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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句口號對許多中國人來說耳熟能詳，因爲它作爲審案政策已實行了幾十年。不過最近，繼武漢市公安局、遼寧省撫順市檢察院之後，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也悄悄將這八字佈告從看押室牆上撤下，代之以《犯罪嫌疑人權利義務告知書》，承認被訊問人有沉默權。
香港《大公報》報道說，撤下“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不僅僅是簡單地放棄一句口號，而是內地人權保障事業的又一個進步，也標誌着司法理念的重要轉變。
報道認爲，“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當然起到過威懾罪犯心理、加快破案進度等作用。但由於這個政策重口供而輕證據，很容易引來刑訊逼供的後果，是許多冤假錯案之所以產生的根源之一。這些年來，內地司法制度改革加快，越來越重視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保護。但在一些地方，屈打成招的情況依然屢見不鮮，陝西麻旦旦“處女賣淫案”等引起公憤的案件，仍時有所聞。
這是因爲“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的背後，其實就是“有罪推定”原則：被抓了一定是有罪的，有罪的就必須老實招供，否則便是抗拒，就得從嚴懲處。這與現在司法文明所倡導的“無罪推定”是南轅北轍的。“無罪推定”是保障被訊問人基本權利和人身自由的前提，只有在“無罪推定”的原則下，被訊問人才有權保持沉默，而由檢控機關負責舉證。所以，放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標誌着“無罪推定”已正式取代“有罪推定”，成爲內地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則之一。
“你有權保持沉默，你說的每一句話都可能成爲對你不利的呈堂供證。”這著名的“米蘭達忠告”，時刻提醒被警方限制自由者用法律保護自己，表達了法律在有其尊嚴一面的同時，還有着對人性的關愛。五年前，國家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個《公約》中有一條：“凡受刑事指控者，不得被強迫作不利於自己的證言或者被強迫承認犯罪。”這一點，在美國、法國、加拿大以及日本等許多西方國家的法典中，是一條比較普遍的條款。但內地的《刑事訴訟法》對此還沒有明文規定。所以，要真正將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權、承認被訊問者的沉默權落到實處，內地還要根據國際公約的精神和國際司法慣例，修訂有關法律，使之與現代文明司法制度相銜接。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確實曾對促使真正的罪犯放下思想包袱、協助警方或檢方破案起到過積極作用。那麼，摒棄這八字政策，會不會使一些願意坦白自己的罪行以圖減輕處罰的人，因失去“從寬”的希望而頑抗到底呢？其實現代文明的司法體制，已經就此有相應的安排。如在許多國家，被告人若同意作有罪答辯，就有可能換取檢察官在指控上的讓步，或者在量刑階段提出有利於被告人的建議。這一規定與“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雖有所類似，但根本不同點在於被告人的坦白與合作，是完全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上的，而不是被“抗拒從嚴”的政策所嚇出來或逼出來的。這樣的制度被許多事實證明是有效的，值得納入內地的法律規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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