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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3時許，和平大鐘在南京江東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廣場隆重落成，簡短的儀式後，各界人士依次撞響青銅大鐘66次。渾厚、凝重、悠揚的鐘聲久久迴盪在冬日南京城的上空，人們以此爲66年前慘遭侵華日軍屠殺的30多萬亡靈祈禱，向全世界傳達熱愛和平的心聲。
昨天，紀念館廣場蒼松挺立，寒氣襲人。參加落成儀式的400多位各界人士面向大鐘默然肅立。大鐘兩側兩根黑色的石柱上鐫刻着兩行白色大字：撞歷史警鐘，祈世界和平。大鐘高3米，寓意30萬遇難同胞。總重量6.6噸，表示於遇難同胞66週年祭日鑄建。蒲牢爲醒獅造型。鐘面上部紋飾爲30朵梅花和56個祭字，下部紋飾爲66朵浪花中映襯66個和平圖文，撞擊點爲醒目的和平鴿造型，表達我國56個民族及濱江城市南京人民勿忘歷史、愛好和平的心願。下襬口徑爲1.937米，意爲南京大屠殺始發時間1937年。鐘體正面由書法家啓功書寫鍾名，背面刻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以史爲鑑、開創未來”16個大字。兩側刻有銘文和浮雕。該鐘由14位旅日愛國華僑捐資50萬元鑄造，外形仿明式青銅古鐘樣式，是目前南京城最重的一口鐘。
儀式上，江東門紀念館分別向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軍事博物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等9個國內博物館和美國亞尼桑那紀念館、日本廣島原爆資料館、日本長崎和平資料館等6個國外博物館贈送了和平大鐘紀念鍾。
可以原諒，但是不可以忘卻
80歲的森本利根老人是在南京教書的一位日本籍老師。昨天，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記者問了他一個問題：“您對日本年輕人在政府的刻意隱瞞下，根本不知道這段歷史，怎麼看？”老人的回答卻叫記者心中猛地一震。他說：“忘卻歷史的不僅是日本人，我在南京這些年，跟南京的年輕學生說起這段歷史，有人也會不在乎地說，都過去那麼久了，還提他幹什麼？”
多可怕，魯迅先生當年那篇《爲了忘卻的紀念》真的說對了，屈辱的歷史，是誰在忘卻？
森本利根老人在日本是位著名的版畫家，昨天，他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贈送了他親自設計的3枚藏書票。第一枚上是一黑一白兩隻“歷史證人的腳印”，象徵着陰陽兩界相隔和生死別離。腳印中間刻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以史爲鑑，開創未來”。第二枚上觸目驚心地畫了一隻殘缺胳膊，5根手指痛苦地彎曲着，背景是大屠殺倖存者李秀英和“殺人競賽”日本士兵的畫像，底下4個大字寫着“溫故知新”。第三枚的正中央是和平大鐘，三根立柱和頂上的五個環象徵着死難的30萬同胞，背景是遍地的骷髏。
“我和我的民族，面壁而坐，我們坐得忘記了時間。在歷史中的1937年12月13日裏，以及自此以後的六個星期中，我們體驗了慘絕人寰的屠殺，體驗了被殺的種種疼痛。那種奇恥大辱，在我遼闊的大地一樣的心靈中，如狂雪繽紛，袒露着我無盡的思緒。……”當20名南京曉莊師範的女學生，身着白衣，立於銅版牆前，緩緩念出這首由“軍人詩人”王久辛創作的長詩《殘雪》時，日本老人緩慢而清晰地對記者說道：“你們已故的周恩來總理說過一句讓我很感動的話：，‘可以原諒，但是不可以忘卻’”。快報記者高路
