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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年的8月底，到10月下旬，已經有3名領導幹部自殺。相當級別官員的自殺，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裏面爆發了3起。在反腐敗力度不斷加大的今天，針對官員自殺的現象，記者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邵道生。
官員自殺：反腐鬥爭新動向？
記者：作爲中紀委的特約研究員，從事研究中國反腐敗多年的學者，您一定很關注近期官員自殺的現象，想請您談談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邵道生：我已經關注到，你說指的3個自殺者都是位高權重的“一把手”：一個是某地市委書記，一個是被人戲稱爲“肥差”的地稅局局長，還有一個則是被人們視爲“財神爺”的銀行行長。他們從事職業的工作範疇，都可被稱爲當今腐敗的“高發區”、“易發區”。但是，由於在沒有查處之前他們就“自行了斷”，就自殺死了，沒有定案，就不好直接定性爲腐敗分子。有人稱他們爲“腐敗嫌疑者”，似乎也不太準確。事實究竟如何，或許從他們身後的葬儀的“模樣”上能看出個大概。這些人自殺死後如有人來悼念，只能以個人或親朋好友的名義悼念。
我的看法，對位高權重的官員自殺，不能混同於普通人的自殺，恐怕他們的自殺與整個社會反腐敗的“大氣候”有關。您想一想，如果不是當今社會反腐敗“動真格”，力度越來越大，中央一再強調，堅決要將黨內反腐敗的鬥爭進行到底，而還是像過去有的時候有的地區，只是做做樣子，或是隻反小的不反大的，只反沒後臺的不反有後臺的，貪官污吏的日子好過得很，他們會自殺嗎？過去有這樣的時候，他自己被有關反貪部門“請了進去”，但是沒有多久就被他的關係網“撈”了出來，對他們來說，大不了只是“受點驚嚇”而已，我想，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也是不會自殺的。
必須看到，一些人官當到地市級、廳級，已經不算小了。他們官場經驗豐富，人生閱歷雄厚，心理自我調節能力是相當強的。就以那個死去的地市領導來說，當地人的評價是：“口才好，能幾個小時不用講稿；邏輯思維強，講話無廢話；對數字熟稔於心，如數家珍；精明能幹，點子多，作風硬朗，對下屬頗爲嚴厲，人人懼之。有人認爲，他是該市歷任‘一把手’裏最強的。”我以爲，一個高官走到了自殺這一步，往往是因爲感到自己罪孽深重，這一次怎麼都得暴露、都將逃不脫法律的懲罰了，而且已經不指望有什麼“奇蹟”發生。他絕望了，反正要上“斷頭臺”(或是長年的鐵窗生活)，那還不如自己給自己作一個“了斷”：自殺算了。所以，像河南原地稅局局長的自殺，我是決不會相信那種“聽到了什麼不好的議論心理壓力太大”而自殺這一說法的。真相有待深入調查。依我看，當今一些所謂“腐敗嫌疑者”自殺，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中國社會反腐敗的態勢：越來越嚴厲了，越來越動真格的了，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反腐敗形勢“好”的一種反映。
記者：我很理解您所說的“好”這個字的多重含義。現在，誰都不會否認這樣一個現實，近幾年來，中國共產黨對反腐敗問題越來越重視了。在黨的十六大召開之後，對懲治高官腐敗越來越嚴厲。我們今天說到的某些腐敗“高官”，感到自己沒法躲過這場“災難”，選擇了自殺這條不歸路。但是，不少人還是有這樣的疑慮：一些官員的自殺，是否可以被認作是“以自己個人生命爲代價，從而保住家族的或某個團體的實際利益”？否則，家庭的或家族的，也許還有“朋友”們的“損失”將更大？您對這樣的說法怎麼看？
邵道生：一些人抱有這個想法也許是有一定道理的。爲什麼？我理由有兩點：一是很符合中國人的“文化傳統習慣”；二是符合當今腐敗發展表現出來的特點。
