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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犯故意殺人罪而被判處死刑後改死緩、綽號“虎豹”的大連黑社會老大鄒顯衛，在投監後買通監獄領導，將死緩改爲有期徒刑，還在高牆內住高級套間，專人伺候，召妓，乘豪華轎車隨意出入。最後竟在監獄領導的一手策劃下，神奇地“保外就醫”，並再次釀成血案，致一人死亡一人重傷……
2003年4月14至17日，遼寧省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這起大連市最大、遼 寧省及全國都極少見的、情節極其惡劣的“虎豹”黑社會團伙案。2003年8月18日上午，瀋陽市中級法院公開審理了被“虎豹”拖下水的遼寧省大連監獄原監獄長謝紅軍等三人。11月3日，正義的槍聲結束了“虎豹”及其骨幹成員陳德政的罪惡生命！
黑“虎豹”兇殘殺人卻並未被判死刑
大連“虎豹”是一起震驚中央和遼寧的案件。這個黑社會團伙曾橫行於大連，私藏槍支彈藥、殺人越貨、敲詐勒索，還大肆賄賂監獄等司法官員做保護傘，可謂無惡不作、血債累累。
鄒顯衛爲首，於政龍、王振毅、岑全玖爲骨幹，黃治峯等人爲主要成員的將近30人的、較爲固定的、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
綽號“虎豹”的鄒顯衛，現年40歲，1963年生於大連市金州區，別看已被押上審判臺的他頭髮已經灰白，雙手被銬在背後，背部向前微駝，腳上戴着鐐銬、步履艱難，但據說他過去可是個高大剽悍、兇殘好鬥的主兒，因而被人送以“虎豹”的綽號。1979年9月，16歲的鄒顯衛因持刀傷人被勞教兩年；1983年4月，鄒顯衛又因流氓罪被當時的大連市金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兩年。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出獄後的鄒顯衛在剛剛興建起的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開辦了一家名爲“一步天”的歌舞廳。歌舞廳爲他帶來了滾滾錢財。他又投資開辦其他的娛樂餐飲項目，生意越做越大，不到十年，他已擁有了上千萬的資產。早在“一步天”歌舞廳開張伊始，鄒顯衛就將一大批流氓地痞網羅到他的麾下，爲他充當打手，日久天長，他手下的“人馬”越聚越多，一個帶有黑社會性質的流氓團伙就此形成，在大連、金州、開發區的黑道上佔據了一席之地。
1992年10月19日，鄒顯衛糾集7個同夥，手持獵槍、藏刀、木棒與高福崇、常福勝團伙發生黑吃黑打鬥火併，鄒顯衛持獵槍朝高福崇連開兩槍，致高福崇因左腿動脈靜脈破裂、急性大出血不止死亡。常福勝也在火併中被打成重傷。鄒顯衛見勢不妙，匆忙逃到國外躲避，後因語言不通、生活不適應，一年後又偷偷潛回大連，1994年3月，警方抓獲了鄒顯衛。
在押期間，鄒顯衛向看守所的管教檢舉了同監室羈押的另一犯罪嫌疑人有更深的案底，經警方查證屬實，警方循此線索破獲了一起大案。後來，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審理鄒顯衛殺人一案時，對他的檢舉揭發重大立功表現予以認定，但同時認爲，鄒顯衛致人傷亡的槍支下落不明，他沒有如實交代，說明其沒有真正的悔意，故不能減輕處罰。
1995年4月，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流氓罪、非法拘禁罪判處鄒顯衛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鄒顯衛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遼寧省高院。爲了能讓他活命，鄒顯衛的餘黨四處活動，買通了某些官員爲鄒說話。