今天上午，33分鐘警報悼同胞
12月13日，是南京人心中永遠的痛。1937年的今天，侵華日軍攻佔南京，大肆屠城，血流成河，30多萬同胞慘遭殺戮。近年來，每逢此日，南京城都要多處同時鳴放警報，以此祭奠大屠殺遇難者亡靈。
與往年一樣，今天上午的警報從上午10時開始，一直持續33分鐘。警報將時而高亢有力，響徹雲霄；時而低沉嗚咽，如泣如訴，如不屈者的吶喊，似遇難者的哀鳴。工廠、碼頭和車站等地也將同時鳴放汽笛。在陣陣撕人心肺的警報聲中，人們或佇立沉思，或默默哀悼。警報提醒每一位南京人，絕不能忘記國家和我們這座城市曾經遭受的恥辱；警報也表達了南京對和平未來的珍惜與嚮往。
400封“難民信”講述大屠殺前後逃難的南京人
這是400多封珍貴的信件。
這些信件都來自南京江南水泥廠的職工和經理。
1937年，當戰爭的陰影日益逼近時，江南水泥廠的員工們分三路開始了在全國各地的逃難。在相互的通信中，他們記錄下了日本侵略者的殘暴，記錄下了戰時生活的艱辛，記錄下了對家國的忠誠，更記錄下了對和平的嚮往。
60多年後的今天，收藏家葉德興經過一年的尋找，使得這批“難民信”重見天日。
收藏家葉德興：13頁“難民信”引出的故事
去年11月的一個下午，葉德興接到老友的一個電話：“老葉，我這邊有一封信，說的是南京大屠殺期間一個南京人如何逃難，非常感人！你趕緊過來看一下！”葉德興當晚就騎車來到朝天宮，把這13頁已經泛黃的信件仔細看了一遍。通過這封普通百姓寫的信，葉德興彷彿看到了寫信人從1937年12月1日至1937年2月25日間，近3個月艱苦的逃難過程。他當即以300元的高價買下了這封寫於1938年3月10日的信。
收藏了這封信，葉德興越發欲罷不能了。他反覆地看着這封信，腦子裏總是想着一個問題：在奔走逃亡的日子裏，這封“難民信”並不是寫給家人報平安，而是在向江南水泥廠的虞宗溎經理彙報他的逃亡經過和廠裏的一些情況。看來，江南水泥廠在南京大屠殺前後還有很多不爲人知的故事。他立即憑着在南京收藏行家中的關係，開始四處收集有關江南水泥廠的所有資料。這時，有關江南水泥廠的資料已經散落到了全國各地。從去年11月份到今年4月份，近半年的時間裏，葉德興花近萬元買下了一堆又一堆的老資料。“難呢！”葉德興告訴記者：“每次收集資料都是求人，一般他們開價多少我就給多少，還有兩次都是拿我的一些珍貴的收藏品去交換。有一次，一個‘小鬼’開口就向我要一份老紅軍1943年的日記做交換，爲了他手上的那份資料，我一閉眼——給了。”
葉德興比劃着告訴記者，一堆堆買來的有關江南水泥廠的原始資料散落了一屋，七零八落的很難整理，他左一張右一張，幾乎是一張張拼湊起來，終於找齊了400多封難民信。這些信件完整地記錄了江南水泥廠的經理、職員在南京大屠殺前後的逃亡經過：1937年末和1938年初，他們的足跡遍佈唐山、蘭州、天津、山東、河北、河南、安徽、浙江等近20個省份，江南水泥廠經理虞宗溎、副經理趙慶傑、孫柏軒，抗戰期間在上海避難。其中200封是處於1938年日軍大舉進攻華中、華南時期寫的，詳細敘述了因戰亂造成逃難、避難時所見的事實，揭露了日軍侵華而發生的一幕幕極爲悲慘的情景。
爲了整理這些信件，葉德興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他細細地整理，把相同類型的信用厚紙板隔開，在厚紙板上標明自己總結的信件中的主要內容，還用紅星的個數區別信件的重要性。葉德興告訴記者：“下面的文章還遠遠沒有做完，這麼多的‘難民信’流落到了民間，我還是要努力地找更多的信件。只有這樣，才能更完備地反映大屠殺前後百姓的生存狀態。”難民信全面反映講述戰時中國