中國人有一個不同於外國人的所謂“文化傳統習慣”：即“家族觀念”尤爲嚴重，往往什麼都爲自己的家庭想，爲自己的老婆着想，爲孩子們着想，不僅要爲第二代着想，甚至要爲第三代着想。有的貪官自己“節省”得要死，“摳”得要命，挖空心思貪來的幾十萬、幾百萬的錢，爲的卻是自己的兒女、自己的後人。他把錢存到銀行裏去了，或是存放到國外的銀行，爲自己的子女留學所用。這些人在心中早就“覈計”好了，萬一自己哪一天出了事，就一“走”了事。一個人死了，隨便什麼人就再也撬不開他的嘴，有關部門也就無法再查下去。死人是最可靠的保險箱，貪來的錢統統保住了，都歸自己的老婆子女所有，也算是自己當丈夫、做父母的“盡了責”……對於所謂“腐敗嫌疑者”，在沒有定案之前，似都不能排除他們有這樣的自殺動機。
此外，在日益複雜的官場腐敗中，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特點：即腐敗的團伙化，形成了“腐敗利益的共同體”或“腐敗生死同盟”。在這類“利益共同體”中甚至有個別類似於“黑道”一樣，訂下了這樣一條“君子同盟”：誰出了事，就由出了事的一個人頂着，不許出賣其他人。一旦出了事情，這個人死了，他家裏的事，則由其他人包下來。也就是像你所說的那樣，“以個人生命爲代價保住家族的或某個團體的實際利益”。再譬如說，在現在查處的貪官污吏中，“來歷不明財產”的數額要大大地高於已查明的貪污數額，有的“來歷不明財產”甚至達到千萬餘元。上千萬資產的來歷不明，他們真的是害上了“健忘症”？非也，這些貪官污吏打定了這樣的“主意”：判個“來歷不明財產罪”，最多被關上幾年時間，沒死罪。而要是一承認，說不定自己的腦袋都保不住。此外，講了誰送的，豈不是要將行賄人也牽進來，我不說，他也一定“心領神會”，我的夠朋友，就會使得他盡力照顧好自己的家庭。或許，行賄者早就有對貪官作了這樣的“承諾”……
比如，原阜陽市副市長兼市政法委書記、市公安局長傅洪傑被“雙規”後，帶到異地審查，他從福州的一棟樓上縱身跳下身亡。據當地媒體報道：“他把與王懷忠做過的不可告人的事情帶進了墳墓。”
我的看法，往往一些官員的自殺並不僅僅是自感罪孽深重，也不僅僅是(或許是)自己覺得對不起黨、對不起社會、對不起人民，在更大的層面上也許就是爲了讓家人享受自己腐敗得來的財產。進一步講，爲當地腐敗小集團的利益，“犧牲”自己、保全他人，“上綱”一點，那就是這些人以自己的自殺來對抗社會的反腐敗鬥爭，瓦解和破壞我們黨整體的反腐敗鬥爭，問題性質的嚴重性就在這兒。
記者：兩個月內的多起官員自殺，肯定意味着中國反腐敗力度的加強，震懾力日益增大。這說明了我們黨和國家在維護執政黨地位、保持社會穩定等方面做出的積極努力，獲得了效果。不過，在加大審查力度的同時，應該如何同時增強對審查對象的“保護”措施？
邵道生：你說得一點都不錯。
這恐怕是我們反腐敗過程中遇到的新情況、新特點。關鍵是我們要重視。其實，你提的問題就是對策問題。怎麼對付？我看有以下這幾條：第一，辦案一定要注意保密。過去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現在由於“關係網”非常發達，保密工作就特別難做，你還沒有查，就已經有人通風報信了，就已經弄得滿城風雨了。在一些所謂“腐敗嫌疑者”中，有人在組織上還沒有采取措施之前就在家中自殺。在這個問題上就一定要強調“政治紀律”，不能將不可靠的人放進辦案的隊伍中來。第二，辦案一定要雷厲風行，不能前怕狼後怕虎的，只要有一兩條確實“過硬”的，翻不了案，定得了性的，就應該採取“特別措施”，對其依法審查。現在有些幹部顧慮特別多，總想將案子全部搞定了，非常圓滿才行，結果錯過了“戰機”。等“腐敗嫌疑者”自殺了，就後悔莫及了。第三，在依法將“腐敗嫌疑者”“請”進來之後，一定要加強監護工作，將一切會導致“非常事件”的東西統統都拿走，密切注視這些人的思想動向及其心態變化，及時做思想疏導工作，防止意外事故的發生。第四，即便是“腐敗嫌疑者”自殺了，也要千方百計地將案件查下去，將其所貪的錢查清楚，尤其是當發現貪官家庭中有說不清來歷的錢，一定要將其查清，將查明的所貪的錢依法處理，決不能讓其家族子女享受貪官腐敗得來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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