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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網消息：“這些訴訟的意義貢獻於全人類，也貢獻於人類的未來。”———“中國人戰爭受害索賠要求”日本律師團團長尾山宏
“8·4事件對中國人也是一次拷問，一個人的孤獨訴訟是中國人的悲哀。民間對日訴訟這個工作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
———中國對日化武訴訟代理律師蘇向祥
2003年10月19日，外交部發言人章啓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日本政府決定，將向中方支付3億日元，用於補償今年8月4日發生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的遺棄毒劑泄漏事件給中方造成的損失。正在積極籌備就8·4事件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的中國代理律師蘇向祥隨即表示，向日本政府訴訟屬於民間行爲，不會因爲這3億日元的“協力金”受到影響。
10月26日，“中國人戰爭受害索賠要求”日本律師團幹事長小野寺利孝將專程赴哈爾濱與蘇向祥商談5·15訴訟、9·29訴訟，期間會涉及8·4事件。從1995年起，這個律師團代理了大部分中國人對日索賠訴訟案件，蘇向祥與這個日本律師團已經合作了8年之久。
積累寶貴經驗
“我不能說8·4事件的訴訟一定能夠勝訴，但是9·29訴訟的一審勝訴，爲我們贏得了很多寶貴的經驗，爲以後的對日化武訴訟提供了可以借鑑的東西。所以對這一次即將進行的8·4訴訟，我們有充分的信心。”昨天上午，蘇向祥在接受本報採訪時這樣說道。“我們正在積極準備赴日本的事情，本來計劃這個月底去日本。但是由於受害人李貴珍妻子劉愛平的護照還沒有辦妥，時間要推遲10天左右。”
幾天來蘇向祥的日程安排得滿滿的，21日在山東辦案，22日赴鄭州商談劉愛平赴日的事情，23日去北京，26日趕回哈爾濱與日本律師團幹事長小野寺利孝商談訴訟事宜。既要辦案賺錢維持正常生活和對日訴訟經費，又要與各方聯絡商談有關事宜，又要爲受害人赴日做準備，還要繼續蒐集中國境內2000多名日本化武受害人的證據，蘇向祥感慨分身無術。由於過度疲勞，一向身體健康的蘇向祥近日來連續兩次流鼻血。
“我們計劃把44名受害人全部帶去日本現身說法，要讓日本民衆知道歷史的真相。但是現在我們遇到了一些困難。比如齊齊哈爾43名受害人的護照辦理相對複雜，需要延緩赴日時間，所以我們就選擇河南籍受害人李貴珍的妻子劉愛平第一批赴日。”蘇向祥在電話中底氣十足，“在8·4事件起訴之前，我們要在日本造聲勢，讓日本政府沒有還手的機會，這是非常關鍵的。因爲在日本是司法至上，我們的人證、物證全都有，剩下的就是要打動法官，而打動法官首先要打動日本民衆。這些都是我們在爲期長達7年的9·29訴訟中總結的經驗。”
50年來從未停止
蘇向祥，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國律師，黑龍江人，1993年畢業於黑龍江大學法律系，看上去憨厚老實，剛毅執著，說話時底氣十足。從1995年起，蘇一直從事對日化武訴訟代理律師工作，現任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民間對日索賠指導小組委員。8年來爲數起發生在黑龍江省的日軍殘留化武傷人事件的62名受害人提供無償法律幫助，先後在1996年12月、1997年6月兩次將日本政府推上了被告席。
蘇向祥介紹道：“1995年聯合國簽署了禁止化學武器公約，在公約裏面中國政府一個重大貢獻就是在別的國家遺棄在被遺棄國的化學武器要在十年內銷燬，銷燬過程中涉及技術、資金、環保方案等等達成了諒解備忘錄，這是1999年達成的中日兩國政府關於銷燬遺棄在華的化學武器備忘錄。進展相當緩慢，今年4月份兩國政府才達成了諒解備忘錄所規定的有關技術、資金、環保、建廠房的實質性協議。目前日本政府撥款300多億日元，在中國吉林敦化、哈爾巴列修建化學武器無害化處理的工廠。現在只是往山上修公路，可以說只是開始，2007年完成是不可能的。
日本政府有所作爲，花了300多億日元，專門用於修公路、建工廠。但是進展很慢，我們敦促它，無論民間訴訟還是政府，督促日本積極主動、全方位履行。”
一份來自日本的歷史資料記載：1927年日本陸軍在日本大九野島生產了七千多噸類似於8·4事件挖出來的化學武器，有三千多噸運送到中國。戰敗之際，爲掩蓋罪證，日軍將200萬件化學武器丟棄江河、深埋土壤。迄今，18個省市發現罪證，東北三省佔絕大部分。僅在吉林省就有約180萬件，散落在中國境內其他地區的約有20萬件，當年侵華日軍足跡所到之處，均有化學武器遺留(據日本政府的調查資料顯示，遺留在中國境內的化武有70萬件)。戰後50多年，已經造成2000多起傷人事件。
承認歷史纔是朋友