1995年11月6日，遼寧省高院對鄒的上訴案做出終審判決認爲，一審判決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罪準確、審判程序合法。但鑑於鄒檢舉揭發他人的犯罪行爲、破獲了一起重大案件屬重大立功，應依法從輕處罰，故改判鄒顯衛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虎豹”鄒顯衛在地獄的門口把命揀了回來。
鐵窗內設套間任逍遙拿下女獄警
按照終審判決的要求，鄒顯衛應立即押往遼寧省瓦房店監獄服刑。但當時鄒因結核病正在大連監獄醫院住院，沒有立即到瓦房店服刑。
爲留在當地，以便爭取到進一步的關照，鄒通過關係和大連監獄獄政處副處長楊福玉接上了頭。鄒向楊福玉透露了欲留在大連監獄服刑的想法。楊說只有監獄長謝紅軍有權決定此事。在鄒的再三央求下，楊答應給鄒和監獄長謝紅軍牽個線。
幾天後，鄒顯衛向楊福玉介紹了一位做老闆的朋友，這位老闆在楊福玉的引薦下認識了謝紅軍。在一次酒宴席間，這位老闆塞給貌似冷淡的謝紅軍5000元人民幣，以此來投石問路，誰知謝紅軍竟爽快地收下了，並馬上投桃報李，派獄政處副處長楊福玉去遼寧省監獄管理局等部門，辦理將鄒顯衛的服刑地點轉到大連監獄的手續。
1996年4月3日，鄒顯衛如願以償地轉到了大連監獄。入大連監獄的次日，鄒顯衛和其妻子及那個老闆朋友，在大連一著名的大酒店擺下答謝宴，專門宴請楊福玉和監獄長謝紅軍。在美味、酒精和金錢的駕馭驅使下，監獄長謝紅軍似乎忘記了自己的身份，與鄒顯衛這個階下囚兄弟相稱，觥籌交錯。
入獄後不久，楊福玉就捎話過來，說監獄長謝紅軍從外地調來時間不長，當時還沒有房子住，請鄒顯衛幫助解決。鄒哪敢怠慢，立刻打電話給那位老闆朋友。這位朋友立馬東奔西走，找到了一處離大連監獄不遠的一套80多平方米的樓房，並花錢給簡單地裝修了一番。但謝紅軍看了房子之後對裝修不太滿意，鄒的老闆朋友馬上又加了兩倍的裝修費對此房進行精裝，最終總算滿足了謝紅軍的貪慾。
如此一來，鄒顯衛在謝紅軍心目中的分量就變得舉足輕重起來。鄒顯衛在大連監獄圖謀得到特別關照的欲求，謝紅軍在“知恩圖報”中也一點點地給予滿足。
1996年秋天，爲改善財源緊張的狀況，大連監獄成立了一個公司，後改爲監獄四大隊。公司剛剛成立，謝紅軍就將鄒顯衛調了去，任命其爲勞改基建委員會主任，主管公司的業務。鄒顯衛利用他在社會上經商多年、結交甚廣的優勢，僅僅用電話聯繫就在獄中爲大連監獄攬到了不少活兒。“虎豹”鄒顯衛的身份地位在謝紅軍和犯人們心目中就更加高了一截。鄒顯衛甚至可以經常與謝紅軍在一起吃吃喝喝，稱兄道弟，還可以開着謝紅軍的奔馳車隨意進出監獄。更有甚者，不僅鄒顯衛的妻子孩子可以隨時到監獄來探望他，就是社會上的賣淫女，鄒也能一個電話召來，用謝紅軍的奔馳車接送，隨便出入監獄，供鄒嫖宿、滿足他的獸慾。
1997年春節前，已久未見大筆外來橫財的大連監獄長謝紅軍，又把鄒顯衛叫到面前，找了個藉口又向鄒顯衛要壓歲錢、“活命錢”，鄒顯衛心領神會，次日就將10萬元錢偷偷交給了謝紅軍。謝紅軍照收不誤，還拍胸脯、說他十分領情，以後有事可以直接找他！
監獄長謝紅軍是如此許諾的、也是那麼做的。在謝的授意下，大連監獄很快就在大牆內的偏僻一角騰出一處遠離普通牢房的、獨門獨院的兩室套房，客廳、臥室各一間，專供鄒顯衛一個人在此居住。這哪裏是牢房，分明是一處稍次於高級酒店客房的世外桃圓！在鄒顯衛的個人臥室內，沙發、彩電、冰箱、空調、VCD和外線電話等應有盡有。不僅如此，鄒顯衛的臥室內還安着一個叫人的電鈕，只要鄒一按電鈕，隔壁房間裏的兩個作爲鄒的勤雜員的犯人(一個是少年犯、一個是強姦犯)就應聲過來聽鄒的差遣；就連監獄的幹警也經常給鄒顯衛買糧買菜。
服侍鄒的回報是：兩個犯人可以不用參加其他勞動改造，鄒對二犯的服侍比較滿意，大連監獄就給二犯記功、減刑；那些獄警因對鄒比較“友好”，也或多或少從鄒那裏得到了種種好處。
