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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1904.11.25—)，原名李堯棠，字芾甘。1927年至1928年在法國留學，開始文學創作，1929年《滅亡》發表並引起轟動，使他正式走上文學創作道路。1949年以後，歷任中國文聯常務委員、副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上海市文聯和作協上海分會主席。現任中國作協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
他的作品經歷了幾個變化，上世紀30年代發表的長篇小說“愛情三部曲”《霧》、《雨》、《電》，“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以激烈的情感噴發來傾吐對不合理社會的痛恨和對理想社會的執着追求。而後對現實有了更深層的認識，開始關注小人物的生存悲劇，發表了《慈園》、《寒夜》等感情更蘊藉、思想更深刻的作品，爲後來的研究界更爲推崇。
“文革”後，拷問自我和現代中國知識分子靈魂的《隨想錄》1989年獲全國優秀散文(集)、雜文(集)榮譽獎。1982年獲意大利“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軍團勳章”。1990年獲蘇聯“人民友誼勳章”，日本“福岡亞洲文化獎特別獎”。
你可以想象那樣一羣青年男女，怎樣抱住他小說裏的人物一起哭笑
巴金已經垂垂老矣，病臥在牀，對於今天的世事已經不再能夠思考和觀察。世界的滄桑鉅變已經無法進入老人的視野。
他是那個時代僅存的大師，他的存在仍然讓我們有機會緬懷那個早已成爲歷史的時代，讓我們思考中國現代文學的價值。
李健吾曾經指出：“巴金先生是幸福的，因爲他的人物屬於一羣真實的青年，而他的讀者也屬於一羣真實的青年。他的心燃起他們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們悒鬱不宣的感受。他們都才從舊家庭的囚籠中衝出，來到心嚮往之的都市；他們有憧憬的心，沸騰的血，過剩的力：他們需要工作，不是爲了工作，不是爲了自己(實際是爲了自己)，是爲一個更高尚的理想，一樁不可企及的事業；而酷虐的社會——一個時時刻刻請求苟安的傳統勢力——不容他們有所作爲，而社會本身便是重重的罪惡。這些走投無路，彷徨歧途，春情初動的純潔青年，比老年人更加需要同情，鼓勵，安慰……他們急於看見自己——哪怕是自己的影子——戰鬥，同時最大的安慰，正是看見自己掙扎，感到初入世被犧牲的英勇。於是，巴金先生來了，巴金先生和他熱情的作品來了。你可以想象那樣一羣青年男女，怎樣抱住他的小說，例如《雨》，和《雨》裏的人物一起哭笑。”
巴金的作品如此鮮明地表達了“五四”一代人的全部熱情，也體現了他們的侷限和矛盾。
他是“五四”青春精神的最好象徵
巴金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兩個階段對於中國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個階段是從他開始創作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這一階段巴金作爲一個小說家不斷以他的傑作影響着他的讀者。這個階段是他的創作最爲活躍，對於中國社會不斷構成衝擊的時期，也是創造力強大的時期。他在創作了大量的小說和散文隨筆的同時，還編輯刊物主辦出版社，對於當時的文學界有巨大的影響。
當時巴金聲望的來源主要是他的《激流三部曲》，其中以《家》爲人們熟悉，被視爲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作品。由於其中對於傳統大家庭的複雜和壓抑的深入表現，變成了許多電影和電視劇的源頭。但其實巴金的許多作品都有自己的不可替代的意義，他的《滅亡》、《愛情三部曲》和《寒夜》都是感動中國的作品。
他可能沒有魯迅的憂憤深廣，也沒有茅盾的鞭辟入裏，但他的強烈激情，強烈的對於青春衝力的渴望卻讓他成爲“五四”青春精神的最好象徵。而他對於“人”的持續探索也使得當時的青年爲之震撼。
