相關產業，推動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進步；
它培養、造就、錘鍊了一支能創新、能吃苦、能協作的高素質高技術人才隊伍……
45度春秋，從“兩彈一星”到載人航天，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前赴後繼，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蹟，鑄就了民族精神的豐碑。
如果說愛國、奉獻是“兩彈一星”的事業源泉，那麼正是這種力量托起了中華民族的飛天夢想。
當年從英國愛丁堡大學歸國的程開甲在天山深處默默無聞地奉獻了近20年。幾十年後，這位“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說：“如果我不回來，絕不可能像現在這麼幸福，因爲我現在所有的一切都和祖國緊緊地聯繫着。”
在覈武器研究所工作20多年，王淦昌隱姓埋名了17年。直到那段歷史的解密，人們才恍然發現，那個化名“王京”的人原來是位著名的核物理學家。
在驚雷乍起的荒漠，在“神舟”沖天的戈壁，至今還隱藏着許許多多不爲人所知的人生故事。僅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的烈士陵園，就長眠着500多名年輕的生命，他們的平均年齡只有24歲。
相對於研製“兩彈一星”的艱難困苦，或許，今天航天人的奉獻更在於捨棄：捨棄現代生活方式的多元而選擇單一，捨棄功成名就的機會而選擇成爲這項巨大工程的一顆小小螺絲釘。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所在地——航天橋，離中國的“硅谷”——北京中關村不過數公里，但科技人員的薪水卻相差好幾倍。“看到中華民族的飛天夢在我們手中一天天變爲現實，這樣的自豪與喜悅怎是金錢能夠衡量的！”曾多次拒絕高薪聘請、37歲的飛船系統總體主任設計師張智說。
如果說自強、創新是“兩彈一星”事業成功的根本基點，那麼正是這個基點支撐起了中華民族的飛天夢想。
最困難的年代，卻是實驗室燈光最明亮的年代；最飢餓的年代，卻是創業者歌聲最嘹亮的年代。在奮戰“兩彈一星”的歲月裏，創業者們自力更生，一切從零開始。
沒有大型計算機，就用手搖式計算機；沒有辦公桌，就趴在水泥地上設計圖紙。一把老虎鉗，兩把銼刀，幾張鋁皮和幾張三合板，外加十幾支蠟燭和幾把手電筒，便開始了中國衛星、火箭雛形的設計與研製。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自強不息的科技工作者實現了從原子彈、氫彈到人造衛星技術的一次次突破。
中國的載人航天事業，同樣走的是一條有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之路。
從火箭研製的高標準到飛船設計的高起點，從獨具特色的航天醫學工程體系的建立到先進的航天測控網的形成……一系列新技術、新創造、新成果，無不是新一代航天人自主創新的智慧結晶。
如果說團結、協同是“兩彈一星”事業鮮明的時代特徵，那麼正是這種特徵生動地詮釋了中華民族的飛天夢想。
“兩彈一星”，使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空前迸發。在第一顆原子彈試驗的攻關會戰中，先後有26個部、委，20個省、市、自治區，包括900多家工廠、科研機構、大專院校參加，爲原子彈的製造和試驗研製出10萬多種專用儀器、設備和原材料。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人們向戰鬥在試驗第一線的科研人員伸出了無私的援助之手。在全國出現饑荒的情況下，各地還緊急調來了數萬斤黃豆。青海一省就送來了4萬隻羊……
今天，大力協作、萬衆一心的精神，同樣體現在飛天征程上。
載人航天工程分爲7大系統，每個系統有10個左右的分系統和更多的子系統，系統相互獨立又互相聯繫，沒有團結協作的意識，龐大的工程根本無法運轉。
據統計，工程直接參加單位110多個，涉及單位多達3000餘家。
跨世紀工程凝聚着千百萬人心血，齒輪咬合般的全國大協作匯聚成了強大的力量：西安的火箭發動機，天津的飛船太陽帆板，河南的電連接器……一聲令下，前一天還在生產車間的元器件第二天已送至北京的總裝車間……
或許，創造今天飛天輝煌的人們，本來就是作爲一個整體而被歷史所銘記。
偉大的事業孕育出偉大的精神。閃爍在從“兩彈一星”到載人航天漫漫征途中的愛國、奉獻，自強、創新，團結、協同精神，必將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征程上閃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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