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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他，發現這個國家
12月8日，中國新總理的第一次訪美之行首站紐約。在那裏與華僑相聚的溫家寶言及臺灣，感慨不已：這一灣淺淺的海峽，確實是最大的國殤，最深的鄉愁。沉重的話題在這詩般 的言語中一如有了月光的籠灑，溢滿柔情。
一位看電視直播的華僑老人難耐這被撩起的激動，用英文向不解這一“homesick”的美國記者唸誦着：
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
這是余光中的一首《鄉愁》，在這樣的時節，這樣的場合，中國總理在這樣的一聲應和中，拉開了他首次正式訪美的帷幕。
在趕往華盛頓抵達安德魯空軍基地的9日傍晚，溫家寶在儀式之後未依常規回車，而是踏雪走向前來迎接他的華僑華人，施以“突然襲擊”式的握手道謝，在場華僑華人喜出望外。一位網友將出身於農民家庭的溫家寶比作美國的林肯總統，留下這樣的留言：“我愛我們的溫總理，因爲他是個誠實的人……而且他打心底裏熱愛人民，尤其是窮人。”
樸素、坦率、真誠、親民，溫家寶的氣質，不僅感染了華人世界，在初到美國的兩天，還激起了奉仰平民政治的美國人的加倍好感。“這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中國人，”在紐約一家電臺工作的羅伯特·曼德斯在他的稿件中這樣寫道，“同我們想象中的不一樣。”
雖然對於許多美國人來說，溫家寶還是張新面孔。但對於美國媒體來說，這個名字早就不陌生了。1998年中國大洪水、2003年非典疫情、艾滋病日同艾滋病病人的握手，“溫家寶”這個名字的含義漸漸在美國的媒體中從技術官僚變成了英雄。
讓美國媒體有機會進一步欣賞這位中國新總理的，是溫家寶在訪美之前接受《華盛頓郵報》主編唐尼采訪的舉動。唐尼在採訪之後給出的評語是：風度翩翩、言辭得體。
“風度翩翩、言辭得體”八字評語，其實正化解了不少評論者對於溫家寶訪美的這樣一個擔憂：以內政掛帥、長於經濟工作的溫家寶，是否能夠勝任這次局面複雜的對美訪問呢？
對於這樣一個問題，美國政府則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尋求答案的。還在溫家寶來訪之前的一週，美國政府便召集諸如傳統基金會這樣的智庫“嚴陣以待”，最重要的議題之一，便是溫家寶的從政經歷與領導風格。
結論是這樣一個褒揚之辭：一位有智慧而且個性溫和的改革者。這也意味着白宮認爲，這是一位他們樂意與之打交道的中國領導人。
4年前，美國人對於來訪的溫家寶前任——朱鎔基表達了同樣的敬意。在當時瀰漫全美的反華氛圍下，美國人驚訝地坦言：我們發現這個人物，也發現這個國家。
在地理大發現500年後，依然還有國家等待“發現”，這就是中美兩國關係無與倫比的個性。
2003年，新的中國總理來到美國，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主持開盤，高興地豎起右手拇指預祝吉市；在世貿遺址敬獻花圈，沉默地寄託哀思；談及中美貿易關係，寓語“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對鮑威爾說，我們都學地質專業，我們也都有一個苦難童年；對布什講，我們一定會談得很好，因爲我也是一個坦誠的人。
在這個歲末的冬季裏，溫家寶用一種溫暖的心態和方式來演繹自己的對美首訪；他並不掩飾自己對美國的好感，稱這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在這短短的4天時間裏，他必須讓這個偉大的民族“發現”他，更要讓美國人“發現”另一個他背後的偉大民族。
又到總理訪美時
“此去多艱，重任在肩。”這是國內外媒體對溫家寶此次美國之行的預評。
有別於傾向於傳遞兩國關係基調的中美元首訪問，中國總理的對美訪問務實風格明顯。一如當年朱鎔基前往美國是要消除美中諸多分歧中的誤解，並爭取對方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溫家寶此去，同樣是要碰觸到那些屢屢讓中美關係“煩心”的事。
日程安排未見特別，會見華僑與美國商務人士，參觀美國大公司，與美方談中美貿易、臺灣問題與朝核問題，在大學發表演講……這些都是中國領導人訪美的傳統項目。
例外的，是溫家寶此次訪美的時機。2003年的年底，其實已到了美國4年一度大選年的關鍵時刻，這個時候的美國，熱鬧而微妙，兩個坐蹺蹺板的美國政黨，很是需要尋些傢伙來招呼對方。而中國問題，往往正是怎樣拿都趁手的利器。
1992年，在對臺軍售上大搞動作的，是跟中國領導人私交頗深的老布什；1996年，出動航母向中國的對臺軍演施壓的，是曾一度被認爲“對中國最友好”的克林頓；4年後，輪到布什抨擊克林頓的對華政策了，“保衛臺灣”、“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等言詞立刻讓人感覺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味道。