在葉德興家中，記者看到了標爲1938年初編的江南水泥有限公司棲霞工廠(南京總店)職員避難通訊錄。一份只有幾頁紙的薄薄的手抄小冊子記錄了江南水泥廠幾十名員工避難後的通訊地址。其中，經理庾宗溎“民國二六年十二月一日離廠赴蕪湖，五日離蕪赴漢口，十九日離漢經港於二十八日抵港”。而葉德興收集到的第一封長達13頁紙的信，正是江南水泥廠職工劉漢增從天津寫給經理庾宗溎的，逃難過程中的艱險在這封信中可窺一斑：
“兩日不眠、水食未進、乞諸軍人方得一餐充飢，連夜又遽走沙河集站，天明有兵車一列，因擁擠過甚不得乘……三日未水未食，渴則飲於稻田而已，所以力竭體疲精神頹喪。幸遇同鄉，供以食宿，次日奔嘉山又借宿同鄉之茅屋中”。因爲日軍瘋狂侵略，軍隊士兵及難民四處逃散，滁州、濟南、青島交通受阻，只好徒步逃難。途中，一行四人爲了避免被搶，“將每人攜款各計九百元，從中各提出洋四百三十元，埋於地下，……以防再被搶掠。”然而，在逃難中依然慘遭土匪七人入宅搶掠，“尖刀小銃恐嚇逼索財物……友人李君被刺三刀幸衣厚而爲刺深。”
此外，逃亡到其他省份的江南水泥廠職工也在逃亡信中講述當時全國的狀況。
安徽：日本的飛機轟炸宣城，平民遭受傷亡；
昆明：避難者眼睜睜地看着一對夫婦被炸遇難慘死；
武昌：避難者曹誠請求工廠救濟他家，以免餓死，願用田房契約抵押。
南京：守廠的賈秉舟、蔣立山代表全廠職工寫信，請求發食米作工資。
上海：庾經理給散落在全國的江南水泥廠職工回信，僅葉德興收集到的有關庾經理的信件就有200多封，庾經理在信中把物價猛漲比喻成“如風箏脫線，直上雲霄，毫無止境”。
在逃難的後期，天津另外一名避難者在信裏憂鬱地寫道：“忽被病魔所困，幸經醫治數次，現已漸痊，然處斯荊棘之境且兼貧病交加愁腸百結，其苦尤甚……希早見和平曙光，拯諸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以重見清平也。”上海避難同人也在信中希望“年豐民安，早見和平。”
七旬老人回憶5歲時的難民生活
葉德興收集的400多封信中，有關南京大屠殺期間留下來守衛工廠的徐莘農的信就有20餘封。日前，當徐莘農的女兒徐爾欣知道父親當年的信件竟然還在時，十分激動。自己5歲時的記憶在父親熟悉的字跡下逐漸清晰，昨天，已經七十多歲的徐爾欣老人對記者回憶了六十幾年前的歷史：
那是1937年的12月初。父親是留守江南水泥廠的負責人，逃難只能由母親帶着：自己家3個兄妹、嬸嬸的三個幼小的孩子、年事已大的祖母、外婆和嬸嬸的母親，照顧外婆的十幾歲的小保姆，再加上母親和嬸嬸。12個人先是被江南水泥廠的卡車送到皖南。那是一輛大卡車，簡單地蒙着帆布棚，兩條木頭椅子留着坐人，中間就留着擺行李，那是一個冬季的天氣，坐在卡車上冷的不得了。卡車到了皖南後就返回南京。剩下的日子更加難以度過。
到了皖南，經常會有空襲警報響起，一有警報，母親就讓我們幾個孩子拼命往山裏跑，而她卻從來沒跑過，每次都是一個人抱着一大堆行李，趴在行李上，生怕這些被子褥子和換洗衣服會丟掉。母親說“天氣這麼冷，世道又這麼亂，沒了被子，我們還怎麼過啊！”那時，12口人擠在一個小閣樓裏，每天都用炒過的粗鹽下飯，如果好一些了，就在粗鹽里加點蠶豆黃豆什麼的，那就已經相當好了。一家人的日子就這麼緊巴巴地過着，母親隨身帶的幾百塊錢大都用在了取暖和車船費上。在山裏避難時，母親就升個火盆，買木炭給我們取暖，讓一大家子人圍着烤火。
