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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水泥廠成了難民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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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國旗旁是卡爾·昆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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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機件被日軍劫往張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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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庾宗溎、陳範有、王濤、徐莘農(從右至左)在江南水泥廠施工工地留影 |
66年前的今天，日軍侵佔南京，是天津實業家陳範有在南京創建的江南水泥廠，成了難民的臨時避護所，廠裏的職工也擔當起了保護工廠的重任。去年，當時出任該廠廠長的德國人———昆德的妻兒重遊南京，才向人們揭示了這樣一段鮮爲人知的歷史———
發現
去年年初，全南京的媒體都在幫幾個德國人尋人。早在1937年，一個叫京特的德國人曾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在江南水泥廠擔任廠長並幫助過到那裏避難的中國人，如今他的妻兒又來到南京，要尋訪當年的知情者。
當時我的外婆徐爾欣對我說：我小時候倒是有一個叫昆德的德國人和我父親徐莘農一起救過許多難民。於是我想昆德和京特沒準就是同一個人。
沒等我外婆去與他們聯繫，他們卻先找上門來。
在這些老人們的回憶中，一個曾被遺忘了的南京大屠殺期間的難民營，又清晰地呈現在我的眼前，於是，我把他們的回憶記錄整理出來，一段不爲人知的歷史，一種民族的精神又在今天重現。
1937年12月：
回到南京江南水泥廠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佔領南京，在此之後一個多月的時間裏，慘死在日軍屠刀下的無辜同胞竟達30多萬人。在這場慘絕人寰的災難中，南京江南水泥廠曾充當過給予數萬難民生存希望的難民營。
江南水泥廠是天津著名實業家、素有“洋灰陳”雅號的陳範有先生在上世紀30年代主持創建的。
陳範有先生，1898年生於天津，曾就讀南開中學、北洋大學，先後與周恩來、陳立夫同學，在當時他可以說是中國水泥行業的風雲人物。
江南水泥廠建在南京東郊名勝棲霞山東麓，北臨長江，又靠近滬寧鐵路，距中心城區約20公里，交通十分方便，而它的設備也很先進，採用了丹麥施密斯公司最先進的機器設備，還組織了高水平的化工、機械專業的技術骨幹隊伍，1937年10月建成時，它不但是全國水泥行業最大最先進的工廠，在整個亞洲也是排名第一的大廠。在建廠之初，爲安全起見，就挖了一條六七米寬、四五米深的護廠河。誰想真是風雲多變，機器試運行尚未結束，戰場上的硝煙也飄到了這裏。
爲應對這一事變，江南水泥廠天津董事會召開緊急會議，一致決定：一、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二、竭盡可能地保護工廠。於是他們首先拆卸下工廠關鍵部位的重要機件，把小一點的埋入土中，把大一點的沉到護廠河中。另外又建造了一個密室，將圖紙藏在裏面再用水泥封死，以避免被日軍發現後利用。他們還將大批的技術工人分別轉移至武漢、池州等地，造成人機分離，使工廠無法開工生產。與此同時董事會又組織了以經濟師徐莘農爲首的留守組，負責廠內的工作。鑑於德日同爲軸心國成員，丹麥爲中立國，董事會決定聘請德國礦業工程師京特爲廠長。也許在當時董事們還不會想到，正是這些決定，會在日後拯救了數以萬計自己的同胞。