而大連監獄對付大牆外的監督檢查的手段是：遇有檢察院、司法局、政法委和人大等部門要來人時，獄警會立即給鄒顯衛報信，並將鄒馬上安排到普通牢房裏，對上彙報一切正常。就這樣，鄒顯衛在大連監獄內外逍遙了幾年有餘。
鄒顯衛在獄中霸氣十足，儼然一個牢頭老大。鄒經常隨意打罵、體罰其他犯人，新進來的犯人都必須來拜見這個監獄中的老大，不懂此規矩、不來表示臣服的，就必定會吃苦頭。鄒顯衛稱王稱霸、給臣服的犯人的回報是：他可以代爲辦理減刑、假釋、保外就醫和異地關押等，條件是交錢即可。鄒代辦這些手續十拿九穩，在鄒顯衛自己被保外就醫前的幾年內，他共爲數十名犯人代辦了此類手續。
對於如此“有能力”、如此“特殊”、如此“風流倜儻”的犯人，大連監獄內一位女獄警甚至不顧自己是有夫之婦、已爲人母，荒唐地墜入了鄒顯衛的情網，成了鄒召之即來、共享魚水之歡的鐵桿情婦。
爲減刑編報立功材料“特殊享受”到極至
鄒顯衛在獄中享受的待遇已到了登峯造極的程度，1997年的7月，鄒顯衛又向監獄長謝紅軍提出減刑要求。
謝紅軍豈敢不答應鄒的要求，他找來副監獄長汪永明、獄政處副處長楊福玉和鄒顯衛所在監區的大隊長於景波等人開會研究如何幫鄒顯衛減刑。直接主管鄒顯衛的大隊長於景波受命，僅用一夜時間就爲鄒僞造了齊備的服刑表現考覈、立功表現等材料。其中一份立功表現的材料編造了鄒顯衛在1997年5月5日獄中車間着大火時，奮不顧身，帶領犯人奮力撲滅大火，避免了重大損失等等謊言。實際上獄中確實着過那麼一場大火，但當時鄒顯衛根本不在監獄內，他正在大連市內瀟灑呢。立功表現材料還稱：由於表現突出，該犯1996年被表揚三次，記功一次，年底被評爲改造積極分子。1997年被表揚兩次，記功兩次，記大功兩次……
1997年11月，謝紅軍派人將編造好的鄒顯衛減刑申報材料送呈遼寧省監獄管理局。在謝紅軍的極力“推薦”下及與某些官員疏通後，鄒顯衛不僅如願地於1997年12月10日被批准由死緩減刑爲服刑17年，還因他的“立功表現”被評爲遼寧省勞改積極分子，這爲其後的減刑又埋下了伏筆。
作爲對謝紅軍“救命之恩”的回報，1998年春節前，鄒顯衛在監獄外、大連市內一著名酒店設宴款待謝紅軍，並在席間將裝有10萬元人民幣的兩個紙袋塞給謝紅軍。
此後，鄒顯衛走出監獄的次數更加頻繁，但謝紅軍對鄒在社會上胡作非爲之事不管不問，聽之任之，只要鄒向自己交上可觀的“保護費”，謝就任憑鄒肆意妄爲。
1999年春節前，謝紅軍給在獄外的鄒打電話，以暗示方式索取“保護費”。鄒顯衛約謝紅軍到大連開發區的一家星級酒店，二人酒酣耳熱之時，鄒拱手奉上兩紙袋共計人民幣15萬元的“貢銀”，謝紅軍照單全收。此後，謝紅軍又授意大連監獄有關人爲鄒編造爭取考覈加分的材料，給鄒申報省勞改積極分子。遼寧省監獄管理局認可了鄒的考覈材料，批准鄒爲省勞改積極分子。
此後的1999年3月，鄒顯衛又獲得減刑1年零11個月的“獎賞”，服刑時間又從17年減到15年。
而鄒顯衛早在1998年10月前後，就在監獄外結識了於政龍等人，由於政龍把那些兩勞釋解人員、地痞流氓、混混、立棍者招至麾下，在鄒顯衛的老“地盤”上爲非作歹，尋釁滋事，敲詐勒索，逐漸演變成涉黑的暴力團伙，團伙成員由幾人、幾十人發展至上百人之多，他們統一着裝、集中居住，經常在大連市內、開發區和金州區內的娛樂、生產經營場所招搖出沒，立棍稱霸，收取保護費。認識“虎豹”的人發現他殺了人沒判死刑，反倒可以從監獄裏隨便出來，知道其絕非好惹之輩，在司法界不知會有多深厚的背景，所以，“虎豹”及其團伙所到之處提什麼要求都無人敢拒絕。“虎豹”要利用酒店的客房幹些非法的勾當，酒店都不敢收費。“虎豹”鄒顯衛甚至在一五星級酒店長期霸佔一間客房“免費”使用。
保外就醫釀血案“嚴打”再落網
儘管鄒顯衛頻繁出入監獄如履平地，但他的身份畢竟仍是犯人，時不時地還要回監獄裏應付一下。而十多年漫漫刑期不知何時是盡頭，他要“徹底自由”，他要不受任何限制地回到社會，領着他的那些小兄弟大幹一場。爲此，他向監獄長謝紅軍進一步提出了保外就醫的要求。