在外面避難的日子裏，母親每天都牽掛着身在南京的父親。她怕老人擔心，不敢和老人說，只能自己一個人嘟囔“也不知道廠裏怎麼樣了”、“不知道南京怎麼樣了”。其實我知道，母親就是在擔心父親。當去浙江的路通了之後，我們一家人立刻從金華、溫州往上海趕，爲的就是能再回到南京。1938年的4月，我們一家人終於到了上海。三天後，母親開心地告訴我：“你父親來接我們了！”當時正在生着紅眼病的我眼睛已經模糊地看不清東西，於是我就拼命睜眼睛，心裏着急“爸爸來了，我怎麼看不見啊”。這時，就感覺父親把我們幾個兄妹都摟在了懷裏。
從1937年12月到1938年4月，半年的時間裏，我的印象中從來沒有收到父親一封來信。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父親在南京守廠期間居然寫了20多封信，將廠裏的情況詳細地對經理說明，唯獨沒有提到自己對親戚的擔心。我把父親這20多封信一一看下來，只看到一句話說到我們，“我不知道他們現在在哪兒，也不知道他們現在怎麼樣了，能不能安全回來。”父親是很內向的人，一般不會把自己的感情外露，他能在給經理的心中提到這樣一句話，真的說明他對我們是時刻在牽掛着。只是正如他所說‘我的責任就是保護廠”。
20多封信讓徐爾欣看到了父親以往並沒有對他們過多提起的經歷：在妻兒老小在外地逃難的時候，徐莘農卻在安排進廠裏避難的5萬名難民的生活，“最多的時候一天大米要3000斤”，徐莘農每天都在忙碌着“領藥”、“巡視”和“安排難民吃住”。爲了保護廠裏的錢財，徐莘農在六合暫避了一陣，“用布袋把廠裏的銀元都貼身綁在身上，外面再穿上棉襖和袍子”。徐莘農後來告訴徐爾欣，在從六合渡江回南京的時候，“就看到江裏都飄着死屍，江上飄着的船上也都是死人，無人問津。”而這時，江南水泥廠附近幾十里長的公路一片焦土，農民流離失所，廠址附近許多死屍無人埋葬。快報記者郝倩
大屠殺見證人許傳音後人證實：大屠殺期間同胞曾互救
現代快報12月11日刊出《尋找大屠殺見證人許傳音》一文後，許傳音嫡孫女許以梅給快報打來電話，向記者披露了很多祖父口述的史實。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博士和美籍華人專家胡華玲博士對此極爲重視，在與許女士交流後認爲，南京大屠殺期間安全區幫助保護國人的除了外國友人，還有中國人自己。
昨天晚上，張連紅教授和美籍華人胡華玲博士共同前往許以梅家，與她交流其祖父留下的資料。許家目前保留60多張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老照片，但關於30年代大屠殺時期的很多照片都已遺失了。今年63歲的許以梅女士介紹說，其祖父上世紀60年代開始就一直由她照顧，據其祖父說，當年難民營的生活非常艱難，大家惶惶不可終日。據介紹許傳音後半生生活一直很平淡，但身體很好，上世紀70年代初去世，享年90歲。目前許傳音還有一女定居重慶、一子現居美國。
胡華玲博士表示，此次南京之行最大的收穫就是尋找到許傳音的後人以及他留下來的家庭資料，她和許女士交流了近年研究中有關許傳音的歷史資料。並表示回美國後要儘快聯繫到許傳音在美國的兒子，將美國方面的研究進一步繼續下去。
張連紅博士介紹說，南京大屠殺期間，安全區難民生活和外國友人的活動一直是研究南京大屠殺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到目前爲止，大屠殺期間幫助南京難民的爲人知的基本全是外國人，如魏特琳女士等。而根據現有史料，學術界認爲當初具體操作爲拯救國人奔走的還是中國人，許傳音就是其中之一。尋到他的後人對豐富史料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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