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調研組前段時間到廣東對“辭官下海”現象展開調研，據悉，相關文件已經擬定，近期有望出臺。
隨着近期對國家調研組到廣東調查“辭官下海”現象的報道，有關“紅頂商人”的話題再次成爲人們討論的熱點。這次的官員“辭官下海”有什麼特點？國家應該怎樣對其規範？記者就此專訪了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胡守均。
“辭官下海”的腐敗漏洞
《財富時報》：最近一段時期，江蘇、浙江、廣東等省市，都出現了在任領導幹部“辭官下海”的現象，有些下海的領導幹部還具有相當的級別，這是繼1990年代初出現的第一波官員“下海經商”熱後的第二波下海熱潮。那麼，當前官員“辭官下海”現象有哪些特點？
胡守均：這次“辭官下海”的幹部中，很多都是些職業能力強、在任期間頗受好評者，而且，這些官員也呈現出一種年輕化趨勢。比方說前段日子廣受關注的前溫州市副市長吳敏一，辭職時僅45歲，可以說正值仕途上升階段。同時，他是“文革”後的首屆杭州大學畢業生和復旦大學首屆經濟管理學碩士研究生，後來又擔任浙江省經濟建設規劃院副院長。這一“高等雙料”身份在所有“辭官下海”的人中也是少有的。
《財富時報》：這些人既年富力強又有較高的學歷層次，可以說“官途無量”，他們爲什麼要“下海”？
胡守均：從根本上講，“辭官下海”源於官員在市場和政府之間的競爭博弈中，通過對公私部門相對收益的權衡而做出的一種自由選擇。對政府官員而言，在政府中的收益可能是較高的社會地位和受人尊重，尤其是在以官本位爲傳統的中國更是如此。但同時，他也就很可能失去了更高的工資報酬和更大的個人自由的機會。
總的來說，辭官下海現象之所以能夠成爲現實，表明我國體制改革已經深入到尊重公民個人自由選擇的層次。
《財富時報》：但是，現在卻有很多人對“辭官下海”者以“紅頂商人”相稱。表示了擔憂與質疑，認爲其中很有可能存在腐敗的因素。
胡守均：“紅頂商人”這個詞，本身很容易給人一種權錢交易的感覺。在目前中央對在職官員的監督管理越來越嚴格的形勢下，“辭官下海”的弊端最主要的是可能存在的“潛在腐敗”，有些專家稱之爲“洗錢”和“權力兌付”。所謂“洗錢”，就是下海官員利用權力撈足了錢財，在反腐敗不斷深入的今天，他們害怕交代來源，致使有錢不敢花，只好假借去民營企業工作之名，將黑錢洗白；所謂“權力兌付”，即官員們在下海之前已經用權力給足了老闆們好處，只是懾於“不得接受私營企業主財物”等戒條，沒有將權錢交易及時兌現，但給自己鋪好了路，通過下海，或在退休後兌付已經談妥的回報。
《財富時報》：那麼是否可以理解爲，“辭官下海”有可能成爲某些“變相腐敗”“安全腐敗”的手段？
胡守均：正是如此。在職期間，如果收受賄賂，完全可以通過“資產公示”或者黨紀政紀的形式進行調查，但是官員一旦下海，就很難再查出什麼了。
應該建立健全的監督體系
《財富時報》：是不是這種腐敗就很難抑制了呢？
胡守均：我們完全可以從這種腐敗的源頭上來研究對策。既然你後期得到的這些好處，是你前期在職期間利用權力給足老闆們好處得來了，那麼，我們完全就可以在官員任職期間就進行防範。比方說，大力加強“公平行政”“行政監督”“行政公開”等一系列現代行政方式，儘快出臺《國家公務員法》，使得對公務員的監督管理得以法律化細則化透明化，就能把官員爲日後徇私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財富時報》：就我所知，曾經被廣泛報道的原東臺市市長王小平“辭官下海”之後，鹽城市審計局根據該市市委組織部的委託，對王小平任期經濟責任進行了審計調查。
胡守均：那這就是防範關於“辭職下海”腐敗的第二步，即在官員辭職時進行審計監督，更要對他辭職下海之後的動向進行長期的觀察。有的辭官下海者，憑什麼一到民營企業就給你年薪50萬元，仔細一推算，疑點就出來了。所以我認爲，關鍵要有好的退出機制，來規範辭官下海現象。官員應該怎麼退、退的時候應該如何進行審查、什麼樣的幹部在幾年之內不可以到什麼企業任職，這些都是應該以很細則化的法律形式規定出來的，我們應該完善《國家公務員辭職辭退暫行規定》。
中紀委早在新世紀之初，就出臺過有關規定，“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離職和退(離)休後三年內，不準接受原任職務管轄地區和業務範圍內私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和中介機構的聘任，不準個人從事或代理私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與原任職務管轄業務相關的經商辦企業活動”。這個規定，就是對潛在腐敗的一個“緊箍咒”，儘管尚未涉及到在職官員尤其是年富力強官員下海經商的問題，但這是一個好的思路。
《財富時報》：其實“紅頂商人”這種現象古來有之，比如說，大家耳熟能詳的胡雪巖、盛宣懷等晚清的“官商”。是不是說，權力與資本是天生會結合在一起的呢？
胡守均：其實權利和資本，本來就是矛盾的兩個方面，在一定條件下，它們就可能互相轉化。現在大家比較關注的“辭官下海”問題，可以說是權力病變爲資本一個最好的例子。反腐敗，一個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嚴防權力病變爲資本。但是，權力經濟還有他的另外一個內容，那就是資本轉變爲權利，這個內容目前大家還關注的比較少。
很多商人，當他們的資本達到一定規模以後，他們就可能通過資本來滿足他們對權利的慾望，比方說買官。在目前中國的公務員制度還沒有得到嚴格執行的情況下，我們的人事制度上還有一定的欠缺，某些行政部門還可以通過人事任命的形式任命官員，這樣就給了資本收購權利以可乘之機。
我認爲，爲了防止資本收購權利，中國應該建立起一套針對資本大規模流動的監督體系。商人調動了一大筆錢，沒有用在經濟活動中，那麼這一筆資金的走向就值得懷疑。這也應該成爲將來國家監控的一個值得重視的內容。總的來說，嚴防權力病變爲資本、資本收購權利，是目前中國廉政建設的兩個最基本的內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