巴金產生巨大影響的第二個階段是1978年之後，在這個時代，他主要的代表作是他的五卷《隨想錄》，這些短章是巴金對於“新時期”文化的重要貢獻。他在這一階段的作品表現了一個老人強烈的人道精神和對於社會開放和自由的渴望。第一個階段，他的作品期望讓“人”從傳統社會的束縛和壓抑中解放，從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秩序中解放。而第二個階段，他的作品則對於“文革”和歷次政治運動造成的傷害做了深入的反思，重新提出了人的解放的觀念。這種解放的要求，這種不間斷地探索和表現“人”對於美好世界的追求，正是巴金的寫作最讓人感動的一面，也正是“現代性”文化的啓蒙精神的最好表徵。
《家》《春》《秋》有某種張恨水式的調子，讓他成爲流行作家
巴金自開始寫作以來，就以率真的、自白式的強烈風格感動了他的同代人。他的作品中充滿了對於傳統秩序的憤懣和仇恨，也充滿了知識分子的浪漫情懷和對於新的生活的渴望。他的成名作《滅亡》現在並不廣爲人知，主人公杜大心的悲憤和痛苦都顯示了巴金對於人性探究的深度。杜大心式的絕望是強烈熱情和幻象的一種特殊的表現。從《滅亡》開始，巴金就接觸了“革命”和年輕而敏感的知識分子的關係。這裏的知識分子渴望和底層的人民建立聯繫，卻仍然極度孤獨和極度敏感。
真正使巴金進入大衆流行文化的無疑是《家》《春》《秋》。
這些作品至今仍有強烈的熱情，卻又有曲折的情節，有類似“情節劇”的催人淚下的力量。通過這些作品，巴金真正變成了一個當時高度流行的作家。中國內地城市的壓抑，傳統大家族的勾心鬥角，感傷的情緒和複雜的糾葛，都讓當時時代青年之外的主要閱讀羣體——市民階層也迷戀這些作品。我們今天熟悉的覺新的軟弱和他與梅的情感、瑞珏的難產等情節都是我們在“鴛鴦蝴蝶派”小說中熟悉的，是容易得到當時的市民品味認可的一種“現代性”。
“講真話”的追求一直是巴金執着的信念
經過了解放後的許多波折和歷練，新時期之後的巴金通過《隨想錄》留下了一個老人對於生命的關切。他的“五四”情懷仍然是文章的主調，人道主義的同情，對於自由精神的追求仍然時刻體現出來。《隨想錄》的第一篇是《談〈望鄉〉》，其中通過爲當時上映引起爭議的日本電影《望鄉》辯護，對於人道主義的情懷進行了再度的重申。《隨想錄》無論是懷念逝去老友親人，還是分析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世象人心，或是懺悔自己的人生失誤，都貫穿着這種人道主義和自由精神。“講真話”的追求一直是巴金執着的信念，這種信念在他的晚年也表現得格外清晰。他的坦誠無僞的表達再度顯示了作家的精神世界的力量，這使他穿越了歷史，在“新時期”文學中起到了一個“五四長者”的作用。
巴金曾經在二十世紀曆史的關鍵時期感動過中國，這種感動已經銘記在歷史之中。可能他的作品的高度的價值已經迴歸歷史，也不斷有對於他的作品的表現方式和思考方式的質疑，但他無疑是二十世紀中國的青春精神和現代性的象徵。
巴金當時追求的可能就是今天人們的日常生活
我想，他的自由精神對於今天的全球化時代的市場社會來說具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方面，他的追求和探索爲社會生活的多元化和價值選擇的多元化提供了前提和條件。無論是《家》、《寒夜》，還是晚年的《隨想錄》，巴金都有強烈的“世俗關懷”，都期望人們的世俗生活更爲豐富多彩。而這種豐富多彩似乎在消費文化中得到了相當的滿足。在這一方面，其實巴金的思考和今天的消費時代的價值有相當的相關性。我不認爲，巴金和今天的消費文化就完全格格不入或對立。相反，巴金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開啓了人們多元選擇的可能。巴金當時追求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今天人們的日常生活，巴金的努力可能正是今天我們擁有的多元性的開端。
另一方面，巴金的理想精神當然也是對消費文化的平面化和簡單化的參照和反思。他可以讓我們認識到我們精神生活的某些片面的因素，他對於“庸俗”的批判，追求一種不斷提升自己的價值的努力仍然是我們所需要的。他能夠讓我們反觀消費文化的弱點和問題。消費文化具有的僅僅追求市場成功和物質滿足的方面當然是巴金所反感的。《隨想錄》其實也涉及了這方面的問題。在這一點上巴金也給了今天的人們很大的啓迪。
巴金雖然老了，但他青春的精神卻因對真理的堅持而永遠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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