1937年12月4日，京特和丹麥施密斯公司代表辛波一起在翻譯的陪同下到達了江南水泥廠。爲了迷惑日軍，保證工廠不被日軍破壞，江南水泥廠一方面對外聲稱是德商在華的財產；另一方面又宣稱機械設備不全、人員缺乏，無力開工生產。這樣一來，日寇雖費盡心機、玩盡花樣，但江南水泥廠仍能出污泥而不染。
難民擁入留守組保護有功
隨着戰事日益緊迫，敵機日夜狂轟濫炸，滬寧沿線變成了焦土一片，許多百姓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紛紛扶老攜幼四處奔逃，尋找着能安身保命之所。廠裏的留守職工也目睹着同胞的苦難怎忍坐視不管，在留守組的安排下，他們竭盡人力、物力地收容、保護他們。
留守組共有職員5人、工人38人，都是男性，其中負責人是陳範有北洋大學時的同學、經濟師徐莘農。
徐莘農，1900年生於江蘇常熟，其父徐念慈爲同盟會會員。他先就讀於北洋大學工科，與陳範有、庾宗溎等是同學，後又轉學到復旦大學商科。在大屠殺期間陳範有在天津掌控江南水泥廠董事會；庾宗溎坐鎮上海辦事處；在現場辛苦操勞的高級職員只有徐莘農一個人。
據南京市收藏家葉德興先生悉心收集的66年前的400多封原件信和徐莘農夫人———現年94歲高齡的宋依萍女士回憶：當時的江南水泥廠除了利用空餘的工房容留難民外，在廠內空曠處還搭建許多由稻草、木料製成的簡易棚屋，總面積達20000平方米以上。在難民衆多時，單身男性都羣居在大棚內，老孺病婦則在工房內居住，其他以家庭爲單位逃難的人們(這一類最多)，則分居於小棚內。爲了便於對難民的管理，徐莘農讓難民們推選出12名代表協助，他與另一職員徐震寰每天都到難民駐地查看、探望一遍，一直到1938年3月，這裏除出現過3次小火情外，無重大事故發生。
由於大部分逃難的家庭都自帶了糧食，所以在食物的問題上留守組的壓力不是很大，只要照顧那些沒有辦法自行解決的人就行了，但就算這樣也要消耗不少糧食，最多時一日消耗達1500公斤。這些糧食一般是工廠出資在農村購買，由難民中選出的代表借用棲霞寺的大鍋煮熟之後供難民吃食。廠裏原來準備當燃料的1400噸煤和木料用來取暖不成問題。
據現有資料記載，江南水泥廠收容的難民不但人數最多(超過3萬)，持續時間也最長。同時從1937年12月到1938年4月，在廠裏滯留的數萬難民中無一人因飢寒而亡。爲了照顧傷者及病患者，留守組還在難民營裏開設了診所。鼓樓醫院也在辛波的要求下，委派了兩名有經驗的護士前來支援，另外廠裏還特聘請了兩名醫生進廠，所用的藥品大多數也是鼓樓醫院捐贈的，不足之處也由廠裏另外添置。對有經濟能力的病人，他們也收取5分或1角的診費。
這裏難民的來源，除了大江南北蘇皖鄉民外，沿滬寧鐵路而來的人亦不在少數，上海、蘇州、無錫、常州等城市均有難民到這裏來避難。只要廠中管理人員得知難民來處已經平安，無日寇騷擾時，就會動員他們返鄉，其中也有不少難民自動返家，滬寧沿線的難民當鐵路恢復通車後，總是由京特出面，向日有關當局申請他們歸鄉的通行證，並用貨車車廂成批地把他們送回鄉。難民中還有一些是國民黨抗日時潰散的軍人，他們是日寇抓捕的重要對象，一旦被抓必死無疑。因此留守組對這部分人特別照顧：先給他們換着民服，後治療其傷，並讓他們混居在難民中，待其傷愈後，發給路費讓他們速回老家，以免被日寇抓捕。在這批人中就有國民黨的將軍廖耀湘。
難民營最爲成功之處在於，在南京大屠殺期間阻止了日軍進廠搶掠、殺戮。最令留守組頭疼的是周圍的土匪。一開始他們三五成羣，搶劫難民的財物，後來拉幫結派打劫商鋪、地主，他們不但人多而且武器精良。宋依萍女士證實說：“到了夜晚槍聲不絕於耳。”爲了工廠的安全，留守組以京特的名義購買了幾支火力較強的毛瑟槍，還僱傭了三名俄羅斯籍的保鏢。由於保護措施得當，工廠沒有因土匪打劫而遭受太大損失。
護廠功臣———徐莘農