“中日之間遺留的歷史問題，特別是民間賠償問題，完全可以在法律框架內解決，而且完全可以由民間力量主導解決。實事求是說，中國民間的聲音會影響日本政府對中國的政策，民間力量完全應當在法律框架內理性地發出自己的聲音。”蘇向祥這樣說道。
針對中國受害人的對日化武訴訟，日本政府設置了重重障礙：起訴時效限制、中日聯合聲明、國家無答責、個人是否有權起訴國家等等，爲了維護受害人的權利，爲了敦促日本政府能夠履行在2007年前徹底銷燬遺留在華的全部化學武器的承諾，更爲了兩國人民能夠在正確認識歷史的基礎上發展中日友誼，以蘇向祥爲首的中國律師與日本律師團一道，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對日化武訴訟之路。
“我們要讓日本政府有一個清醒、正確的歷史認識，這是非常重要的。有正確的歷史認識才能發展全面的中日兩國之間的友好友誼，沒有正確的歷史認識的友好友誼實際是危機四伏的。”蘇向祥說，“我們認爲這個訴訟不僅僅是救助中國的受害者，更是救助日本這個民族。這個訴訟是貢獻於全人類的訴訟，貢獻於人類未來和平的訴訟。以公平正義的理念評判它，太小看這個訴訟。”
7年等來的勝訴
年輕的蘇向祥之所以會關注日軍遺棄化學武器傷人事件，是因爲8年前發生的一起案子。1995年8月，在離當年侵華日軍731部隊不遠的雙城市周家鎮，發生了侵華日軍遺留炮彈爆炸事件，劉遠國身上百分之九十五的地方被炮彈爆炸後燒傷，雙腿和一隻胳膊被炸飛了，慘狀令人不忍目睹。3天后，劉遠國撇下了兩個輟學的孩子和搶救時欠下的7萬元債務，含恨離開了人世。
1995年9月3日，蘇向祥開始正式進入日軍化武傷人事件實質性調查取證。拍攝有關照片，包括爆炸現場、受害人被炸後的慘狀和救治的照片，複製病歷、診斷書，到現場撿回彈片，受害人被炸斷的腿上的鞋子和染血的褲子碎片等等，都完整地記錄下來，還蒐集了當地媒體的一些文字和影像報道資料。爲防止日本政府否認事實，蘇向祥必須掌握歷史背景資料。他從雙城縣縣誌查到：該處是當年日軍的武器彈藥庫。
經過兩天的調查，9月6日，蘇向祥向日本駐華大使館發去傳真，要求日本政府對此次爆炸事件所造成的不幸後果予以道歉、賠償；同時提出：爲有效地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日本政府應當有所行動。
經過三個多月的等待，蘇向祥終於收到了日本大使館給他的回覆，說中國政府已經放棄戰爭訴訟，拒絕了他提出的要求。這促使蘇向祥更加關注日本侵華戰爭的賠償問題。他發現：雖然中國政府放棄了戰爭訴訟，但民間並未放棄，如慰安婦、中國勞工等訴訟案，都已進入司法程序。而且他還發現日本有一羣具有正義感的律師，正在幫助中國的受害者。於是1996年3月，他通過日本媒體與這些日本律師取得了聯繫，並在對方的資助下，開始了第一次對侵華日軍遺留化學武器的全面調查。
1996年12月，蘇向祥代表13名日本化武受害者，在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這是我國第一批對日化武訴訟的受害人。爲了一個公正的判決，他們等待了7年。2002年，劉遠國的遺女26歲的劉敏在法庭上抱着父親的遺像陳述了父親的不幸遭遇。她的陳述打動了法官片山良廣。2003年9月29日，這位法官在法庭上宣佈法院支持13位中國原告的訴訟請求，判決日本政府賠償每位原告2000萬日元。
“聽到勝訴的消息後我整晚沒有睡覺，有人問我有沒有哭，我曾經說過我把眼淚留在勝利的那一天，可是9月29日那天我沒哭，而是流了鼻血，是喜慶的血。”蘇向祥說道，“我感到從未有過的釋放和輕鬆。就像一個人被長時間綁在一個地方，突然被釋放了，頓時輕鬆了很多。我們覺得這個壓力不僅僅來自日本政府，不僅僅來自於日本法官是否公正判決，還來自於受害人的理解。那種冷嘲熱諷，那種不理解，那種諷刺挖苦，你必須全部接納。”
蘇向祥本來在哈爾濱經營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哈爾濱向祥律師事務所，由於沒有時間經營，今年註銷了。一直在全國各地跑，收入也減少了。不但影響家庭收入，還要墊付很多費用，到現在爲止墊付了30多萬人民幣，目前買房子貸款，一個月還要還貸兩千多塊錢。
“民間對日訴訟這個工作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剛開始沒有那麼高的境界，那麼愛國。”蘇向祥坦白說道，“我的辦案收入只夠維持生活和辦案費用，收入不好的話也做不了這件事情。我想8·4事件之前這樣可以接受，8·4事件之後對中國人也是一次拷問，我們不是說中國律師墊付不起這個錢，一個人的孤獨訴訟是中國人的悲哀，爲什麼不能爭取廣大律師、廣大民衆來關注這件事情呢？關注的方式很多，對我們的行動予以認可也很重要。目前，和我共同做這件事情的中國律師只有哈爾濱北辰律師事務所的羅麗娟律師。在8·4事件訴訟中我和羅麗娟共同作爲代理人。羅麗娟正忙着蒐集日本化武受害人的證據。我們真心希望能有不爲名利、真心誠意的中國律師加入到我們的隊伍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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