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總統布什也許沒想到，他赴英訪問的前腳尚未邁出，英國人居然已發出“誰邀請你來”的詰難。10萬人的遊行大軍已做好上街的準備，反戰聯盟更是要把布什的模擬雕像放在著名的特拉法加廣場拉倒，像美軍拉倒巴格達中心的薩達姆雕像一樣。
儘管英國首相布萊爾一再勸說人們，別攪和了這次正常的國事訪問，但60%的英國人認爲，布萊爾和布什的密切關係對英國來說是一件壞事。布什被列爲“最不受歡迎的美國總統 ”之一，他訪問的目的被解讀爲“僅僅在白金漢宮攝幾張華麗的照片爲大選作秀”。
爲什麼昔日的“一家人”突然來得如此彆扭？當白宮前所未有地提出在倫敦劃出一個隔離區以保證總統安全時，“美國例外主義”馬上涌入英人心頭。實際上，美國已經變了，讓歐洲人感到陌生，讓美國人感到奇怪。
美國的例外主義
九一一事件發生的當天，布什莊重地說：“夜幕降臨在一個不同的世界。”兩天後，老布什宣稱“美國可以獨自前行了”。兩年後，人們普遍感到美國是一個與以往不同的國家，用19世紀法國作家托克維爾的話說，就是“美國例外”。現在，布什實現了這種“與衆不同”。
美國在許多方面都顯得鳳毛麟角：國民人均收入在工業國中最高，卻也是在工業化進程中西方唯一販賣過奴隸的國家；是世界上民主制度實現最徹底的國家，也是犯罪率最高的國家；在發達國家中稅率最低，卻能支付起在軍事、教育和公益事業上的世界投資之最。
但這些只能說是美國的特徵。真正的“美國例外”是美國第一任財長漢密爾頓1787年所說的，美國人得到保佑是“由於他們的行爲和榜樣”，無論人類社會發生怎樣的變化，美國人都能做出正確的決定。布什秉承了這種“高人一等”的思想，在九一一週年紀念上說，“美國人的理想是全人類的希望”。這與林肯的美國是“地球上最後、最好的希望”之說前後呼應。
布什領導下的美國充滿“例外”：可以沒有理由攻擊一個主權國家、可以甩開聯合國單獨行動、可以在大幅減稅的同時大量開支、可以用宗教的名義開戰和聚集國民團結。酷愛民主的美國人，可以容忍“布什小圈子”在國家事務上的一手遮天。
但歐洲卻明顯感到美國變得不可理喻。很多歐洲人認爲，美國的強大“在於對法律和道德的尊重，而不是武力制服”。但現在，美國正好反其道而行之，公然蔑視國際法，轉而信服“武力就是道理”。
無論在價值觀和外交事務上，美歐間的二戰以來“你唱我和”的和諧不見了，隨之而來的是“老歐洲”、“違法者”之類的相互謾罵，以致讓歐洲人達到翻臉的程度。即便在關係特殊的美英之間，布什和布萊爾之間總有某種“只可意會、不能言傳”的彆扭，不像里根和撒切爾夫人、克林頓和布萊爾一樣具有“天然的默契”。
美歐的分裂還表現在宗教觀上。歐洲對多種宗教持平等和寬容態度，承襲着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思想：宗教是現代化的敵人；文明越進步，宗教就越會退出社會舞臺。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被歐洲人評爲最深刻的金玉良言。但布什總統卻在提倡宗教，並且身體力行。當他把對阿富汗、伊拉克的戰爭稱作“十字軍東征”時，歐洲人感到這簡直就是與歷史潮流背道而馳。
在愛國主義上，美歐也在分道揚鑣。英國《經濟學家》分析說，歐洲的愛國主義是對民族、出生地和母語的自豪，而美國的愛國主義是對國家及其意識形態的雙重效忠。一個法國人不能變成非法國人，但一個美國人可以成爲非美國人，只要你拒絕“美國信條”。九一一後，美國的“非理性愛國”混合着黷武意識、偏執思想和宗教歧視，令歐洲人瞪大眼睛，爲之驚訝。
美國內部的分化
美國是“一個民族，兩種文化”。“一”是指美國人信奉同一種宗教，強調家庭價值觀，有實證主義傾向。“二”則指傳統主義者和世俗主義者的分化，他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九一一後，美國人在政治上的最大變化是，共和黨的支持者在增加，民主黨的支持者在減少。這種變化使布什總統的言辭頗具“最高指示”意味的同時，也分解着美國人的樂觀主義。共和黨人對美國前景更爲樂觀，民主黨人則比克林頓時代要悲觀；共和黨人不相信國內情況會變糟，民主黨人則非常着急。
兩大政黨也在分化。共和黨內的分化不是鷹派和鴿派(政見相同，方式各異)，而是世界主義與單邊主義(政見不同，方式更不同)。民主黨內，主流派對“美國例外”的認同感在強化，非主流派則反對美國和特立獨行。
美國的分化導致出近年來最醜陋的選舉：2002年喬治亞州的參議員選舉，民主黨候選人在越戰中失去手臂，居然被共和黨人醜化爲近似奧薩馬和薩達姆之類的“軟蛋”，因爲他沒有勝利者的姿態。
對美國的快速變化，全球的人們都感到不安，就連美國人都有種“欲說還休”的古怪感。不過，美國的制度似乎可以保證任何人、任何政黨都不可能走得太極端。英國人抗議布什訪問只是敲邊鼓，明年的大選可能纔是“治病救人”的手術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