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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監區監區長張德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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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世成是第一批進入艾滋病監區的獄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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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獄警鄭剛和同事王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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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這道鐵門，這裏更像是醫院，而不是監獄。 |
畢業於司法警官學校的鄭剛在上學時做夢也沒有想過，自己以後的工作會是和艾滋病服刑罪犯打交道。“怎麼說呢，後來的工作和當初的想象差距挺大的。”已經在本市西青監獄五監區幹了3年獄警的鄭剛說。
鄭剛和他的同事們每天的工作基本上都很固定，如果不是值班的日子，他們按時來到單位，點名、巡查監室、安排罪犯勞作、談心、幫助罪犯郵寄家書等等，鄭剛說，“在這裏工作的時間長了，也就習慣了，和其他工作並沒有什麼兩樣，只是這裏的罪犯有些特殊，對待這些艾滋病罪犯應該更加細心，很多的管教工作要從人文關懷的角度出發。”
-走進艾滋病監區-
艾滋病監室在西青監獄五監區，在這個監區裏，除了關押着若干名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服刑罪犯之外，還包括患有肝炎、肺結核等傳染疾病的服刑罪犯。
監區大樓外牆貼着整齊的瓷磚，顯然這是一座建設時間不長的建築。通向五監區大樓的不遠處有一塊明顯的標誌牌，牌子上寫着：傳染病區。
五監區的張德順監區長說，“因爲五監區的‘特殊性’，這裏平常是嚴格控制外來人員進入的，因爲在津服刑的所有患有傳染病但又不夠保外就醫條件的罪犯，全部關在這裏。”監區大樓的一層是醫院，顯然是爲了方便這些特殊“病人”就醫而設立的，醫院的規模同普通中小型醫院差不多，一些應急的醫療設備也配備得比較全面。“一般的病症，在這裏治療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張監區長說。
通往二樓的樓梯口處，有一道鐵柵欄，這道柵欄之內就是監區，是罪犯服刑的地方。“幾名患有艾滋病的罪犯就在二樓服刑，和普通罪犯的監室沒有什麼區別。”一名監獄警察說，顯然他對這裏的生活已經習以爲常了。樓道里是消毒水的味道。監獄警察告訴我們，每天這裏都要多次消毒和通風，畢竟這裏的病人的病很特殊。
二樓是監區。同樣一道鐵門，鐵門後面是長長的走道，在走道的兩側，是監室。這裏的監室和普通的宿舍幾乎沒有什麼兩樣，只是門上多了一道鎖，每個監室有四五十平方米，同樣的牀單，同樣的被褥，同樣的服裝。在每個監室裏，還有一個桶裝水的立式飲水機，“他們的體質本來就弱，所以監獄裏能夠做到的事情，儘量就多做一些。”張監區長說。
罪犯在室內做着簡單的手工，主管警察說，天氣暖和的時候，罪犯每天有一大段的室外活動時間，曬曬太陽，呼吸一下新鮮空氣。最近，天氣冷了，而且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罪犯自身的免疫功能下降了很多，露天活動容易感冒，所以就暫時取消了室外活動，但是每天的室內通風不能少，也會在固定的時間做做操。
-艾滋病罪犯的生活-