美國大選年，最高權位被爭奪得死去活來，而美國的對華政策，在這節骨眼上也便最容易搖擺起來。每一次從搖擺再到穩定，中國付出的成本實在不菲。
搶在2004年上半年美國大選前夕，中國總理前往美國，這在中國對美外交歷史上是第一次，其中化被動爲主動的意圖非常明顯。在這個意義上，溫家寶的訪美在這個時節成行，本質上便是一次危機公關的外交，而時下因爲美中貿易逆差導致的中美摩擦，與陳水扁的“公投衝線”舉動，更增強了這一訪問的危機公關色彩。
正如有評論指出的，不在這個敏感的時刻去做工作，原本只有一分殺傷力的貿易摩擦和臺灣局勢，便極有可能傷到中美關係三分，損及中國利益五分。所以在得到布什關於明確反對臺灣“公投”的表態之後，溫家寶的這次危機公關算是功成一半了。
這是中國對美外交的一次革新。革新的背後，是中共十六大報告的一個基本判斷：未來20年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既然是機遇，就應該起而行之。觀照自“9·１1”以來中國在反恐、伊拉克戰爭、朝核問題上的姿態，溫家寶的訪美，其實一脈相承。
這樣一箇中美新局，顯然不是某些觀點認爲的，是繼朝戰、越戰之後的中美第三次對抗；也不如另一派所認爲的，是繼二戰、抗蘇之後的第三次聯盟——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所言的“中美關係正處於歷史上最好的時期”，顯然有外交辭令的成分。
新局之爲“新”，只在於中國的屢屢主動發力，使得中美之間的互動狀態更趨於平衡。而中國對美工作發力的本質，就是要以具體的行動和言語明示對方：對於自“9·１1”以後美國界定的核心國家利益，諸如反恐、防核擴散，中國不予挑戰，而且願意給予協助；同樣，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也希望美國給予尊重甚至協助。
現實背後的歷史邏輯
中國的總理，是中國政府的“大管家”，而對美關係，是他不管不行的一件大事。
溫家寶之前，以中國總理身份正式訪問過美國的，還有朱鎔基和當時雖名爲副總理、但實際上已經在爲中國擘劃改革開放之策的鄧小平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理爲華國鋒 等。中國總理們的美國之行，各以當時的具體環境和訴求行事，但事隔多年後統觀之，其中圍繞中國核心國家利益的一致邏輯未曾中斷。
1979年1月底，中美剛剛建立的外交關係尚未“滿月”，爲自己能夠開創新的戰略三角而興奮不已的美國人決定趁熱打鐵，邀請復出之勢已經明朗的鄧小平訪美，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欣然而往。
鄧小平9天的訪美行程，目的明確：第一，在合作制衡蘇聯全球霸權擴張的基礎上，中國準備對越南進行自衛反擊，美國必須發揮牽制蘇聯的戰略作用；第二，考察最大的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模式，爲中國的改革開放思路提供參考。
就在鄧小平回國之後10天，對越自衛反擊戰展開；而改革開放的征程，也因爲在這一年開始有了中美貿易額的確切統計數字——雖然僅僅不到25億美元——而邁開了最初的幾步。
這之後中美關係起起伏伏，起作用的是各自的國家利益及發展變化的國際形勢。1982年8月，中美簽訂《八一七公報》，使得3年以來幾使兩國關係嚴重倒退的美國對臺軍售問題暫告解決。兩年後，1984年7月，中國政府正式宣佈申請“復關”——申請恢復在關貿總協定中的締約國席位。而在1984年，中國也已是“關貿總協定”理事會及其附屬機構的永久觀察員。
在1980年代之後，各主要西方發達國家中，只有美國一直不肯給中國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和“普遍優惠制待遇”。也就是說，一旦改革開放啓開了經濟生產的閥門，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套用一句最省力的形容詞，是日新月異；中美貿易在這時候便已有了諸多摩擦。解決類似摩擦，鬆開經濟巨龍的桎梏，中國政府積極醞釀“復關”。這樣的一番努力，一度被複雜的國際政治變動所打斷，中國的“復關”最終沒能如願，但中國政府已經不再懷疑這樣的一個方向了。
所以當1999年的4月中國總理朱鎔基訪美時，他是要再續前力，推動中國“入世”。
當時美國國內的反華氣氛是很難讓人樂觀的。美中貿易逆差、科索沃戰爭、人權問題、核機密間諜風波等等，都爲朱鎔基的訪美行程增添了陰雲。中國代表團以最大誠意提出的“入世”談判條件，也最後因爲克林頓聽信“仍有談判空間”而未被美方接受。不過在兩國簽訂的聯合聲明中，美國明確表示年內強力支持中國“入世”。
而此時，臺灣地區爲2000年地區領導人競選的造勢活動已經緊鑼密鼓地展開，民進黨與陳水扁、李登輝的“臺獨”言論引發臺海不安，而美國關於要在包括臺灣地區在內的東亞部署TMD地區導彈防禦體系 的動向，尤其增添了中國領導人對這一重問題的擔憂。