謝紅軍對鄒的如此過分、苛刻的要求沒有拒絕，又召集汪永明、楊福玉、於景波商量，如何才能使鄒的願望得償。最後幾人達成一致，只有說鄒得了精神病才能達到目的。
謝紅軍這邊指點鄒顯衛在監獄裏裝瘋賣傻，拉出一副見人就要殺要剮的架勢；那邊又派人在大連市內某醫院找到一位患腦瘤病的患者，由該患者代替鄒顯衛拍了腦部核磁共振的片子，大連監獄就依據這張張冠李戴的片子謊報鄒顯衛患有腦瘤。
1999年10月，副監獄長汪永明親自到遼寧省監獄管理局爲“虎豹”鄒顯衛申報保外就醫。省監獄管理局以沒有司法鑑定爲由拒批。謝紅軍聞訊後，買通遼寧省某精神病醫院的醫生，終於拿到了“顱腦外傷性精神病，暫無服刑能力”的司法鑑定結論。
1999年11月22日，大連監獄以“鄒顯衛患腦腫瘤、擬決定保外就醫”爲由向大連市南關嶺地區檢察院發去請示函，同時提供了鄒的有關醫療、鑑定材料。南關嶺檢察院提出要對鄒顯衛進行腦部核磁共振複檢。謝紅軍爲此立即指令鄒顯衛馬上疏通南關嶺檢察院的關係。1999年12月3日，鄒顯衛的一個朋友出面，以2萬元買通了南關嶺檢察院的檢察長董吉運。
1999年12月8日，南關嶺檢察院沒給鄒顯衛的腦部做複檢，就委託大連市檢察院技術處根據大連監獄提供的有關鄒顯衛的病情資料進行法醫鑑定，並依據“鄒顯衛患有腦腫瘤”的法醫鑑定結論，於1999年12月15日向大連監獄出具了“同意鄒顯衛保外就醫”的書面意見。此後，謝紅軍派人把以上所有證明材料送呈遼寧省監獄管理局，並順利得到“批准鄒顯衛保外就醫”的批文。2000年3月21日，鄒顯衛獲准出監“保外就醫”。
2000年4月7日中午，“虎豹”鄒顯衛率幾十位“小兄弟”，乘多輛出租車殺向大連開發區維也納洗浴中心，在與另一團夥遭遇交手時，鄒顯衛持獵槍向人連開兩槍，致一人死亡、一人重傷。
鄒顯衛見勢不妙，更名改姓，便衣簡從，在金州等地躲藏起來；於政龍等團伙頭目、骨幹逃到遼寧莊河等地躲藏。直到10多個月後的2001年初，在全國聲勢浩大的嚴打整治鬥爭中，公安機關才抓獲了鄒顯衛、於政龍等人。
累累血案牽出一大串貪婪腐敗司法人員
2001年3月，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鄒顯衛死刑立即執行。2001年4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趙宏到瀋陽視察，聞聽“虎豹”一案詳情後拍案而起：“馬上到大連去，刀下留人，這個‘虎豹’現在不能殺，要徹底查清此案背後的東西！”
遼寧省檢察院的辦案人當即趕往大連，於當晚就提審了“虎豹”鄒顯衛。鄒回答辦案人的只有一句話：“要想讓我開口，就從這兒把我帶走。”
由於法院已給鄒顯衛下達了執行死刑的通知，案情十分緊急，辦案人當夜就馬不停蹄地返回瀋陽，向領導做了彙報。次日，中共遼寧省委主管政法的領導出面協調，“虎豹”才被從大連押解到了瀋陽。
在“虎豹”鄒顯衛涉嫌組織黑社會團伙等罪名的案件審理過程中，一併揭露出謝紅軍、汪永明、楊福玉、於景波、董吉運等一大串貪婪腐敗的司法工作人員、官員。
2003年8月18日上午，在瀋陽市中級法院對謝紅軍等三人開庭審理的法庭上，原遼寧省大連監獄監獄長謝紅軍、副監獄長汪永明、四監區監區長於景波站在了被告席上，他們本來是管理罪犯的，如今卻自己成了罪犯，這一結局令人深思。
據悉，檢察機關共控訴謝紅軍5項罪名：徇私舞弊減刑、暫予監外執行罪、失職致使在押人員脫逃罪、受賄罪、行賄罪和挪用公款罪。檢察機關還控訴汪永明犯徇私舞弊減刑、暫予監外執行罪、失職致使在押人員脫逃罪和受賄罪；控訴於景波犯徇私舞弊罪、失職致使在押人員脫逃罪、受賄罪和貪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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