劉豐(化名)是在2001年因爲販毒被判刑的。在被公安機關羈押之後，就做了血液化驗，化驗的結果是艾滋病病毒呈陽性反應。劉豐是在吸毒時，與他人共用一個針管而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
“一知道結果之後，我傻了，想哭都哭不出聲音來。”劉豐告訴記者。他覺得自己完了，不知道哪天就會死掉。那一段時間，他特別怕聽死字，對生命的話題非常敏感。“我甚至希望法院判我死刑，那樣我就可以徹底地解脫了。”劉豐也曾經想到過自殺，但是沒有勇氣，他感到很無助，因爲自己一是罪犯，二是艾滋病病人，只要和這兩條任何一條沾邊，就可以有足夠的理由讓所有的人遠離他。
從被刑事拘留到轉到監獄服刑前，劉豐一直被單獨關押着。他特別渴望能和人說說話，這樣可以緩解自己心理的壓力。“當時，我覺得結果就這樣了，誰會和一個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罪犯說話呢，我也許會一個人死在監區裏，然後就被擡出去火化。”那一段時間，劉豐總做這樣的夢。
轉到西青監獄艾滋病監區後，劉豐的生活改變了。不僅有服刑的罪犯和他住在一起，而且監獄警察也經常和他聊天。“因爲都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大家對這個問題都很敏感，開始在一起的時候都回避這個話題，後來大家覺得有點自欺欺人，你越是迴避，心裏頭越虛。就像所有醫院的病友一樣，互相交流病情，然後大家互相鼓勵，時間長了，心裏的壓力反倒沒了。”
劉豐曾經問過和他談話的監獄警察王旭，“和我坐這麼近，您不怕被傳染嗎？”王旭笑了，“艾滋病病毒的傳染途徑你知道嗎？”
這個問題把劉豐問住了，可是也給監獄警察提了個醒，從那時開始，艾滋病監室就不定期地爲這些服刑人員講一些治病防病的知識。
現在，劉豐和那些所有艾滋病罪犯已經習慣了這裏的生活，可以吃到新鮮的蔬菜和雞蛋，可以一起看電視，可以定期做血液化驗，可以呼吸到新鮮的空氣和看到燦爛的陽光。
-艾滋病監區的監獄警察-
“我一直瞞着家裏人，主要是怕他們擔心啊。”2000年從部隊轉業到監獄工作的劉世成四十多歲了，由於工作的特殊性，他認爲，“有時不解釋比解釋要好。”
2001年6月15日，天津市監獄管理局領導批准成立艾滋病監區的時候，幾乎沒有人知道艾滋病到底是什麼。“主要是那時對艾滋病知識不瞭解，只知道那是不治之症，人一旦被傳上就完蛋了。”劉世成一回想起領導準備讓他進監區時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
當警察就要服從命令，心裏發憷也不行啊。有着多年從軍經歷的劉世成和所有的警察一樣，接受了在當時人們認爲頗具挑戰性的任務。
2001年6月15日，第一批獄警開始進入艾滋病監區。那時他們連呼吸都閉着嘴，一從監室出來，就趕緊到水龍頭前洗手，一遍又一遍地洗手。有的警察提出，警察上崗時能不能戴個口罩，可是這個想法當即又被他們自己否決了。因爲穿上警服，再戴上口罩，不僅顯得不嚴肅，而且容易和罪犯從心理上產生距離感，不利於管教工作的開展。
艾滋病監區成立幾天後，是6·26國際禁毒日，在電視上大家看到了一個讓人震驚的畫面：防艾愛心大使濮存昕和一名艾滋病病人握手擁抱。監獄警察們也想像濮存昕那樣同那些艾滋病罪犯近距離接觸，但是大家還是心裏沒有底。
讓艾滋病監區的警察徹底打消顧慮的是，監獄局爲他們請來了艾滋病醫療專家、本市性病防治中心主任朱效科教授，對獄警們進行了艾滋病知識的培訓。在那次培訓上，獄警們知道了艾滋病有血液傳播、體液傳播(性行爲傳播)和母嬰傳播三種方式，艾滋病病毒根本不會在空氣中傳播，所以同這些艾滋病病人一般性地接觸，不會被傳染上。
教授在結束培訓後，來到了艾滋病監區，和服刑的艾滋病病人握手、交談，一位獄警說：“人家教授是享受國務院津貼的專家，專家都和艾滋病病人這麼近距離的接觸，我們還有什麼顧慮呢？”
“我們每天都要和他們接觸，這是工作也是命令。”獄警鄭剛說，“從局領導到監獄領導爲我們考慮的很多，我們不歧視那些艾滋病服刑罪犯，和他們近距離接觸就是最好的管教工作，可以讓他們安心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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