在記者招待會上，朱鎔基用美國人熟悉的歷史和邏輯回答：“美國總統林肯當年反對南方獨立和分離，不惜使用武力，在臺灣問題上我們應當向林肯學習。”這個回答，據說還頗令美國記者琢磨了半天。
時隔4年，中國已“入世”兩週年，中國出口貿易紅紅火火之餘，中美貿易摩擦也擦出了不少火花；而海峽的對岸，又有人在爲翌年選舉而冒險挑釁。中國新一任總理溫家寶在這樣的背景下前往美國。在這一刻，他是爲中美關係以及臺海局勢的現實危機而去；而在歷史的邏輯裏，他其實是爲中國這25年來一以貫之的國家意志而去。
邏輯背後的國家意志
從1979年初到2003年底，這無疑是中國轉型關鍵的25年，轉型的內容其實很簡單：通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鄧小平前往美國，是中國自己要“開門”，打開中國過去30年間對外部世界、尤其是對西方世界緊閉的國門；而無論是“復關”還是“入世”，則是要“進門”，要走進世界貿易組織這一國際經濟大家庭之門；如今的溫家寶總理訪美，是中國在“進門”之後的主動作爲——進一步理解環境、吃透規則、建立渠道。
這一切，都緊扣着中國這25年來認定的時代主題與自己的核心任務——迅速發展經濟。經濟，當然不是爲了發展而發展，其最高的價值與最終的訴求，是富國強民。
1979年無疑是一個分水嶺。此前意識形態掛帥的時代裏，治國者認定上層建築的改變將必然實現經濟上的超英趕美；1979年展開的改革開放，正是對此進行了逆轉式撥亂反正。全力發展經濟，並以經濟的發展爲基本動力來促動整個國家的變革，最終提升綜合國力。
躋身強國、復興大國的夢想與意志，在這樣一次逆轉中尋到了一個起點和過程。對於自近代以來蹣跚曲進的中國而言，這個起點與過程殊爲不易，所以鄧小平要將“經濟發展”以“一箇中心”的惟一形式定位爲中國的首要國策，除非“爆發世界大戰”，否則要幾十年、100年不變。他甚至說：“誰改變，誰垮臺。”
經濟發展的使命，只能在面向世界的方向中尋到路徑。從“開門”到“進門”之後的25年間，中國不斷消解“一國建成”的餘緒。按照改革開放初期的說法，是要“充分利用國外資金和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經驗”，到現在，就有一個更時髦的說法——在全球化浪潮中積極參與全球的分工合作。搭建中國的復興大廈，許多材料還必須向外頭找去。
中國總理訪美背後，還存在這樣一個明而不宣的題中之義：如果說存在超越經濟發展這一中心任務與首要國策的問題，那便是中國的國家主權與安全問題。
鄧小平首先排除了一種可能，“世界大戰打不起來”。對於中國的主權與安全構成威脅的，在這25年時間中是另外兩者：邊患——尤其是蘇聯的威脅，與臺灣問題。
鄧小平訪美，確認了中美聯手製約蘇聯霸權的戰略關係，及至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北患暫告一段落；而臺灣問題，卻始終成爲中國一再向美國聲明事關自己最大國家利益的主權與安全關注，雖然中國非常在乎自己經濟發展的空間與成就，但倘若臺海局勢脫繮而去，中國是可以暫時放棄經濟發展任務及已經取得的成就而武力阻獨的。
經濟全球化狂飆突進，美國是最大最發達的經濟體；國際政治博弈反覆，美國是一國獨大的強權；臺海局勢波詭雲譎，美國是除兩岸當事方之外惟一具有影響能力兼意圖的平衡手。這樣的局面之下，中國的國家發展與主權安全，一手攻，一手守，都成爲必須同美國打交道才能實現的國家意志。中國總理的訪美，一再將兩者集中爲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呈現到對方面前，其基本訴求，是要爲發展興國創造條件，爲國家主權與安全排除隱患。
這是中國內政在外交中的最大延續，也是中國外交的核心，乃對美關係的本質所在，更是考察25年來中國政府治國之道的一個視角。
1989年10月，其時中國面臨自1979年以來最不利的國際環境，而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故地重遊，來到北京。一個月後就將退休的鄧小平對他意味深長地說：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擔任職務，十年來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絕對不會改變。我相信我的同事們會這樣做。
鄧小平所言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絕對不會變”，有兩點非常突出：一是他當時便對尼克松明言的“誰也不能阻擋中國的改革開放繼續下去”；二是他在那兩年會見來訪外賓時強調得最多的——中國人嚇不倒，國家的主權、安全問題要始終放在第一位。
雖是十餘年已往，但從溫家寶提出“中美貿易五原則”的懇切，到白宮會談時“(美國)反對臺灣單方面改變現狀”的當面確認之中，我們可以發現，對於鄧小平所說的兩點，他的同事們確實奉爲圭臬未曾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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