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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逃跑中的陶金國(化名)被杭州警察制服在地時，他突然聲嘶力竭地大叫着：“我是一名艾滋病人，不要抓我，不要抓我……”他企圖以這句話作爲擋箭牌試圖逃脫因爲扒竊帶來的懲罰。事實上，陶並非有意嚇唬警察，他的確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艾滋病病毒攜帶者。據他交代，他並不是在杭州的扒竊團伙中唯一的艾滋病病毒攜帶者。這令杭州市西湖區公安分局刑偵大隊副隊長王擎昆異常不安……
11月17日，杭州警方破獲一廣西鹿寨籍扒手團伙。當天中午，26人落入法網。之後，警方對這些人進行血清化驗，竟發現26人中有12人被查明攜帶艾滋病毒。當天晚上，杭州市西湖區公安分局將其中一名被查證感染艾滋病毒的覃某刑拘。這是杭州市警方首次刑拘艾滋疑犯。
杭州警方爲之震驚。
荒唐邏輯扒手主動感染艾滋
11月20日，晨報記者奔赴杭州，採訪了杭州西湖區公安分局。
該局刑偵大隊副隊長王擎昆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26名被抓獲的扒手中，除了12名被確診爲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外，他們還被診斷出患有肺結核、乙肝、丙肝等多種疾病。目前，警方已經燒燬了他們的衣服，換了統一服裝，將他們分別羈押在當地看守所和戒毒所。
據王擎昆介紹，被抓獲的26名扒手在他們被抓獲的一剎那，都聲稱自己是艾滋病人。
“得了艾滋病，警察就不敢抓了。”被抓獲的覃某向警察如此解釋。爲此，他曾經用注射器把艾滋病同鄉的血抽出來，注射進自己的身體內，讓自己成爲艾滋病病毒攜帶者。
“這個邏輯實在荒唐。”王擎昆覺得有些不可思議。然而，更加荒唐的是，許多扒手在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後，並不恐慌，竟然普遍認爲“只有吸毒纔是救治艾滋病的唯一方法。”爲此，他們又拿出偷來的錢財去吸毒，其中幾個被強制戒毒過後又復吸。據警方瞭解，這些扒手大多都是用一支針管大家輪着扎，結果是互相被感染。
另一件事情則令王擎昆感到問題的嚴重，當地某派出所抓住一個小偷，查出一封來不及發出的信，信裏他讓同鄉趕快來杭州，他在信中說：杭州人錢多而且好偷，杭州警察也不打人，只要你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
刑偵大隊一位資深警官告訴晨報記者，據抓獲的一名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小偷交待，他們最愛去超市、商場、菜場。他們經常出現在杭州的東站、文一路、教工路、西溪路附近，翠苑夜市及周圍的錄像廳、高校附近的草坪、翠苑的農貿市場等地方。他們覺得最好偷的部位是雙肩包和上衣口袋。最容易得手的地方是：夏天的湖濱草坪—————很多人在那睡覺，往往被偷了還不知道，有些青年光顧談情說愛，手機放在身邊很易被偷。夜市—————結伴購物，說得很熱鬧，包被割了還渾然不知。
問題嚴重6年查出百餘艾滋扒手
王擎昆說：“這些人大多是外來人員，最表層的危害是構成治安隱患，但他們以艾滋病爲由更加讓人擔心，一方面他們自身間相互傳播，另一方面傳播給其他人羣的可能性也很大。”
據悉，今年3月，杭州西湖警方在一次反扒竊活動中抓獲10名犯罪嫌疑人，這些人來自廣西，都有偷、拎、扒的犯罪行爲。10人中有5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警方當晚只得無奈將這5人釋放。
而早在1997年5月29日，西湖區公安分局就摧毀了一個外省在杭的特大吸販毒盜竊團伙，抓獲涉案人員50多名，其中有18人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
於是，“艾滋病”這個詞首次在警方案卷中出現。杭州方面爲此包了一節火車車廂遣送他們回鄉，然而，負責遣送的警察還未回到杭州，幾個被遣送者已在杭城露面，不到一個星期，這18個人又陸續回杭。
從那時到現在的6年間，杭州警方在這些扒手人員中累計查出了100多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他們中84.8%是青壯年，年齡最小的才12歲。
“因爲多年走南闖北流竄作案，一些嫌犯對各地犯罪成本也有比較，他們認爲，在杭州偷竊比較容易。”王擎昆說。
那名姓覃的艾滋病扒手還告訴王擎昆，“杭州人比起廣州人愛顯財、膽小。杭州人的錢夾多放在外衣口袋裏，廣州人放在裏面衣服的口袋裏；杭州人自我保護意識差，大媽買菜時把錢放在透明塑料袋裏，小姑娘逛街喜歡把手機扣在雙肩包的帶子上。”
同時，王擎昆告訴晨報記者，在杭州市疾控中心的統計人數中，有的就是警方發現的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後來，杭州市疾控中心根據公安提供的資料，曾對這部分感染者進行隨訪，有的被告知死了，有的被告知好多年沒這個人消息了。
“那麼您估計，到底還有多少類似的攜帶艾滋病毒的扒手流竄在杭州？”記者問王擎昆，他的回答是：“不少，但很難掌握到具體數目。”
法律空白抓人之後還得放人
對於這些無知的攜帶艾滋病毒的扒手，當地警方顯得非常無奈。
西湖區公安分局刑偵大隊施警官向晨報記者講述今年6月19日發生的一起針對艾滋扒手的打擊活動。
當日晚上8時左右，區刑偵大隊“反街頭犯罪活動小組”來到杭州市古蕩區一家超市門口。
“這片地區處於城鄉結合部，周圍有許多學校，學生多，又全部是露天的小攤，這些艾滋扒手最愛挑這種地方下手。”施警官說，他當時和同事許警官一前一後，穿行在那裏熙熙攘攘的人羣中。
“其實，我們對‘獵物’的一切情況，早已瞭如指掌，他們大多租住在附近民房裏；當時，活躍在這一帶的吸毒者有十幾名，大部分來自廣西某縣，因共享針頭吸毒而感染了艾滋；他們每天晚上出來，就是偷東西，然後買毒品。”
施警官告訴晨報記者：“我們經常這樣跟着他們，一直等他們正在行竊時，把他們抓住，讓他們把東西歸還失主。然後，放了，沒辦法。”施警官雙手一攤，無奈地搖搖頭。
有趣的是這些人在被抓時也從來不反抗，“因爲他們知道抓了之後我們還得放他”。
攜帶艾滋病毒的違法犯罪分子應該怎麼處置？這不光是施警官所在一地公安部門所面臨的困惑。施警官說，他第一次抓到攜帶艾滋病毒的小偷後，“我們報防疫站，他們登記完就走了。我們問，人怎麼辦？防疫站說他們不要。我們也沒敢把他們關起來，那麼多人關在一起，如果他把別人感染了，誰負得起這個責任？”
“從某個角度看，警察與艾滋病扒手的故事更像是一個黑色幽默，我們每天跟這幫人打游擊，抓進來，至多幫事主拿回物品，然後放人。”說此話時施警官一臉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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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杭州市兩會期間，一位來自政法系統的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份《關於切實重視解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吸販毒違法犯罪人員收容治療問題》的議案，建議在杭州建立收治這類人員的工作機制，對這類因患艾滋病等傳染性疾病而難以執行勞改或勞動教養的人員進行封閉式集中收容、觀察、治療。另據瞭解，溫州已開始籌建一個專門收治傳染病的違法犯罪人員的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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