根據收藏家葉德興先生收集的信件和宋依萍女士的回憶，人們不難發現江南水泥廠經濟師徐莘農在負責護廠留守組時的事蹟十分感人。
徐莘農在11月間用高價購得一小木舟來防預不測，到月底，日軍逼近了棲霞，徐莘農等因不知董事會派來的新廠長何時能到，廠裏又有原開工的啓動資金———價值一萬塊大洋的黃金和3000圓的紙幣及現洋一千多需要保管好，但這麼一大筆錢放在廠裏肯定是不安全。於是在12月1日，徐莘農把所有黃金都用布條綁在自己的腰上，並將所有的鈔票縫在棉衣裏，把現洋也分別藏在另外6個人的身上，一起渡江前往江北。
在江北的六合縣，徐莘農等人住在稅務局裏，他們白天不敢出門，夜裏不敢睡覺，生怕遇劫被盜。1937年12月6日，他們與天津方面聯繫，得知京特等已到達廠裏，但戰況激烈不要說是回廠，連出六合縣都不可能。
13日，南京城失守，日軍逼近六合，徐莘農等躲至鄉下，23日工人戴莊冒險回廠，途中雖三遇日軍但都幸未遇險。京特和辛波考慮當時情況又讓戴莊於24日返回六合並帶話給徐莘農等7人：因爲情況危險(日軍於13日開始在南京大肆屠殺無辜平民)，讓他們不要再回來了。徐莘農認爲自己身負護廠重託，且廠裏資金又都在自己手中，便毅然決定回廠。然而與他一同過江的6人中有4人不願再回廠，還提出要分錢！在4比3的情況下，徐莘農衡量利弊，又考慮到流通的問題，便將3000圓紙幣給了那4人，聲明是作爲他們逃難的費用。自己和另外2人於25日出發走了兩天兩夜，於27日回到廠裏，將所有的黃金和剩餘的大洋交還給京特保管，這筆錢成爲了難民營最可靠的保障。
京特和辛波對徐莘農等人的行爲十分感動，因爲當時工廠的財務經費十分緊張，來源有限，卻支出龐大，這兩位外國人每月雖有700圓的高額工資；還有應對汪僞自治會的費用；留守職工的日常生活開支；加上這麼多的難民……每月花費數以千計，都是靠徐莘農苦心精打細算才維持下來。
徐莘農爲了工廠，在戰亂期間卻對家中老小十多口人不能親自照料，他在蘇州家中的財物被盜匪洗劫一空，他都無動於衷，而對自己的事業和責任心卻是全心全意，鞠躬盡瘁。他在給董事會的信中這樣寫道：“保廠豈爲私人利益，實爲全體同仁前途幸福”；“我按原計劃冒萬死而保廠……”
京特和辛波功不可沒
江南水泥廠之所以能拯救如此衆多的難民，除了留守組中國職工的辛勞之外，京特和辛波這兩位富有正義感的國際友人，也起到了無法替代的作用。他們將多面德國國旗和丹麥國旗插在廠前廠後，及難民的居所附近，向日本人明確表示這裏是“屬於他們的地方”，同時還帶領着裝備了獵槍和狼狗的護廠隊日夜巡邏，以防日軍和土匪入侵騷擾。有一次，日軍在附近的攝山鎮上燒殺搶掠，京特得知後與留守人員徐莘農等，冒着生命危險，扛着德國國旗，立即前往交涉，用和平方式使日軍離開。
難民營裏開設診所時辛波自告奮勇，親自進城到鼓樓醫院尋求幫助，帶回了兩名護士和一批急需的藥品。值得大書特書的是他們還想方設法將日軍的種種暴行向世人公佈。棲霞寺的長老爲痛訴日寇的暴行，寫了一封題爲“以人類的名義，致所有與此有關的人”的信，京特將其翻譯成德文，送到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德國西門子公司經理拉貝手中，使得《拉貝日記》的內容更爲充實動人。辛波也拍攝了大量記錄日寇在南京大屠殺真相的照片，在1938年春他回國時將這些照片寄給英美兩國媒體，使它們得以公之於世。
京特，1903年生於唐山，自幼在中國長大，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他與夫人長期生活在江南水泥廠，他們的兩個孩子都出生在南京鼓樓醫院。如今災難已經過去了66年，京特也離開了人世，但中國人民是不會忘記他當年的恩情和義舉。
去年4月，南京市人民政府對外友協專門邀請了京特夫人及其子回到南京觀光，南京人民以極大的熱情歡迎了他們，並贈給他們由市長簽發的感謝狀。
