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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虛歲計算，1904年到2003年，巴金可算是百歲了。在中國著名作家中，巴金是最長壽的。此時，這位老人正靜靜地躺在上海華東醫院的病房裏。
當然無奈。視寫作爲生命，視爲讀者供奉新鮮精神食糧爲己任的巴金，無時無刻不在爲喪失奉獻能力而感到不安，他甚至“憤然”自責：“士兵常常死在戰場上，我爲什麼不可以拿着筆死去?作家是靠作品而存在的，沒有作品就沒有作家。作家和藝術家只能活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活在自己的藝術實踐當中。”
對於這位將自己的全部生命意義歸結爲“付出”、“給予”，而不是“接受”、“爭取”的文壇泰斗，人們有着太濃的情緣、太多的思念。
生命的意義在於奉獻。這是巴金的人生信仰和行爲準則。20世紀30年代，他應友人之邀，擔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駱駝祥子》、《人生採訪》、《日出》、《雷雨》、《北京人》、《死魂靈》、《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羅密歐與朱麗葉》……一大批優秀中外名著，都是他在任時奉獻給讀者的。然而，他這位大編輯卻分文不取，全是義務的。那時，他就說：“我一直保持着這樣一個信念：生命的意義在於付出，在於給予，而不是在於接受，也不是在於爭取。”20世紀80年代，無錫、成都的一些小朋友寫信給巴金，尋找理想，尋找愛心。巴金在給孩子們的回信中多次寫道：“我思索、我追求。我終於明白，生命的意義在於奉獻而不在於享受。”“人活着要給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添一點光彩。一心爲自己，一生爲自己的人，最終什麼也得不到。”
巴金奉獻給社會的財富是巨大的。他從不喜歡口若懸河誇誇其談。他說話簡明扼要，說一句是一句，也可以說是一語中的。尤其是歷經了“文革”苦難之後，他力戒空話、套話，決心掏出自己的心，把它交給讀者，他要說的話都已寫進用了整整8年時間完成的《隨想錄》之中。《隨想錄》是巴金晚年獻給社會的一大財富。它的成功不在於文學成就，而在於巴金的真情、勇氣，對真理、科學的呼喚。由此他贏得了海內外讀者的尊崇。在不能將更多的作品奉獻給社會和讀者以後，巴金以其他方式實踐着自己的信仰。那就是，他將自己所有的藏書，一本一本整理後，捐給了國家。他還不斷地隱姓埋名，向“希望工程”、災區人民捐出自己的存款。他奔走、呼籲，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
1994年，是巴金生命走向衰弱的一個轉折點。這年，他在校完26卷本的《巴金全集》後，着手《巴金譯文全集》的整理和校閱。這位老作家和青年人一樣，每天伏案工作8小時以上。不幸，發生在一瞬間,他在起身取一本書時，脊椎壓縮性骨折。由此，他住進了醫院。
巴金曾經充滿激情地這樣說：“我寫作只是爲了一個目標，對我生活其中的社會有所貢獻，對讀者盡一個同胞的責任。如果我的作品能夠給讀者帶來溫暖，在他們步履艱難的時候,能夠做一根柺杖給他們加一點力，我就十分滿意了。”他又說：“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筆，它點燃火燒我自己。到了我成爲灰燼的時候，我的愛，我的感情也不會在人間消失。”
頑強的巴金，這一次不僅從病牀上坐起來了，而且還投入了工作。他校完了10卷本的《巴金譯文全集》，還爲每卷寫下了激情洋溢的《代跋》。他覺得心中的話還沒有說完，於是又拿起筆，寫下《告別讀者》一文，這是他直接表露與讀者感情的最後一篇文章：“《譯文全集》編好，十篇《代跋》交卷，我真的應該告別了，何況我疾病纏身，工作能力已經喪失。我常說，自己不是一個文學家，我寫作、我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並非我有才華，也不是我精通外文，只是我有感情，對我的國家和人民，我有無限的愛，爲了表達這種感情，我纔拿起筆。最近，我常常半夜醒來，想起幾十年來給我厚愛的讀者，就無法再睡下去。我欠讀者的債太多了!我的作品還不清我的欠債。病奪走了我的筆，我還有一顆心，它還在燃燒。它要永遠燃燒，我把它奉獻給讀者。”
這篇短文寫成於1996年的炎夏。對於一個正常的人，完成幾百、幾千甚至幾萬字的文章，都不是太難的事。然而，對於一個病弱的老人來說，就是幾個字，如果沒有一種精神、沒有一種毅力，也很難完成。巴金在晚年寫成的文章，大多是在這樣的狀態下進行的：家中客廳通向陽臺的門前，有一張兩尺多的小書桌和一張木製靠椅。每天早飯後，巴金就在家人的攙扶下來到這裏，開始一天的工作。
在我的認知裏，中國作家中能有像巴金那樣散淡情懷的人，確實寥寥可數。說實在話，當我與巴金心靈對話時，心中常常不是喜悅的述說，而是難以言喻的感傷，之所以會產生如此的心緒，是巴金一生的創作年表啓迪了我。這位穿越了現、當代歷史經緯的文學泰斗，年輕時曾寫出《家》、《春》、《秋》、《滅亡》、《寒夜》等長卷的大作家，曾以他那支多情的筆，影響了當時無數青年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巴金以他的銳利筆鋒，挑開了舊中國封建家族的大幕，呼喚着新時代的一輪驕陽。遺憾的是從新中國成立一直到“文革”結束，在這長達二十多年的光景中，除了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他隨軍入朝寫下了小說《團圓》(後被改編成電影《英雄兒女》)外，一直到“文革”結束的1976年，老人留下了漫長時間內的文學空白。這種文學的空白，裏邊藏滿了難以言喻的人文滄桑，如果以巴金年輕時的文學成果來對比巴金的後20年，讓人產生出一種田園荒蕪的感慨———這不是巴金的個人悲哀，這種空白幾乎覆蓋了中國文壇的一代元老(包括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一生安然自處與世無爭的巴金，同時也不能逃脫時代文殤賜予他的文學傷痛。我想，如果沒有那些年頭的極端政治，使文學陷入傳聲筒和圖解手段的話，巴金的作品一定會比現在豐腴得多。因爲那年代的時間總和，約佔巴金年輪的四分之一，加起來有幾千個日日夜夜之多。因而，當老人到了生命晚年，面對夕陽靜思其苦樂人生時，老人情不自禁地呼籲文人要說真話，而不是違背心意的連篇假話。在巴金《真話集》的後記中，我聽到了老人晚年的心語，他引證了人人皆知、但未必人人都能理解了的安徒生《皇帝的新衣》的典故。回眸流逝過的年代，他說：“在羣臣皆說‘皇帝新衣真好看’的時候，只有一個小孩子高聲喊出真理：‘他什麼衣服也沒穿!’”這是巴老晚年借安徒生的那則童話，留給人世的一部醒世箴言。儘管耄耋之年的巴金寫字時手在不停地顫動，但是巴金那老而彌堅的心田，卻比任何時期都要挺拔而深邃———《隨想錄》的出版面世，就是最好的證明。
把心交給讀者，爲讀者着想，爲讀者奉獻，是巴金70餘年創作生涯的生命線。當我看到這位百歲老人，依然在生命線上與病魔對峙拼搏時，不禁流下了熱淚。巴金，這位穿越了20世紀風雲歷史的偉大作家，必將與人類的文化並存，像宇宙間的星辰一樣，永遠閃爍着聖潔而明亮的光輝!
我真誠地祝願巴金健康長壽、藝術生命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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