“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難民在留守組的安排下一批一批地離開了江南水泥廠，然而該廠的抗日鬥爭纔剛剛開始，廠裏先進的機械設備早就讓日本財閥垂涎三尺，從1938年開始，他們多次委派三井洋行及小野田財團主管人員以“合作參股”、“租用工廠”等好聽的名義，屢屢來廠誘迫開工，但均遭到陳範有等主要董事的一致拒絕。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參戰反擊，日軍節節敗退，戰機損失嚴重，製造飛機的原料十分緊缺，於是日方擬在山東張店建一座制鋁廠，以提供製造戰鬥機的原料，他們相中了同樣可以用來鍊鋁的江南水泥廠設備。於是日夜處心積慮，不把機器弄到手，決不罷休！
1943年底，窮兇極惡的日軍再也不顧什麼“軸心國盟友”的利益了，夥同汪僞政府下令強行掠走設備。
在日寇強行拆遷設備過程中，遭到廠裏職工們的強烈反對，他們消極怠工不予合作，導致拆遷工作進展緩慢。在強迫拆遷設備時，日本人開具了所要設備的清單，然而他們所要的關鍵部件兩次拆運中均未獲得，日方於1944年6月發出最後通牒，將常駐上海的經理庾宗溎傳喚至上海日本領事館進行威脅談判，據庾宗溎的親筆記錄：
談判時間：1944年6月6日上午11時，地點：上海日本領事館。參加談判的人員有：日本領事館調查官陸軍中佐田邊幸之；江南水泥廠經理庾宗溎；日本三井洋行王-生及翻譯。
談判開始時田邊幸之大談“大東亞共榮”及當今戰局之嚴重，當談及江南水泥廠設備的時候田邊將手槍掏出來，“啪”地一聲拍在桌子上，以威脅的語氣催促庾宗溎將全部的機器設備交出，聲言知道部分主要機件藏在水中、土中，還建有密室藏匿設備，逼迫庾宗溎當場表態。
庾宗溎先說：“我所言爲私人見解，公司不負責任”；接着對田邊的“宏論”表示“欽佩”；最後說中日是兄弟之邦，本應平等互助對抗西方列強。田邊聽到如是之說，以爲自己已經說服成功，立即站起來與庾宗溎熱烈握手，將手槍插回腰間。庾宗溎見機又說出幾點補充意見，否認了藏匿主要機件之說；稱密室則是用木板釘死的，存放的是一些電線之類的一般用品與設備無關，因爲怕土匪搶劫才這樣做而已。這番談判也就拖延了全部設備的運出，直至抗戰勝利，日方的張店制鋁廠不但未能投產，連拆卸下的部分機器都未能運走。這是該廠與日寇鬥爭取得的又一重大勝利。
這種“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民族精神，《解放日報》曾在1944年2月3日加以報道。這與廠裏從董事會成員到普通工人堅決不與日寇合作的赤誠之心是分不開的。
後記
就在這風景如畫的棲霞山東麓的同一塊土地上，不同時期，先後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況，日寇橫行時，這裏聚集着許許多多虎口餘生的無辜同胞他們得到庇護和關切，這兒是他們的樂土，瀰漫着友愛溫暖的氣氛。日寇投降後，這裏被當局指定爲戰俘集中營，關押着成千上萬雙手染滿鮮血的劊子手們，他們個個愁眉苦臉，垂頭喪氣，猶如喪家之犬，看守們和周圍的羣衆對這些殘暴的侵略者充滿了憤怒和仇恨。善與惡，愛與恨，罪與罰，對比的如此鮮明，歷史如此無情，怎能不發人深思？
之所以介紹南京江南水泥廠的片段史實，就是想要從另一個側面深入揭發日寇的兇殘面目，從而進一步弘揚我各階層人民同仇敵愾的愛國精神。特別是我國民族企業家既千方百計地維護民族工業的寶貴基礎，又殫精竭慮地保護受難的骨肉同胞實在是難能可貴、可歌可泣！“南京大屠殺”鮮血淋漓的事實，鐵證如山，無法抵賴，30多萬隻少不多，容不得半點虛假粉飾。
時光流逝，它不會因某個歷史事件的糾纏而停滯，在全球一片反恐反暴聲中，我們又將送走2003，迎來2004。但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國人永遠不會忘記這慘痛的歷史教訓，像一顆種子埋藏在我們的心中，同時我們還期待着一個答案，一個公正的答案。
(本版所用照片摘自陳克寬、陳克檢著作《“洋灰陳”略傳》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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